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抗日英烈薛佑之事迹浮出传奇
来源：晋城党史   2018-12-13 17:23:52

　　2015年，全国隆重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国家民政部发出公告，公布了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其中，陵川县抗日英烈薛佑之榜上有名。

　　今天，薛佑之的英雄事迹传遍三晋，平遥县2010年还竖起薛佑之烈士纪念碑。可是在1990年前50年中，薛佑之的身世却一直是个谜，究其浮现曲折过程更鲜为人知。笔者那时对此事作过详细了解。这里撰文以飨读者。

　　薛佑之早期的革命活动

　　薛佑之(又名薛维祺)是陵川县著名的革命先驱。他1907年出生于西河底乡三泉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佑之小时聪颖，他的父亲想方设法送其进入小学。佑之父亲不久去世，生活全由母亲承担。由于家庭困难，佑之采取边种地边上学的办法，1924年于县立高小毕业。

　　1925年夏天，薛佑之以优异成绩考入长治师范学校(省立第四师范)。在长师，薛佑之学到语文、数学、英语等新课程。更使他思想飞跃的是看了一些进步书刊，如从北京传来李大钊办的《每周评论》、《新青年》小报，还阅读了鲁迅、郭沫若的文章。这些文中提倡的科学与民主观点，让青年薛佑之耳目一新。他体察到当时封建军阀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生活的痛苦，接受了救国救民的革命思想。这时学校已有地下共产党，佑之积极靠近进步组织并参加了一些活动。1926年秋天，师范校长姚庸中因贪污学生的学费引起公愤。这时已加入共产党的学生赵树理、王春、常文郁组织学生罢课，上街示威，要求上司撤销姚庸中的职务。薛佑之也踊跃参加了学潮斗争，上街贴标语，开会揭露姚的丑恶事实。终于，当政者被迫撤换了姚庸中。1928年春天，当政者下令抓捕学校闹学潮的带头人。赵树理、王春、常文郁转移离开学校，薛佑之等一些积极分子被开除学籍。

　　1929年，薛佑之改名“维祺”，考入太原三晋高中。在校期间，他的学习成绩在同年级中最优秀。同时他在政治上继续靠近进步组织。

　　1930年春天，薛佑之喜得贵子。他希望孩子能在新的环境中生存，即给取名“宜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大学生组织学生代表团赴南京情愿，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在太原，中共山西党组织秘密发动学校学生声援北大的爱国行动。薛佑之和国民师范、成成中学等学校的师生上街游行，发表演说，宣传抗日救国。这时，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薛佑之三晋高中毕业回到陵川，担任了县立第一高小教员。那时，陵川尚无党组织公开活动。他隐蔽身份，利用教学之便，在青年中宣传马列主义，传播革命思想，还与学生上街游行，抵制日货，进行救亡活动。反动县政府大肆阻止，佑之毫不退让。

　　薛佑之的母亲及妻子在家闻其大闹县城心中担忧，曾劝佑之。他对妻子坚定地说：“革命哪能不担风险?我小心就是了。”那时，薛佑之为了事业常不回家，母亲多病。他的妻子艰难抚养孩子，照顾婆母。婆媳俩经常祈求苍天保佑佑之平安。

　　后来，薛佑之被调到县简易师范任教。在学生中，他不断传播革命思想。1934年6月，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李华胥到学校进行假“三民主义”的宣传。薛佑之与卫恒等在会场带头喊出：“打倒封建剥削，不要假三民主义!”的口号，并将李轰出校门，罢课20余天。闹得李下了台，学潮取得了胜利。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消息传到陵川山城，简易师范中有人指责张、杨大逆不道。薛佑之当面驳斥：“张、杨两位将军扣留蒋介石是为了迫使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正义之举，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不久，太原抗日牺盟会派徐牲之等人来陵川发展组织，薛佑之首先响应，加入牺盟会，成为陵川最早的牺盟会员。

