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抗战牺牲将领：项英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18-06-23 14:17:42

　　人物生平

　　项英(1898.5─1941.3.14)，原名项德隆。化名江俊、江钧、张成。湖北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人。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三大、六大上分别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1930年期间，曾任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1931年后，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书记，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1941年1月，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皖南事变中，被叛徒杀害。项英同志主要著述有《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1937)、《项英将军言论集》(1939)等。

　　项英在武昌涵三宫的日新预备学堂读完初中后，15岁便进入武昌模范大工厂当工人。他白天做工，晚上还坚持读书。工作的磨砺和社会的淬炼塑造出他求识自强的不屈性格;俄国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的爆发，又坚定了他追求真理的执著信念。在和包惠僧的会面时项英说：“我自从读了《劳动周刊》，知道中国工人也要组织起来，我愿意从这方面来努力。”其决心溢于言表;1920年曾在武汉组织过纺织工人罢工;1921年12月起在武汉江岸筹建铁路工人俱乐部。项英同志是湖北最早的产业工人党员。1922年10月，项英领导汉口扬子江机器厂罢工，并向厂方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条件。厂方对工人提出的要求拒绝采纳，还关闭了厂门，企图“厄工友于困苦之境”。项英鼓励工人们“要提起精神，努力奋斗，争回人格，宁死不屈，为扬子工人争口气，为天下工友争口气”。经过细致的组织宣传和思想工作，工友们团结一心，意志坚定，最终取得罢工斗争的胜利。项英很快成为武汉工人阶级公认的领袖之一，深孚众望。项英同志长期在武汉、上海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曾任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总工会总干事、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主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为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改善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生活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参与领导的1923年平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和1925年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1926年秋起，在武汉组织工人纠察队，任总队长，配合北伐军作战，维持社会秩序，参与收回汉口英租界和反夏斗寅叛变的斗争。在中共第三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8年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同年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后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兼中共党团书记。1930年8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1931年1月起，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朱德、毛泽东一起，决定建立红军总政治部，明确其职责以及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之间的关系。对江西红军和苏区的“肃反”扩大化进行严肃批评，提出以教育为主来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主张，但受到错误的批评。4月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改任军委副主席。1933年5～12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主席。发布命令，确定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之日为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积极领导扩建红军，编组新的师和军团。主持制定《中国工农红军誓词》，建立红军中的奖励制度。动员和组织群众发展生产，筹措给养，保证前线供应。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曾主持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两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分会主席，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等一起，率留在苏区的红24师和地方武装1.6万余人，掩护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11月底，鉴于形势恶化，逐步作出独立自主坚持斗争的部署。1935年2月后，根据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的指示，组织红军和游击队分路突围，转入分散的游击战。在与中央失掉联系、国民党军持续“清剿”的极端困难条件下，紧紧依靠群众，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及时调整策略，变换斗争方式，领导赣粤边游击区军民作殊死斗争。曾将游击战术编成歌诀，教育红军游击队提高斗争艺术，巧妙地与敌周旋，灵活地打击敌人。和各游击区指战员共同努力，保持了南方游击区革命支点，保存了革命骨干。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对项英和南方各游击区军民的斗争给予高度评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和陈毅一起，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精神，先后在赣州、南昌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止冲突、合作抗日的谈判。同年12月起，任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依据中共中央指示，代表中国共产党到武汉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就新四军的具体编组达成协议。1938年春，向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用很短时间将分散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编组为新四军。接着，派出先遣队赴敌后作战略侦察，陆续组织部队向苏南、皖南、皖中敌后挺进，开展游击战争。抓紧东南各省中共地方组织的恢复、建立和发展，在长江南北地区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重视部队建设，强调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大力培养干部，努力提高军政素质。1940年4月，在皖南指挥春季反“扫荡”，10月参与指挥秋季反“扫荡”，共歼日伪军3000余人。但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向敌后发展的措施不力，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准备不充分，对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的转移未能抓住有利时机，在1941年1月转移途中犹豫动摇，处置失当，对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负有一定的责任。皖南事变后，项英、周子昆等率军部10余人隐蔽于附近山区;1941年3月14日，在安徽泾县蜜蜂洞被叛徒刘厚总杀害。1955年6月19日，项英同志遗骸移葬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1990年，在武昌为项英立了铜像，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杨尚昆题词：“项英同志浩气长存”。

