八路军抗战牺牲将领：刘礼年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2018-05-18 16:20:32

 

　　刘礼年(1909-1938)八路军120师359旅717团政委，1938年3月31日在山西省宁武县石湖河作战牺牲，牺牲时任八路军第120师359旅717团政治委员。

　　人物生平

　　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1929年，任连政治指导员。

　　1930年，入红军学校学习。

　　1931年，任团政治委员。

　　1932年，任师政治部主任。

　　1934年，随红6军团突围西征，后参加长征。

　　1935年，任红6军团第16师第47团政治委员。

　　1936年，任红6军团第16师政治部主任。

　　1937年1月，红6军团缩编，任第53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359旅第717团政治委员。

　　1938年，随部队开赴山西宁武县抗日前线，在一次巡视阵地时，被日军炮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

　　主要事迹

　　“勇敢上前线，努力杀敌人”这是红军战士刘礼年的大哥勉励他参军的话。由于不甘心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刘礼年十三岁就参加了红军，他牢记大哥的嘱咐，在革命的队伍中英勇奋战，屡立战功。从长征途中到抗日前线，由一个红少年成长为工农红军的年轻指挥员。

　　刘礼年是莲花县路口乡人，1915年生。1928年参加红军。那时他不仅年龄小，个子也矮，带的短枪还长的打小腿。战士们都叫他“小鬼”。所在那个连的连长见了他，就对排长发脾气，说：上级怎么搞的，收这么个孩子来当红军?但是过了三个月，对他熟悉了，又觉得这孩子聪明伶俐，办事稳重，很有主见，所以很多事都乐意交给他办，甚至重要事情也找他商量了。

　　刘礼年在部队进步很快，十四岁当连指导员，十六岁当团政委，十七岁任师政治部主任。他作战勇敢，冲锋陷阵，如猛虎下山，威不可挡。但作为指挥员，却又有勇有谋，在没有充分把握之前，决不任性轻敌。有一次，部下一位连长，见刘礼年年纪轻轻就担任部队领导职务，认为他只是侥幸获得提升罢了，决没有什么实际本领。但当接触敌人时，见刘礼年沉着冷静，指挥若定，从容带领部队打垮了敌人的进攻，这才真的佩服他。1937年，刘礼年所在部队由一个军缩编为一个团，叫七一七团，是个有四千人的大团。10月份，团政治委员(原叫政宣局主任)刘道生调走，由刘礼年接任七一七团政委。

　　刘礼年不仅作战英勇，而且能文能武，工作能力强。长得又很漂亮，会搞文艺，还会编歌曲。长征途中，不管炎热酷暑，还是天寒地冻，他总是走在队伍前头，为了鼓舞掉队的战士赶上队伍，他总是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编出各种鼓动口号，以及快板、歌曲等，交给宣传队去宣传，每次歌曲编出后，先教政治局的同志，然后几个人分头到连队去教。有一天晚上，天气很冷，几个负伤的同志没有赶上队伍，大家都垂头丧气，没有劲头再赶路了。突然其中有一位说：你听，谁在唱我们刘政委编的红军歌曲呢?于是片刻间大家精神都振作起来了，几个人唱着歌，继续往前赶，不久就发现了篝火，找到了队伍。这虽然是一个传说，但也可以说明刘礼年的宣传工作在当时是很有成绩的。刘礼年身体本来就很单薄，以后在一次战斗中又中了弹，子弹穿过脸部，留了一个疤，不但破了像，而且以后内伤经常发作，日夜发寒发热。他有股拼命精神，为了革命，甘愿吃苦，不怕牺牲自己的一切。他当团政委从不骑牲口;当时干部都带手枪，而他却背马枪，带子弹袋。行军时，他不管马夫、伙夫，总是和你肩并肩走，一边行军，一边了解同志们的思想和生活情况。一到宿营地，更是忙个不停，要把全团干部战士的住宿和膳食安排好了，他才安心去干其他事情。有一天晚上他发高烧，还支撑着病体下去查床铺，给战士们盖被子。有个战士醒来，摸到刘礼年那只滚烫的手，不觉感动得热泪盈眶。