　　1937年5月，山西牺盟总会派卫逢祺、要崇德为特派员到陵川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薛佑之主动找到他俩给予配合，尽力与原牺盟会员取得联系，还在农村和小学教师中发展会员，利用办壁报、画漫画、写标语、散发传单等形式进行宣传。抗日救亡工作在山城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七七事变”爆发后，华北危急，省城八路军工作团来领川发展抗日组织，薛佑之找到他们请缨工作。工作团派薛佑之回西河底。他回到家乡，很快在南乡庙发展起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并展开活动。

　　1938年5月，薛佑之被上级党组织介绍到晋(城)、高(平)、陵(川)牺公干部班培训。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牺盟路线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课程，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为今后领导抗日对敌斗争打下坚实基础。他学习结束后上了太原。

　　薛佑之离开陵川后，曾给家中妻子来过一次信，信中道出他工作十分繁忙不能回家的内疚，希望妻照顾好自己的母亲和孩子。还说他化名为李雪峰，革命道路上纵有刀山火海，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信末附有小诗：男儿立志出乡关，誓不成功终不还。埋身无需桑梓地，祖国何处不青山。字句中表现出他为了革命事业舍家舍身的壮志。

　　佑之的母亲和妻子看信后泪水涟涟。宜生才8岁，见奶奶和妈妈这样，忙给她们擦着眼角的泪说：“别伤心，我爸爸是顶天立地的人，他会很好的。”

　　薛佑之失联，儿子艰难曲折的寻踪过程

　　从此后，佑之就再没有了消息。

　　夜沉沉，黑洞天。薛佑之的妻子和老母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东方出太阳。她们多么希望佑之出现在眼前，或者盼来一张纸。但这希望随着岁月蹉跎一年年变为失望。生活的艰难使她的妻子在死亡线上挣扎，没办法，只好带着婆母和孩子宜生到本乡积善村娘家居住。

　　冬去春来，抗日战争胜利了，南方解放战争正如火如荼进行着。可是佑之还是没有消息。那时候，人民解放尚待时日，孩子宜生还小，没有寻亲的条件。她想，丈夫可能是走远，工作太忙不能回家;也许又成了家室?可总觉得佑之不是陈世美那号人呀!是否牺牲?她不敢往下想了。多少个夜晚，泪水打湿了枕头;多少个梦中，亲人就在身边。可醒来后，还是孓然一人。

　　好在宜生渐渐长大。他很像佑之，性格坚强。她于是将其送到小学读书。宜生成为她生命的支柱和希望。

　　这时的宜生常听母亲道说父亲，知道慈父是位有远大志向干大事，值得自己骄傲和敬重的人。他看家庭如此境遇，除了孝敬老人勤劳做活外，就是安慰妈妈和奶奶：“我爸爸肯定在世。等世道稳了，我一定去找回他来。”

　　1949年，有位薛佑之的战友叫郑其光的人给薛家捎来一封信。信中说佑之离开陵川后到了太原，再后来听说去了晋中祁县、平遥、介休，听人说牺牲了。希望家人能去那里找找。

　　宜生刚成年，看信后不相信地对母亲和奶奶说：“我爸爸不会死。我一定寻机会去找回他来。”她俩摸着宜生的头破涕苦笑了。

　　许是奶奶经不起失去儿亲的打击，不久后，她连忧带病去世了。也就是从那时起，青年薛宜生开始踏上了艰难曲折的寻父路程，历经40个春秋，直寻到花甲之年。

　　1956年，宜生在乡做扫盲工作。一天，他偶然在1954年9月的《人民日报》上，看到北京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道，还发现有一位叫李雪峰的领导参加了会议。他对“李雪峰”这个名字很敏感，于是求人找资料查了这位李雪峰的履历：1907年出生，山西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秘书长。这时，寻亲苦无觅处的宜生心中升起疑团：父亲应该是这样的人。他是不是自己的父亲?这个疑问在心头萦绕了很长时间。他决心给北京去信，于是第一封信寄出。