　　项英从小家境贫寒，迫于生计，小学毕业后进工厂学徒，深受阶级压迫之苦，萌生了寻求解放的思想。在做工之余，开始阅读《劳动周刊》等进步书籍，逐步树立为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奋斗的信念。从1920年起，项英同志就投身于工人运动，1922年4月，在包惠僧同志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中，项英同志是最活跃、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1922年初，他依照党的指示，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消除帮会影响，促进工人群众的团结，局面很快被打开。他和林祥谦等人迅速建立起江岸工人俱乐部。1922年7月，项英同志为作为武汉地区的代表出席了党的“二大”。会后，参加了郑州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二次筹备会，被选为筹备会的总干事。军阀吴佩孚阻挠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项英、陈潭秋、林祥谦等领导2万多名京汉铁路工人举行了总罢工，全路1200公里顿时瘫痪。项英始终战斗在第一线，在军阀血腥镇压罢工工人，逮捕工人领袖时，项英率领工人纠察队冲进车站，营救被捕的工人。“二七”惨案后，项英等17名工人领袖遭到通缉。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项英和其他同志一起根据党的指示进行善后工作，抚恤受难工人家属，并编写了《二七工仇》，讴歌“二七”烈士的崇高革命气节，鞭笞反动军阀的滔天罪行，充分表现了项英同志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1924年5月党调项英同志到上海任沪西平民学校教师，他在沪西平民学校的基础上建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通过平民学校和工友俱乐部，项英及时把党的指示精神传达到工人群众中，工人群众很快被团结和组织起来，不久便迎来了沪西日商纱厂大罢工和波澜壮阔的“五卅”运动。项英同志夜以继日的工作，与邓仲夏、李立三等人一起指挥22个纱厂近4万名工人的大罢工，直至取得胜利。从沪西纱厂大罢工到“五卅”运动，项英同志一直活跃于基层工人群众之中领导实际斗争。1926年5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项英同志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和副委员长，同年9月，在北伐军攻克武昌前夕，他又返回武汉指导湖北的工人运动，发动武汉工人配合北伐军攻克武昌城。在他的领导下，又组织成立了武汉总工会，统一了武汉工人阶级的力量。随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成立办事处，项英同志负责指导湘、鄂、赣、皖、川五省工人运动。10月，湖北全省总工会成立，项英与刘少奇、董必武、李立三、恽代英等人一起培养了一大批工运骨干，极大地促进了湖北各地工人运动的发展。大革命失败后，项英同志转移到上海，在白色恐怖下开展工会工作。1928年出席中共六大后，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11月，曾经是一个纺织学徒工的项英以他在工人群众中极高的威望，当选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而在8个月之前，他已和周恩来、蔡和森等一起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时年30岁。1948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的祝词中，将项英誉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

　　1930年8月，项英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同年底奉命调赴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朱德、毛泽东会合。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黄陂小布成立，项英任代理书记(书记周恩来)、中央军委主席。委员有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毛泽东、王稼祥。项英初到中央苏区，就碰到当时红军内部和江西地方团因抓AB团(AB团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它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反革命右派的秘密组织，仅存在四个月就被摧毁了)引发的“富田事变”的问题。然而，当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却相信了敌人方面有关AB团的资料，认为AB团已混入共产党内部和红军中来，为此开展了我党有史以来第一次肃反运动。在不到40000人的红一方面军，打了AB团分子的就有4400多人，也就是说每9个红军指战员中就有一个AB团分子。1930年12月，在人人自危的肃反扩大化中，被打为AB团分子的红二十军一些指战员，冲到富田释放了近百名被关押的人员，这就是在苏区轰动一时的“富田事变”。对肃反中采取严刑逼供、乱咬乱杀的情景深感不安的项英，经过深入调查后当机立断，要求立即纠正反AB团斗争中的缺点错误，并提出党在每个斗争中都应以教育方式教育全党党员，处理“富田事变”就按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否定了总前委对“富田事变”是“反党反革命的暴动”的定性。正是由于项英做出的决定，才使得当时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一度缓和下来,暂时保护了一大批同志免遭杀害。但却遭到以王明为主的中央代表团的否定，并将他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撤销。一年后，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主持了对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批判。1931年2月，项英作为中革军委主席，与毛泽东、朱德一起，建立了红军总政治部，并明确规定了红军总政治部的职责及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的关系。1931年4月，苏区中央局改组，项英同志任苏区中央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副主席。11月，项英以极大的热忱参与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临时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个与国民党政权对立的红色内阁从此诞生，它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最早尝试。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的岗位上，项英积极协助毛泽东主席，发展根据地经济建设，打破了敌人经济封锁，发动了贫苦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健全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在制裁反革命、反贪污、反浪费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他的主持下，苏维埃政府建立起司法机构，制定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第一次制定的有关婚姻方面的法规，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旨在解放妇女的法规。1933年6月30日，项英还以中革军委代主席的名义，发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确定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之日为红军的建军节。从那以后，“八一”就成为红军和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当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人民军队有了自己最可亲可贵的一天。同年7月9日，项英又以中革军委代主席的名义发布了颁发红星奖章的命令，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被授予一等红星奖章;陈毅、张云逸、罗瑞卿、肖克、何长工等34人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王震等53人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鉴于项英竭尽全力开展苏维埃运动而闻名与世，美国友人尼姆·韦尔斯将项英与毛泽东、朱德并称为“中华苏维埃的三巨头”。1940年，陈毅在一篇报告中这样评价项英：“中央苏区过去还是一个模范区，是项英同志直接领导的。”“项英同志确实是土地革命战争年代南方苏区的最高领导者。”

