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超：山东革命文化运动的先驱者
来源：精英家教网   2019-03-17 16:53:17

　　刘子超(1906—1941)，抗日烈士，1906年生于广东兴宁。1926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成长为党领导下上海社联青年理论家和鼓动家，曾参加闻名全国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等。1929年，先后任中共上海沪西区委宣传部长、中共闸北区委书记，参加社会问题的论战，捍卫党的正确路线。在国民党文化“围剿”中两次被捕，出狱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曾与抗日名将徐向前、朱瑞并肩作战。 1932 年后，已成为上海社联的主要骨干，经常以国际共运研究专家的身份到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及某些社团发表演讲，并参加关于社会性质的论战。1936 年夏，从上海到达太原，参加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刘子超先后调任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所长、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山西抗日新军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司令员、晋冀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等职，为培训抗日干部，发动群众积极投入抗战，做出卓越贡献。1939 年6 月，担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1941年12月，其所在的山东纵队领导机关被日军包围，在突围战斗中不幸牺牲。

　　2014年9月1日，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刘子超(1906—1941) 原名起亚，又名苏华，笔名梦非、王夫、辛民、漆雕华。广东兴宁县新圩镇鲤湖村人人。山东省战工会委员、抗日烈士。1926年入兴宁县立初级中学学习。同年加入该校由中国共产党兴宁县小组领导的 “读书会” ，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刘子超以“煽动学潮，破坏教学”的罪名被学校当局开除。此后，一度进梅州东山中学读书，因有人告密被捕，后越狱再回兴宁，受兴宁党组织的委派，在新圩、水口一带进行党的工作，并兼任新圩党支部宣传委员。此后，兴宁党组织遭破坏，转移到上海，更名刘苏华，入上海艺术大学学习，与“创造社”的成员来往密切，成为学校的活动分子。1929年，到华南大学工作，先后任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长、闸北区委书记。先后发表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批判》、《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等文章。1933年，刘子超在上海再次被捕，次年期满出狱。此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1936年去太原讲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到第一战区政训处工作，适值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朱瑞作为十八集团军的代表在那里任联络主任，在朱瑞的帮助下， 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1937年9月开始，刘子超相继担任由朱瑞主持创立的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党组成员兼所长、 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校长。

　　1938年4月，以华北军政干校为基础， 建立抗日新军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 刘子超为司令员。1939年2月，该部被编为晋冀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刘子超为副司令;5月，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决定在山东建立第一纵队，任命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刘子超被任命为政治部宣传部长， 6月来山东抗日根据地。10月，第一纵队和山东纵队机关合并，刘子超仍任宣传部长。

　　1940年2月，当选为山东省宪政促进会常务委员。4月组织成立山东省文化界救亡协会，为协会领导人之一。7月，出席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联合大会，当选为山东省战工会委员。

　　1941年冬，刘子超随部队进行反“扫荡”。12月11日，在沂南县上高湖附近牺牲。

　　人物生平早年经历

　　1906 年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新圩镇鲤湖村一个农民家庭。在兴宁县中，刘子超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学生运动，并经常作为学生代表登台演讲，同学们称赞他是一个“出色的青年鼓动家”。

　　1926 年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 年，到上海从事地下斗争，改名为刘苏华。他以上海艺术大学学生的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

　　1929 年，他先后担任了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长、中共闸北区委书记。他很重视马克思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在一些大学、中学进步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撰写一些理论文章。

　　1932 年后，已成为上海社联的主要骨干，经常以国际共运研究专家的身份到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及某些社团发表演讲，并参加关于社会性质的论战。

　　1936 年夏，从上海到达太原，参加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

　　抗战时期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刘子超先后调任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所长、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山西抗日新军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司令员、晋冀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等职，为培训抗日干部，发动群众积极投入抗战，做出卓越贡献。

　　1939 年6 月，刘子超来到山东，担任了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一上任，他便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抗日宣传工作中去。在舆论宣传方面，他“希望《大众日报》，首先担负起引导抗日战争正义舆论的责任。其次希望能够担负起教育大众的责任。最后，希望能够担负起反汉奸谬论和揭露日寇欺骗宣传的责任”。当报社领导人请他为报纸撰写稿件时， 他笑着说：“作为宣传部长， 为党报供稿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我刚到山东战场不久，对情况生得很。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后来，情况熟悉后，尽管工作很忙，他还是利用行军和战斗的间隙，为报社撰写社论、专论十几篇。他写的论文观点鲜明，说理透彻，通俗易懂，在山东军民中，起到了积极的教育作用。

　　1939年12 月，在山东省召开的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刘子超做了《纪念一二·九与华北青年当前的任务》为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论述了“一二·九”运动的重大历史意义后，强调指出：广大青年的重大任务，就是到民众中间去，做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参加抗战的工作。要广泛动员千百万青年，积极参加抗日部队，参加游击队、自卫团、青救会、职工会、妇救会，进行站岗放哨、侦察警戒，帮助军队作战，打破日寇的政治进攻、经济进攻等，使广大青年进一步明确了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责任。

　　1940 年3 月，大汉奸汪精卫投降日本之后，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公开为日本侵华政策效劳。为了揭露汪精卫投降类的丑恶行径，使人们识破汪精卫的汉奸真面目，刘子超在《大众日报》上接连发表了《汪逆兆铭卖国事敌的罪恶种种》《驳斥汪逆的伪三民主义》等文章，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汪精卫卖国的种种罪行，从理论上戳穿了汪精卫标榜的所谓“三民主义”的投降实质，动员山东抗日军民，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口号，同国民党的反共分裂行为做坚决的斗争。

　　1941 年冬，日军对沂蒙山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在随部队转移途中，他仍主动克服各种困难，抓紧一切时机进行宣传鼓动工作。12 月11 日凌晨，刘子超和部队十几名同志转移至沂南县高湖村时，与敌遭遇，不幸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