　　过了多半年，李雪峰从北京来了回信。但信中的话使宜生心凉：“宜生同志，我不是陵川人，请你到别处找找你的父亲吧。”宜生怎么也不相信。他想父亲可能另有了家室，有难言之处。他想再好好查查依据。

　　以后的日子里，宜生访问了家乡许多从三十年代走过来的人，得知李雪峰曾在太原领导过青年运动，也在陵川及西河底一些村庄活动过。他把查到的资料记在了好几个笔记本上，总认为李雪峰就是自己的父亲。

　　1963年7月，宜生的母亲忧劳成疾得了重病，弥留之际对宜生说：“你一定要查清你父亲的下落，那时告诉我。”宜生拉着母亲的手，流着泪重重点了点头。老人不久去世。

　　年底，又一件事情打动了宜生的心。冬天，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的李雪峰来陵川视察工作。当他的专车走到西河底乡一带时，车停下，李书记走出车外，站在高处，远望这里的山山水水，心中若有所思。在场的西河底公社党委书记郭同山将这一情景看在眼里。同山是位老革命，知道李书记在触景生情。事后，他曾对一些人谈到过这一情景。不久，薛宜生听说了这件事。听者有意，他即找到郭书记询问此事。郭书记告诉他对李雪峰的印象：筒子脸，身材高大，戴副眼镜，山西口音。宜生一听，这不正是照片上父亲的形象吗!他更相信了这位李雪峰就是自己的父亲，心中又一次燃起了“认父”的火焰。

　　“文革”中，薛宜生拣到社会上散发的传单，上面说北京李雪峰是“走资派”，发迹的“老巢”有山西陵川。他更认为自己的猜测是对的，心想就是李雪峰被打为“黑帮”，也要认这个父亲。

　　有人劝宜生：“你别痴心了，天下同名同姓的人有的是，李雪峰不可能是你父亲。”可是宜生不肯罢手，他执著地给北京李雪峰写信，给中共中央、国务院、民政部等有关部门去信。

　　后来，国家民政部给薛宜生来了回信，说明北京的李雪峰确实不是陵川人，更不是其父亲。说已通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帮助查找薛佑之的下落。

　　宜生这时才知道自己错了。他无怨无悔，没有错哪有对?没有寻父的过程，哪有今天的结果?他高兴地赶快给山西省革委会、民政厅写信，诚恳要求给查找自己的父亲。可那个时代，部门正常工作都受到干扰，有谁还顾得上落实这个无头案呢?

　　这期间，宜生工作繁忙，又要抚养五个子女，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从没有停止“寻父”的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薛宜生送来了春风。他寻父的事受到省民政厅的重视。经初步查明，抗日战争时期薛佑之曾担任过平(遥)介(休)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已牺牲。

　　1981年1月24日，晋东南行署民政局特追认薛佑之为“革命烈士”，并为薛宜生家颁发了“烈士证书”，其事迹待今后协调调查。

　　宜生心中十分悲痛，他没想到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却是父亲的死讯。他又想，父亲是为革命牺牲的，死得伟大光荣。宜生跪在母亲的牌位前，泣不成声地告慰：“妈妈，我艰辛寻父总算有了结果。我想，父亲的革命事迹也应该去查清，并找回父亲的遗骸，让他和你永远在一起。”

　　薛宜生寻父踏上了新的征程。

　　1985年是宜生寻父的一个转折年。这年4月10日，陵川县委、县政府隆重举办陵川解放40周年庆典，特邀请外地在陵川工作过的老前辈莅临参加。这次，原山西副省长卫逢祺也来到陵川。庆典中，县里组织这些老前辈到县烈士陵园揭碑。卫老在碑上看到了薛佑之的名字。在老前辈座谈会上，卫老提起纪念碑上的薛佑之，谈起自己抗战初期来领川发展牺盟会，与薛佑之共处的往事。他说，薛佑之可是陵川著名的革命烈士呀。薛老问在场的县政协主席董小苏(小苏是西河底人)，佑之有没有后人?随即小苏回答，有一位儿子叫薛宜生，现在二中工作。并把薛宜生“寻父”的传奇讲给了卫老。卫老感动地说：“宜生真是个孝子。请你转告他，有什么困难可到太原找我。”