　　1934年10月，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红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战绩。再也无法抵御蜂拥而来的国民党军进攻的红军主力只得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此时的红军部队面临的局势是十分严峻的，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由谁留下来承担掩护红军主力转移并准备牺牲的重任。在危难时刻，历史又一次把项英推上了特殊的战争舞台。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项英临危受命，担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率部策应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当时中央给项英及中央分局的任务是：牵制国民党军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并划定瑞金、宁都、会昌、于都之间的三角地区是项英率领部队必须最后死守的阵地。忠于职守的项英送走中央机关的最后一支队伍后，面对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局面。留给他的只有红军加上政府工作人员名义上的约三万人，而在这些人中有一万多人是需要别人来照顾和保护的伤病员。队伍中有一半多的人手中只有大刀和梭标，他们将迎战五十万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在红军主力离开后的第三天，项英主持召开了中央分局会议。会上他下了两道命令：第一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能否胜利进行战略转移，事关全党全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每一个都必须以积极的行动配合。第二作为共产党员、革命军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命令，不许任何人在党中央和主力红军还没有离开苏区前搞疏散。换句话说，所有的人都必须坚持到敌人的刺刀顶到胸口的最后一刻。项英要求机关工作人员正常对外办公，处理公务，以迷惑敌人，隐蔽红军主力的转移。直到一个月之后，国民党才弄清了红军主力已经转移了。当蒋介石知道本已陷入绝境的红军从包围圈中消失了之后，便开始用极其严酷的手段来围剿留守的红军，将苏区害割成无数个小块，构筑了大量的堡垒封锁线，开始了全面清剿。项英多次向中央报告情况，请求中央给予“详细指示”，明确行动方针。由于党中央忙于红军主力转移，致使3个月“无指示”、“无回电”。直到遵义会议后，中央才于1935年2月5日给项英及中央分局发来电报。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项英指挥部队分9路突围，分散开展游击战争。项英直到将向党中央报告突围的电报发出，敌人已经临近的危急情况，才下令埋掉电台、烧掉密码，离开于都，向赣粤边突围。在突围战中，瞿秋白、贺昌、何叔衡等一批党和军队的领导人相继牺牲。游击队员不仅仅要面对难以忍受的寒冷和饥饿，还要面对国民党大军的天天“清剿”。1935年4月上旬，项英组织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史称“长岭会议”。会议决定在“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战略方针下，实行“化整为零，分兵游击”的计划。5月，国民党大军约50倍于游击队的兵力对赣粤边游击区进行全面“清剿”，要求三个月内“打死、饿死、困死”游击队员。游击队员只能在山林里住，敌人就采取“移民并村”和赶老百姓出山的“封坑”手段，企图断绝游击队和群众的联系，使游击队得不到粮食、盐和基本生活用品。此时的项英和游击队员们过着像野人一样的生活，他们只能与山中的动物为伴，吃野菜、摘野果、挖竹笋、甚至于烧马蜂窝吃。当什么也找不到的时候就只能是忍耐。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这样写道：“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这就是当时游击队真实生活的生动写照。就在这样每天都生死未卜的环境中，项英还经常对身边的人说：“我们只要剩下一个人，也要顽强地坚持下去，共产党的旗帜不能倒，游击队的旗帜不能倒。”项英领导游击队运用游击战术原则，在群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英勇机智，九死一生，历经无数艰难险阻，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殊死斗争。正是他们的存在，使人们始终意识到共产党还在、红军还在。国民党原定的三个月结束清剿的任务，就这样由半年改为一年，最后改为无结束期的“长期清剿”。后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充分肯定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同志“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这个决议，是党中央给予项英和他的战友们最高的奖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过这样一句话：“项英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铁人。”