　　正因为他克己爱兵，所以受到广大干部战士的欢迎和爱戴。他下去调查的情况，保证都是真实的。有些干部之间不和，他一找谈话，就解决了问题，批评了的人也心情舒畅，从不骂人。无论是谁，没有一个讲他不好。他民主作风极好，遇到问题，总是分头争取各级干部和全体战士的意见，从不一人说了算，即使有不同意见，也是坚持摆事实，讲明道理，耐心说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挑起战火，侵略中国领上，蹂躏中国人民;而国民党反动派却一味妥协退让，不予抵抗。目睹内忧外患，作为一个爱国青年，刘礼年在长征北上抗日途中，经常给家中写信，用笔墨向他大哥倾吐胸中愁怀。1936年底，发生“西安事变”，在全国人民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同意国共合作，一致对外。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终于全面爆发了。得到这个消息，刘礼年欣喜欲狂，他到处奔走，给战士们讲团结抗日的伟大意义;并且编写抗日宣传提纲，抗日救亡歌曲，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这期间，他也多次向亲友写信，表示自己献身抗日和民族解放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1938年，刘礼年随部队开到山西宁武县城抗日前线。在这里，日本人有两个主力连，等于两个团的兵力与我们交战。而刘礼年所在的一二O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因为长途跋涉，减员很大;而且武器装备不如敌人，形势是严峻的。但刘礼年和所有八路军将士一样，深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有必胜的信心。就在交战前的一天清晨，刘礼年坐在指挥所里给大哥写下了最后一封信：

　　大哥：半年来未通讯了，弟现在八路军(即原红军改编的)服务，现在国共合作成功了，我军队伍开到晋北抗日最前线打日本，打了几个月了，打了许多胜仗。此时我正在向敌人冲锋，因此不能多写，详情以后再告。

　　四弟礼年

　　晋北的气候，早晨多雾，有时对面不见人。在一片雾霭迷蒙之中，刘礼年和团政治局锄奸部部长老袁走出指挥所，一道去巡视阵地。不远处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和炮声，敌人很快就要反扑了。两人很镇静地站在山头上，老袁端起望远镜向远处观察。刘礼年忙命令说：“老袁，你快下去，这里不安全!”老袁犹豫了一阵，经不住他一再催促，才慢慢走下山来。刚走到半山腰，只听得山头上一阵巨响，接着是一片火光，敌人一下子几十发炮弹都落在山头指挥所中，下来的人都非常担心刘礼年安全，焦急地停下来观察动静，果然不久刘礼年就被担架队抬了下来，是头部中弹，伤势很重，抬到半途心脏就停止了跳动。刘礼年牺牲后全团干部战士都痛哭起来。刘礼年牺牲时才二十三岁。

　　革命历程

　　刘礼年同志是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的政治委员，我们全团干部战士听到他的名字就感到特别亲切，大家从内心中尊重他、钦佩他。

　　刘礼年是江西省莲花县人，从小参加了革命，因为聪明能干，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十五岁就当了连政治指导员。他当指导员时，被一条驳壳枪枪壳尖打在腿肚子上，开始有人看不起他说：“哼!还没有连部的勤务兵高。”但是由于他工作以身作则埋头苦干，同战士们打成一片，关心战士们的生活和疾苦，在吃饭困难时，他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让战士们吃饱。在行军中他常常替掉队的战士背枪背包。特别是在战斗中，他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不怕流血牺牲。本来他是一个眉清目秀英俊漂亮的小伙子，但在一次战斗中他向敌人冲锋时，被一颗子弹打穿了脸部，因此，脸上留下两个深深的疤痕，嘴巴也歪了，可他却毫不在意。他因出色的工作赢得了全连的肯定，几个月后，全连同志都伸出大拇指夸奖他是个好指导员，就连该连连长也都敬佩他。

　　一九三五年，我们部队撤离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他那时在红六军团十六师任团政委。长征后期他担任师政治部主任，当时他还不满二十岁。一九三七年八月，红军改名为八路军，红六军团改为一二零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红军改名后，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团只设政训处，主任是由原红六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刘道生同志担任。同年年底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刘礼年同志被任命为七一七团政委。由一个军改为一个团，许多干部都降了几级。可是他几乎没有降级，这说明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的优秀干部。

　　刘礼年同志在七一七团任政委期间，仍然保持了红军时期艰苦朴素的作风。那时候团政委一般都住司令部，但是他不住司令部，而是和政治处刘理明主任还有我住在一起，从不单独住一间房。我当时在七一七团任锄奸股长。开始我很奇怪，问他：“你为什么不单独住一个房子呢?”