　　卫老走后，董主席将卫老的话告诉了宜生。宜生高兴得什么似的。没多久，他就与妻子专程到省城找到卫老，与卫老促膝交谈。宜生流着泪诉说了自己30多年来寻父的艰难经过。最后请卫老能通过省有关部门，介绍自己到平遥调查父亲的事迹和寻回遗骸。卫老热情地答应了宜生的请求。

　　宜生回到陵川后，即将此事报告给当时的县委书记谢贵荣和县长马巧珍。谢、马二人非常同情他，立即指示县党史办、民政局，积极帮助薛宜生“寻父”。

　　省城卫老亲自找到山西民政厅领导，希望给予薛宜生“寻父”的支持，写信、打电话给平遥县有关领导，请给予帮助。另外，薛宜生的侄弟薛俊华此时担任沁源县县委书记。薛俊华与宜生一样怀着敬诚的心，决心让伯父的一生名标青史。他想方设法疏通了各方面的关系。“寻亲”一事得到进展，希望就要来了。

　　1988年冬天，薛俊华来到陵川，告诉宜生，他已和平遥县委、政府约好，明年一早到那里落实“寻亲”一事。

　　1989年春节刚过，薛俊华来到陵川，带上宜生及县党史办、民政局同志开赴平遥。气候乍暖还寒，宜生却遍感浓浓春意。

　　平遥县委、政府已有准备，他们组成调查组，只等陵川来人。宜生一行人到了平遥，受到县委王副书记和政府赵县长的亲切接见。他们指示调查组，带领陵川同志全面调查薛佑之的事迹。

　　一周时间，平遥与陵川一行人到薛佑之工作过的地方，到抗战时期平遥监狱原址周围，找到十几位老同志，通过座谈，薛佑之在平遥的革命事迹渐渐浮出水面。

　　薛佑之对敌斗争及狱中记实

　　据调查，薛佑之自1938年在陵川牺公干部班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薄一波领导的山西第三专署工作，任办公室主任。

　　那时日军已侵占了山西大部分地区，太原的阎锡山逃往秋林。共产党领导的牺盟会与决死纵队担负起抗日重任，在全省各县建立起抗日民主政府，组织民众展开抗日活动。

　　1939年，阎锡山制造了山西“十二月事变”，公然与共产党分裂。1940年初，薛佑之临危受命，到平遥县抗日政府任教育科长。薛佑之在县长严亦峻的支持下，首先举办起村干部与小学教师训练班。他针对一些干部对抗战缺乏信心状况进行教育，没有教材他就挑灯夜战自编。薛佑之是领导又是老师，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我党的抗日路线、方针，讲阶级压迫与阶级反抗，讲合理负担和减租减息政策。他深入浅出的生动讲解，使大家受到鼓舞，坚定了抗日信心。

　　1941年，抗日战争处于及其艰难时期。这时日军从城市到农村层层建立了伪政权。日、伪据点星罗棋布，军、宪、警、特样样俱全。敌人统治相当残酷，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失，并割断了党中央从延安途经晋中地带和晋冀鲁豫边区及华东地区的交通联系，给抗日工作带来了很大不利。

　　为了建立一条从延安经晋绥到晋冀鲁豫边区并连接华东地区的党的秘密交通线，以利于抗日干部往来、党的文件传送，密切党中央和各根据地的联系，加强党中央对各地的领导，急需开辟一条从晋西北到晋东南长约一百华里的党的秘密交通线。因为这条路线其中很重要一段要经过平介两县，所以太岳行署和晋西南工委决定把平遥县同蒲铁路以北和介休、汾阳、孝义县各划出一部分地区，成立了平介铁北办事处。太岳行署任命薛佑之为办事处主任。后来由于形势变化，又建立平介县抗日民主政府，薛佑之被任命为平介县第一任县长。