　　项英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中共中央东南局分局(后东南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担负着领导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开展敌后抗战的重任。1937年12月，项英参与党中央关于新四军编组原则的确定后，到达武汉按照党中央的意图和长江局的意见，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在坚持共产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国民党不得插手干部配备的前提下，就新四军的编组达成协议。1938年春，他和陈毅等分赴各游击区，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及部队整编的指示，动员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改编，开赴前线。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把分散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编成4个支队，共10300余人，分别在皖南、皖中集结，完成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使命。后来陈毅同志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指出：“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以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是本军成立的关键。”完成组建新四军的任务后，项英随新四军军部进抵皖南不久，就建议派先遣支队去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先遣队出动后，第一、二、四支队也相继出动，取得蒋家河口、韦岗等初战的胜利。同年11月，他根据中央指示，派张云逸参谋长赴江北、加强抗日斗争的领导。1939年，项英不仅参与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方针的制定，还认真组织贯彻。在皖中，组建了江北指挥部，组建第五支队，负责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先后派军部特务营、第四团第一营和第五团第三营赴江北，增强了江北部队的骨干力量。在苏南，成立了江南指挥部，当“江抗”西撤后，立即派何克希等同志东返主持，后又派谭震林同志任“江抗”东路指挥部司令兼政治委员，命令六团和四团和管文蔚各一部，从扬中北渡长江，为陈毅、粟裕同志随后率江南主力北渡开辟苏北作了准备。在皖南，进行了坚持抗战阵地的激烈斗争，取得了五次繁昌保卫战和1940年4月、10月两次反“扫荡”的胜利。在三年期间，新四军共歼敌九万余人，部队也发展到近十万人。在严酷的环境中，项英仍十分重视部队的教育训练和干部队伍建设，强调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举办教导总队，大力培养干部，努力提高军政素质。他的《新阶段中我们江南抗战的任务》、《一年来作战的经验与本军建军工作》等文章，是新四军建军和政治工作史上的重要文献。

　　在新四军时期，项英还十分重视东南地区党的工作。他指导各地党组织，以抗战初期新四军在各地建立的办事处、通讯处作掩护联络失掉关系的党员，发展新党员，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新四军军部驻扎云岭期间，项英于1939年7月16日在云岭石头尖村主持召开了中共新四军第一次党代会。这次会议是新四军自1937年10月组建到1947年1月番号撤销的十年中，新四军召开的唯一的一次党代会。这是作为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的项英，在领导新四军工作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贡献。在项英的领导下，1940年底中共中央东南局管辖的党组织扩大到浙江、福建、皖南、苏南、赣东北等地，党员共约5万名。这些党组织和党员带领群众，为开展当地革命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1941年4月30日，刘少奇同志在华中局讨论东南地区党的工作时。曾经指出：“东南党的工作，抗战以来一般说来是有很大成绩的。”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等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在泾县蜜蜂洞被副官刘厚总枪杀遇难。项英与周子昆遇害前，还在躲藏的蜜蜂洞内下棋，谈笑风生。叛徒刘厚总将两人杀害后，也没有得到国民党的赏赐，反而被关进了监狱。皖南事变中，军长叶挺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中牺牲。由于濂坑村的群众基础好，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来到这里。茂林镇党政办主任王永明介绍说，项英他们在地下党的带领下来到他岳父的父亲姜岳凡(又名姜德贵)家。姜岳凡是地下党，能够充分信任。在姜岳凡家住了三天后，转移到了附近山上的蜜蜂洞。姜岳凡则担负着部分警戒任务。看到国民党部队进山搜查，他便在门口挂一件白色衣服，通知山上人员注意躲避，减少活动;国民党部队走了，他就在门口挂一件红色衣服，表示暂时安全，可以出来活动了。由于这里树密山陡，始终没有被国民党部队发现，然而，项英和周子昆却倒在叛徒的枪下。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副馆长张必虎介绍说，他们住的蜜蜂洞洞内比较狭小，只能睡4个人。于是，项英、周子昆、警卫员黄诚和副官刘厚总在里面睡，其余人在外面搭棚子住。事发前一天晚上，项英、周子昆等人还点蜡烛用树枝做的棋子下棋，刘厚总在旁边观看。不料，到了下半夜，刘厚总下黑手枪击三人，将熟睡的项英枪杀，将黄诚击伤。附近的警卫员听到枪声后赶来查看，发现项英和周子昆遇害。因为曾遇到慌张下山的刘厚总，警卫员立即追击，但没有追上。随后，在老乡的帮助下，项英与周子昆的遗体被掩埋在附近。