　　他反问道：“一个人住一间房子是为了摆格么?”我没做声，他又笑着说：“我们在一起住不是更便于商谈工作吗?”按照规定，团以上干部都佩戴小手枪，但是他不佩带手枪而是背一支马枪和步枪子弹，穿战士服装和草鞋，所以很像一个通讯员，根本看不出他是个领导干部。在生活上他也是和战士们同甘共苦从不搞特殊。有一次他的警卫员看他工作忙生活又艰苦，怕累垮了他的身体，于是叫厨房单独给他炒了一个菜。这事他知道后，将警卫员叫到跟前严厉批评了一通，从此以后，警卫员再也不敢单独给他加菜了。组织上给他配了一匹牲口，他也很少骑多数时间给伤病员骑，有时伤病员骑，不上去，他就亲自扶他们骑上牲口，并吩咐马夫要好好照顾伤病员，不要让他们摔下马来。马夫见他经常把牲口让给伤病员骑有些不乐意，嘟囔着说：“有牲口不骑自己走路，还要我去伺候人家……”刘政委听到后对马夫说：“我年轻身体又好，走点路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为革命负了伤，伤口还没有好，走路很吃力，把牲口让给他们骑，照顾他们不能叫伺候，我们应该讲阶级友爱嘛!”后来我和其他同志也都劝过刘政委，可是他始终坚持把自己的牲口让给伤病员骑。

　　刘礼年同志工作特别深入。经常利用行军走路的时间同下级干部战士以及勤杂人员在一起交谈。他走起路来，总喜欢用一只手抱着干部战士或勤杂人员的肩膀，有说有笑非常亲热，没有任何官架子。一路上他问长问短问寒问暖问这问那。总之，部队的思想情况、战斗情况、部队管理教育的方式方法、战士生活的好坏，有什么意见等方方面面的情况他都了如指掌。由于他深入下层密切联系群众，体贴战士们的疾苦，所以，连队的同志对他的印象特别好!干部战士、勤杂人员都愿意同他接近，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同他说，把他当成贴心人。我们警卫连有一个山西战士名叫张大宝，因为嫌部队太艰苦不想干了，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刘政委，刘政委听了觉得他很坦白，并没有责怪他而是对他说了许多道理。最后张大宝的想通了，打消了不想干的念头。

　　刘礼年同志的民主作风也特别好。他处理问题从来不独断专行，不一个人说了算，他总是要征求同级和下级同志的意见。大一点的事情他都要同其他团的首长商议办。有关营里的事他还要同营的领导商议，征求他们的意见取得一致或基本一致后，他才作出决定。当时政治处除了一个刻蜡板搞油印的张栋同志外，只有刘理明主任和我两个人。刘礼年政委、刘理明主任和我经常三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因此大事小事他几乎都要同刘主任和我商谈，征求我们的意见和看法。有些事我认为征求刘主任的意见就可以了，不需要征求我的意见，但只要我在场他还是要征求我的意见。他的这种民主作风使我们对他更加尊敬，在他的领导下我们的心情特别舒畅，干起工作来也特别有劲头。

　　刘礼年同志在战时处理问题很有魄力，非常果断敢负责任，敢挑担子从不犹豫，因为在战场上，时间就是生命。

　　刘礼年同志还善于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对落后的同志总是说服教育以理服人。一般犯了错误的人怕上级找他谈话，但是我们团里那些犯了错误的同志最喜欢刘政委同他们谈话，刘政委谈了话，包袱放下来心里痛快了，工作干劲就更大了。为什么?因为他对犯错误的同志从不吹胡子瞪眼，不谩骂不讽刺不挖苦，而是和风细雨的讲道理指出他错在哪里，错误对个人对革命事业有什么不好，如果认识不到，不改正错误让它继续发展下去，又有什么坏处等等。这样，凡是犯了错误的同志很快就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正做到口服心服。