　　年轻的薛佑之上任时从平遥县抗日政府带了康石、李俊臣两个干部和警卫员赵理文，四人直奔平介县，在敌人统治的心脏地带开辟工作，建立抗日政府，以完成党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平介县约20万人口，80万亩耕地，全区无沟无山，一马平川不好隐蔽。在这样的地区开展抗日工作，其艰巨可想而知，被捕、牺牲随时可能发生。但为了建立起畅通无阻的红色交通线，为抗日做出巨大的贡献，薛佑之不顾个人的安危，出生入死，在平介地区南良庄建立起抗日政权。

　　薛佑之到任不久的一天，他和警卫员赵理文及政府干部张棣华从南良庄到仁庄村工作。由于特务告密，突然一股日伪军车队尾随追击。为了掩护薛、张二人脱险，赵理文卧倒开枪阻击敌人，双方交火一阵，赵理文不幸中弹牺牲。这股敌人对薛、张两人紧追不舍，接着张棣华也中弹身亡。这时薛佑之一人且打且退，经仁庄村到永乐村，又折向东北方向闯进下曲镇。他明背着手枪从敌人据点前镇定地走过去，转到门世村才脱了险。平介人民每提到这件事，无不竖起大拇指称赞薛佑之是“英雄虎胆”。

　　在平介县，薛佑之首先抓了政权和武装建设。他任命康石为民政科长，李俊臣为财粮科长，范克攻为教育科长，这样搭起平介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架子。同时委派张克栋、李洪、郭平三人，为平介县一、二、三区区长，建立起平介县的三个抗日区公所。接着他到太岳区争取回六枝枪，建立起平介抗日游击队，田天恭为县武装科长，各区民兵也从敌人手中抢夺回枪支，建立了区游击队。

　　县区政权建立后，薛佑之把工作重点转向改造日伪旧村政权上，惩办了个别为非作歹的坏人，由共产党员或抗日进步人士接管了被地方豪绅把持的村政权，使抗日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

　　这年平介地区闹春荒，出现了口粮和种子缺少问题。薛佑之心急如焚，他和县领导提出了“天下农民是一家，有了困难大家帮”的口号，组织起济贫小组。他带头节俭口粮，同时动员富户捐献粮食和种子。这样，既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又不误农时下了种。抗日民主政府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信任。

　　薛佑之又以政府名义颁布法令，废除了旧政权平均摊派做法，实行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的合理负担政策，把减租减息与增加雇工工资结合起来，把政策落到实处。这样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群众生活，大大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此后民主政府无论是动员青年参军参战，还是筹集军粮，套购药品，平介群众无不积极响应，踊跃争先。

　　期间，薛佑之还领导平介人民进行过“货币斗争”。当时，因平介县是新开辟县，情况复杂，各种伪币充斥市场，流通混乱。为了抵制伪币，薛佑之组织整顿了金融市场，推行地方流通卷，有效制止了流通领域的混乱局面。这项工作得到了太岳行署领导人薄一波、裴丽生的肯定和赞扬。

　　在抓政权建设同时，薛佑之积极领导人民开展对日伪的武装斗争。他组织起平介县抗日游击大队，在各区、村成立起区干队。他亲自带领县大队队员经常到日伪据点袭扰，秘密镇压汉奸，护送过往抗日干部，破坏桥梁，割断敌人的电话线，出其不意地打击小股日、伪军和汉奸特务的破坏活动。那年夏天，他带领县大队在同蒲线对敌进行了一次破袭战，割回电线123斤，破坏电杆101根，破坏大桥一座，在敌据点张贴传单600余张。这次破袭战，既锻炼了战士，又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民主政府的行动使日、伪军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敌人对新生的平介抗日民主政府恨得咬牙切齿，千方百计妄图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