　　刘厚总下山后，先到太平县的隔河里找到保长。这个保长搜走了他带去的武器和财物，但不相信他杀害了项英、周子昆。刘厚总转身又跑到泾县的茂林镇，找到国民党军政部第十一卫生大队的担架连。但连长王惠九也不相信他。刘厚总又跑到旌德县的玉屏乡，改名李正华，冒充第三战区的特务密查员，要求乡公所送他到第三战区司令部。玉屏乡公所将他押解到旌德县政府。县长李协昆在一再审问后，派特种工作行动队队长陈思新等人由刘厚总带路，到蜜蜂洞去查看。因为项英、周子昆的遗体和负伤的黄诚早已被转移，只看到洞里留有洋烛、棋子、梳子。此时，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书记洪林听村民说刘厚总来了，想在蜜蜂洞附近击毙这个叛徒。刘厚总发现有人伏击，仓皇逃跑，又到了太平县城，投奔国民党县党部。太平县党部将他押送到在休宁县屯溪镇(今黄山市)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接着又移送皖南行政公署，继续审问。1943年冬，皖南行政公署将刘厚总押送重庆。他被关入军统局的渣滓洞看守所，一关又是5年。直到1948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才将他释放，给了一笔钱，让他回原籍。刘厚总拿了路费，哪敢回湖南，就在重庆街头玩了几天，然后坐船到汉口，又吃喝玩乐了一段时间，身上的盘缠所剩无几，只好继续坐船，准备到上海谋事。船行九江，因无钱续买船票，被赶下船，无奈过起乞讨的生活。一天，刘厚总饿倒在武记盐铺门口，该铺管账先生是湖南人陈次兴，把刘扶到铺里，从附近小吃店里，买来一碗面条给他吃了。随后问及刘厚总身世情况，刘厚总谎称自己是来九江采购货物，途中，身上所带金钱被扒手偷光。陈次兴听说刘厚总同自己是老乡，便对刘厚总说：“我也是湖南人，现在帮亲戚管账，眼下我们盐铺还缺一个人手，我去跟老板说一下，留在我们盐铺做事吧!”刘厚总一听，正合自己的心意，连称陈次兴是恩人。1949年5月间，我人民解放军已向江南一带进军，九江处于前线，非安身之地。于是，刘厚总想起不久前已辞职去江西新余县的陈次兴，便收拾行李，去找陈次兴。陈次兴开了一家兴记盐铺，自己当老板。见刘厚总来，陈次兴便劝刘厚总：“你就莫回湖南了，就帮我管管账如何?”刘厚总忙答应：“行啊!我只要陈兄给口饭吃就行!”数日后，新余解放，陈次兴把刘厚总当作自己的堂弟填上户口册，正式成了陈家的一员。1952年7月28日，新余县刚从部队下来的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一大清早起来，就急忙召集十几名公安员开会，他郑重地宣布，对住在城西兴记盐铺的账房先生立即逮捕。原来，新余县公安局开展全城户口核对工作时，黄宜蕃到城西兴记盐铺核查，蓦然发现管账先生好面熟，经反复盘问，发现账房先生并不是本地人，且回答问话，前后矛盾，这引起黄宜蕃的高度警惕。“莫非是他?!”黄宜蕃记起自己在新四军里当周子昆副参谋长的警卫员时，同他常常见面的项英副军长的副官刘厚总。黄宜蕃带着公安员，突然将兴记盐铺包围，用枪对准了刘厚总的胸口：“刘副官!别来无恙?!”“啊!我不是刘副官，你们认错人了。”“刘厚总!别装蒜了，你难道忘记了，我们在一起开过会，吃过饭哩!我就是黄宜蕃!”陈毅闻悉当年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凶手落网后，当天给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打电话，指示公安政法部门尽快结案，处决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同一天，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谭震林也给江西省委拍发了及早严惩叛徒的电报。1952年8月初，刘厚总在江西南昌被处决。