　　有一个连队干部犯了错误，刘礼年政委找他谈话，这个干部来时低着头，眼里含着泪水情绪非常低落，但是经过刘政委谈话，这个干部的情绪马上变了，出门时脸上还挂着笑容。另外，有个单位干部之间关系不好，刘政委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找双方谈话，问题就解决了双方都表示满意。

　　刘礼年同志对原则问题从不马虎，对不良倾向从不妥协敢于斗争，对工作严肃认真，对同志平易近人，他的性格开朗，什么时候都很乐观，在非工作时间爱开玩笑。例如：他在晋西北同我们政治处的同志开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玩笑，他说：“我们政治处有个干事，家有两栋一串院，十一口人吃饭，四十五亩地，本人汉口做生意。”要我们分析这个干事是什么成分?有的说是地主兼商人，有的说是富农，有的说是富裕中农。但是他笑着说：“都不是。”他解释说：“两栋一串院即一个破房子两个大窟窿(洞)，从东边进从西边出;十一口人吃饭既是一个人吃饭，是个单身汉。四十五亩地即事实上没有(无)地。本人汉口做生意，即他是一个靠吹唢呐过日子的人。”他说完后大家都笑痛肚皮。因为他到过这个干事的家里，对这个干事的情况很熟悉。

　　当时我们部队新战士很多，想家的现象比较严重，但是部队又缺少文化人，为了活跃部队和巩固部队，刘礼年政委自己编了一支巩固部队士气的歌，首先教会刘主任和我，然后我们三个人分工各去一个营教歌。部队自从唱会这首歌，开小差的人减少了，因为这支歌的内容很好，听了很感动唱起来也很有气魄。

　　刘礼年同志也有缺点，他有事爱喝酒，喝了酒话就多。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在山西忻县官庄，他喝了酒有些醉，同部队讲话一讲就讲了两个多小时，有些话重复了好几次。当时天气很冷部队有些不耐烦了。因此我向他建议：“你讲累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再讲吧。”他同意了。回到团里他的酒醒了问我：“我讲错了没有?”我说：“错是没有错，但有些重复，战士们听了不耐烦。”他皱着眉头思考了一会儿，说：“今后我一定注意!”自那以后，再没有见他喝酒误事。

　　一九三八年一月，我们一二零师奉命反攻同蒲路，七一七团在忻县一带先后攻克平社、豆罗等车站。在平社车站反攻的第一次战斗中，一营全歼了该地守军，活捉了十七名日本鬼子。同蒲路战役我军打得日寇惊慌失措，因此调来后宫等师团由大同向我晋西北地区进攻。二月至五月间，我们团又参加了收复晋西北之河曲、保德、偏关、岢岚、五寨、神池、宁武等七个县的战役。打了三井后，部队紧接着猛追日寇并连续收复了几个县，我们追到宁武将鬼子包围在县城内。刘政委在宁武城东边一个小山头上指挥，当时政治处主任谭文邦，组织股长廖明，教育股长熊晃和我都在指挥所里，这时敌人已经被我我们打得走投无路要同我们拼命，刘政委见指挥所里不安全，就要求我们离开这个地方，我们不想离开，就对他说：“你不怕，我们还怕什么?”

　　他拿着望远镜一边观看，一边严肃的说：“我要指挥打仗，你们没有指挥任务，赶快离开这里!”于是，我们离开了指挥所，刚下到半山腰，鬼子的几十发九二式钢炮炮弹就落在指挥所，我们立即返回一看，刘礼年政委头部被炸开，人已经牺牲。见到他的遗体，我们几个人忍不住立即痛哭起来。

　　刘政委光荣牺牲，我们全团没有一个人不伤心流泪，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个文武双全的好领导好干部。至今，我们仍在怀念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