　　1942年1月14日上午，北风狂叫，乌云蔽日，平遥日、伪军从左家堡村出发，闯入平介县政府活动的南良庄村。敌人见人就打，见物就抢，全村笼罩着一片恐怖的气氛中。下午一时许，日、伪军抢拉老百姓的牲口，将抢到的粮食、木柴以及布衣等财物准备驮运回宁固村据点。当敌人离村向西走了半里路时，由于汉奸赶去告密，这股敌人突然调头跑步二返南良庄村，直接团团包围了隐藏薛佑之的农民李长喜的院落。敌人进了院子打人毁物，惊得鸡飞狗跑，打得大人叫，吓得小孩哭。他们逼李长喜交出八路。为了保护群众的利益，薛佑之从房内空间隔层中跳出来，无畏地大喊：“住手!你们不要毒打无辜的老百姓，我就是八路!”敌人把薛佑之当场捆绑，随即押送到日本平遥宪兵队监狱中。

　　调查组为了弄清薛佑之在日本平遥宪兵队监狱中的情况，特地走访了一位过去对日本平遥宪兵队监狱情况熟悉，现是平遥县工商联执委的刘崇生老人。

　　刘崇生告诉调查组，那时，自己在监狱附近开着个小药店。狱中有位日本翻译官(据说是我地下党同志)常到店中买药，时间一长，就互相熟悉了。薛佑之在狱中对敌斗争和牺牲的史实，就是那位翻译官在和崇生闲聊中透出来的。

　　日军抓捕了平介抗日县长薛佑之，如获至宝，惊动了日、伪上层人士。太原日本省军司令、宪兵大队长、特务机关长、新民会长、伪副省长和日本汾阳宪兵队队长闻讯，聚集在日本平遥宪兵队监狱，密谋策划让薛佑之反水与皇军合作的毒计，以达到他们瓦解平介共产党，破坏抗日力量的阴谋。

　　日军上层为了表彰日本平遥宪兵队抓获薛佑之的“功劳”，给每人提升了一级军阶，给他们的军装肩上各添了一朵花。并明确许愿，谁能说服薛佑之投降便提升谁为少校军官。

　　为了促使薛佑之变节投降，平遥宪兵队软硬兼施，玩弄各种花招。薛佑之看透了敌人的阴谋诡计，以共产党人的应有本色，对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薛佑之一入监狱，就享受到与其他犯人不同的优越待遇，其他犯人戴手铐、脚镣，投入又臭又潮的狭小牢房中。而薛佑之一不戴手铐，二不上脚镣，一个人住了大单间，室内床上放绸缎被褥，桌上摆满罐头糕点，受到贵宾待遇。敌人紧锣密鼓地对他展开了劝降活动。

　　不久，平遥宪兵队扬言为薛佑之接风洗尘。一天，他们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并由汾阳宪兵队队长，平遥宪兵队分遣队队长香川秀一，副队长山本，平遥伪县长宋状子，平遥商会会长王汝恩和绅士郝小琴、赵和亨、史登州、尹鲁等人作陪，又暗暗安排了摄影师准备拍照，制造了一派所谓中日亲善的气氛。薛佑之到场后站在饭桌旁轻蔑地道：“今天这桌酒席够丰盛的了。平介人民饿得皮包骨头，你们不请他们来吃一顿，却偏偏要请我这个犯人，我想无非因为我是抗日县长，你们想收买我做叛徒，好为效劳。我实话告诉你们，我薛佑之从入党那一天起，就做好了随时为民族利益牺牲的准备，却没有想当叛徒!你们一桌臭酒席就想把我收买过去，太小看我啦，简直是痴心妄想!”当摄影师举起照相机，准备拍下在座的人向薛佑之敬酒镜头的一刹那，薛佑之手疾眼快一下把饭桌掀翻，杯盘碗盏被打碎，酒肉饭食撒在地上。场面把敌人闹了个没趣，阴谋化为泡影。