　　人物评价

　　1941年皖南事变后，由于历史原因，项英的业绩多被抹煞，名字很快在党史、军史资料中消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史学界和新四军的老同志就提出重新评价项英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根据邓小平同志指示，中美双方达成翻译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协议后，由我方重新撰写我党我军历史和人物条目。有一天，胡绳同志主持开会讨论编写中的一些问题。这时，中央档案馆刚刚公开出版了有关皖南事变的电报。李维民在会上提出，这些电报充分证明了当年把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损失的全部责任推到项英身上是不公正的，请示在项英条目中应当如何表述。当时重新评价项英的条件尚不成熟，富有经验的胡绳同志表态说：“既然是简明百科全书，字数不能太长，皖南事变的事就不要写了。”这是第一次在正式出版的关于项英的条目中，没有提他在皖南事变中的责任。1982年，开始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王辅一负责撰写项英条目。对于皖南事变问题如何表述，经过许多同志集体讨论，1984年12月先后经胡绳、余秋里、杨尚昆、胡耀邦同志一一审定，对项英的历史功绩做了充分的肯定，对于他在皖南事变中的责任只写了“负有责任”，而不是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纠正了当年的片面指责。后来，王辅一根据中央和军委审定的项英条目的基本评价，写出了《项英传》，1995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1998年，在纪念项英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迟浩田同志代表中央和军委发表讲话，对项英的一生做了全面的评价，他指出：“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

　　1990年9月，中央办公厅批准项英出生地——湖北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为项英塑一尊铜像，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为铜像题字：“项英同志浩气长存”。1995年10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项英传》，全面介绍了项英的斗争经历、功过所在、优秀品质，论证了对皖南事变中损失的责任都推给项英不公正，进而否定项英的业绩不实事求是，为重新评价项英提供了史实。1998年5月，经党中央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举行纪念项英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原国防部长迟浩田代表中央和军委讲话时，称赞“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高度评价了项英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建立的历史功绩。2000年12月，中央批准在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竖立项英铜像。2000年，经中央军委批准，由军事科学院组织编《项英军事文选》，中央党校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这是项英军事实践、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发展所作贡献的历史见证。1941年后，党史、军史讲到皖南事变时，总要批项英一通，可200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印的《中国共产党简史》，2005年军事科学院重新修订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在叙述皖南事变时，均没有再指责项英的话了。

　　人物遗迹

　　项英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名将项英同志诞辰116周年。2014年5月14日，武汉资深藏家姜小平向记者展示了一份82年前的《文化日报》，上面刊载的文章《项英记》记录了项英的出生、相貌、经历等内容。著名军史专家、《项英传》作者、原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长王辅一少将表示，这篇《项英记》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关于项英的传记。珍贵：迄今发现最早项英传记姜小平介绍，《文化日报》创刊于1932年6月，社址在上海成都路，每期出4版。关于项英的文章在第32期，于1932年7月22日出版刊载。记者看到，《项英记》一文，以“特别报告”形式刊发在该期第三版显著位置，全文约1100字，分“毫无名气”、“貌不惊人”、“穷小子的出身”、“从工会组织员做起”4个小节。王辅一在看过文章后表示，1932年国民党正在对各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上海处在白色恐怖之中，而此时的《文化日报》，却敢以《项英记》为标题，进行相对中立的报道，实属不易。虽然内容有些偏颇，但文献为研究项英提供了珍贵资料，他还指出文中的一处错误：项英的妻子真名是“张亮”而非“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