　　“请客”不成，并没有使敌人死心。他们别出心裁，指令投敌叛变的原平遥县抗日政府区委书记王敦德，抗日干部阎国柱带了几个女招待员，到薛佑之住的那个房间现身说法。王、阎两人及这些女招待员们，在房间内一支接一支地抽高级香烟，一叠一叠的金票从兜里拿出一晃再装进兜里，并当面男女接吻嬉闹。王敦德无耻地对薛佑之说：“老薛，你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比咱们在南山上打游击不知好多少倍，简直一个地狱，一个天堂。如果你能与皇军合作，凭你的身份皇军给你的待遇肯定比我们好多少倍。”薛佑之嬉笑怒骂地对王敦德说：“你我在平遥县抗日政府时就很熟悉，当时你那虚假的抗日言词迷惑过不少人。今天在革命处于艰难时刻，你苟且偷安，认贼作父，当了党的叛徒，你是中华民族的败类，应当受到世人的唾弃!你现在还有脸在我面前大言不惭地大谈叛徒经，真不知道天下有羞耻二字。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要让我像你这样当叛徒，当日本人的狗，永远办不到!我怕当了叛徒，后人提起薛佑之的名字会恶心吐饭的!”王敦德被薛佑之骂得抬不起头来，急忙与阎国柱和那些女招待员们灰溜溜地走了。

　　为了制服这位“共产党的县长”，省城太原的日、伪军，政、警、宪、特的要人，纷纷前来平遥宪兵队监狱出马劝降。其中有一个权限很大，既会说中国话又会写中国文字的日本军官前来说降。他满脸堆笑对薛佑之说：“只要你脱离共产党和皇军合作，下列几条优待条件由你自由选择。”接着递给薛佑之一张纸，薛佑之斜视了上面写着归顺后封官许愿的条件：(1)合作后愿当县长、道尹、省的科长由你挑选;(2)如果想回老家住可给大量金票;(3)想在城市住，可安排高级住房，介绍有文化的漂亮姑娘作妻室。薛佑之看毕一把撕碎纸条，冷冷地对他说：“要说过好生活我坐在家里就能办到。我岳父家比较富裕，只要我种田就可以安稳度日。但我是中国人，就要为中国人着想!我目睹你们的侵略，看到祖国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就非常痛心。俗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的愿望就是把你们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明智的话，你们应当向中国人民投降，要让我投降你们，算你白日做梦!”。这人一听脸色大变结巴着说：“你敬酒不吃，吃罚酒，等、等着瞧……”他只得悻悻而归。

　　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他们决定用“美人计”拉薛佑之下水。

　　日军先是引来一个十七、八岁漂亮的朝鲜姑娘，强迫她与薛佑之同室生活，以达到他们的卑鄙目的。但这是一个本分的女子。这样，一个守贞操的女子，与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抱负远大的共产党男性同室日夜生活了半个多月，互不干扰，和平共处，使敌人的阴谋落了空。

　　敌人以为不是“美人计”不灵，而是那个朝鲜姑娘无能。于是他们又从汾阳县调来一个自愿为他们效劳的职业女流氓来拉薛佑之下水。此女高烫头发，唇涂口红，身着漂亮的旗袍，说话妖里妖气。敌人将她安排在薛佑之住的房间按计行事。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薛佑之对这个女人开始先进行教育，提醒她不要胡来，不要给中国人丢脸。但这个女人对薛的话嗤之以鼻。薛佑之于是干脆不理她，对其假献殷勤端水端饭，穿衣扫地的关照拒之不理。这个无耻的女流氓下贱到对着薛佑之脱光衣服，一丝不挂洗澡，说些娇滴滴的淫言碎语。薛佑之面对她的言语行为充耳不闻，闭目不视。这个女流氓使出了全身的解数，甚至扑到薛佑之身上，还说如果他能向皇军认个错，可以救薛出狱，将来嫁给他。薛佑之见此媚狗竟敢这样，愤怒得一脚把她踹倒在地，挥拳头说：“你再这样，我打死你!”这个女人哭着嚎着：“你真是个榆木疙瘩，我。我算我白伺候了你一、二十天。”说着就抱头鼠窜了。

　　薛佑之在“美人计”前洁身自好置之不理，除过真正的共产党人，又有谁能做得到呢?

　　敌人恼羞成怒，见软的不行，就计划用大刑来征服薛佑之，他们想看看薛的骨头到底有多硬。

　　敌人把薛佑之投进阴暗的牢房，戴上沉重的镣铐，少供吃喝，用苦难的生活来折磨他。但薛佑之大义凛然毫不为意。

　　他们要动大刑了。宪兵队专管审判的十河伍长和金川伍长，先带上薛佑之到审讯室看了一切刑具，并有意让其亲眼目睹别人受刑的惨景。接着十河说：“你的脑袋在皇军手里!你还年轻，给你最后一个机会，现在投降还赶得上，免得给你动大刑!”薛佑之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从入狱那天起，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去。你们的刑具对付软骨头能起作用，真正的共产党人死都不怕，何畏刑具的厉害!要杀要剐由你们，共产党人是杀不尽的!”

　　惨无人道的日本宪兵队对薛佑之下了毒手。他们把薛佑之捆绑在一条长方凳上，用茶壶咀对准薛佑之的口，壶里灌满各种水。刽子手们使劲用脚踩住薛的肚，薛一张口，水即灌进他的肚子里，灌得肚皮鼓鼓地。然后用木棒把他肚子里的水挤压出来。连续三次，头次是灌凉水，二次是灌肥皂水，第三次是灌辣椒水。薛佑之紧咬牙齿，没有一句求饶的话，更没有供出党的一点机密来。

　　过了几天，金川又让刽子手们把薛佑之拖到审讯室。在刑室内生了一个大火炉，敌人把烙铁烧得通红，将薛佑之的衣服剥光，用烙铁从下身烫起，由下而上全身烫遍。这时薛佑之除了两个黑眼珠能照常转动外，全身没有一处不是烫伤。刽子手们看着自身都打颤了。在这种难以忍受的重刑面前，薛佑之坚强不屈，不时发出叫骂声。动刑后，敌人把薛佑之扔到牢房中。在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之际，薛佑之坚强地醒过来。他咬破手指，在牢房墙壁上写下鲜红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

　　这些事情当翻译官每每讲给刘崇生后，还要加句话：“他真是个好汉!”

　　敌人用尽各种手段，没有使薛佑之屈服投降。他们终于在1942年10月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将薛佑之与一些革命人士杀害在平遥城西门外介神庙前，并将尸体投到旁边的一眼枯井中。薛佑之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点血，牺牲时年仅35岁。

　　调查组同志告诉薛宜生，他们要将烈士的光辉事迹认真整理成文。陵川党史办同志也表示要将薛佑之在陵川的革命事迹进行调查。将来两地材料合在一起，将烈士的全部事迹载入到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史册中。

　　薛宜生寻父一事尘埃落定。他在40年“寻父”过程中写下数万字的记录，用去几千元的花费，总算有了结果。宜生还有遗憾，他和调查组曾到平遥城西门外介神庙前找过那眼枯井，可是井早被现代建筑埋没，他只好在那儿掬了一把黄土用布包起来。他想将黄土埋到家乡母亲墓中，让黄土代父亲与母亲永伴。

　　2000年初，70岁的薛宜生因病去世。他“寻父” 结局圆满。他使父亲的革命事迹光照后人。

　　薛佑之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业绩是永存的。尤其他对党无比忠贞和被捕后在敌人面前金钱买不动，美女拉不动，高官厚禄诱不动，严刑拷打吓不动的高风良节和英雄主义精神，是今天的共产党员，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难得的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材。

　　国家民政部颁发的薛维祺(即薛佑之)“革命烈士证明书”

　　1989年，薛宜生在平遥与有关同志留影

　　1935年，薛佑之与妻及爱子宜生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