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牺牲将领：李振远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18-07-04 10:10:47

　　人物生平

　　李振远，1914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寿光县李家宋(现寿光市田柳镇李家宋)。1933年3月参加革命，193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参加革命，193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失掉组织关系后重新参加革命、入党)。参与组建东北安东抗日义勇军。后任安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7年抵达延安后，先后任中央党校军事教员、自卫军大队长。1938年至全国解放前夕，先后在兰州、平津、东北、上海情报站任副站长、站长，对创建东北情报组织作出了突出贡献。1949年9月起，先后在中央情报部、军委情报部、军委联络部任处长;1955年任云南省委调查部部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委候补委员;1958年5月任河北省委调查部第一副部长;1962年任中央调查部局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先后担任中央调查部留守组组长、“五·七”干校校长兼党委书记;1979年后，任中央调查部局长，部务会会议成员(副部级)。1982年12月离休。2000年2月24日在北京因病逝世。

　　人物评价

　　2000年3月13日，新华社发布了李振远逝世的消息和生平简介，称赞李振远对党忠诚，政治立场坚定，组织观念强，在党的各个重大历史关头都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党的情报战线的优秀战士和无名英雄。

　　情报生涯

　　李振远是共产党隐蔽战线一名优秀的基层领导者和组织者。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1937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先后在延安召开苏区党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在苏区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分析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以及中国国民党的政策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开始向和平、民主和抗日转变的总形势，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早日实现抗战的三位一体的任务。随后召开的中共白区工作会议，比较系统地揭露和批评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指出白区工作必须随着新的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而彻底转变，明确了白区工作的中心是长期隐蔽、深入群众、积聚与加强群众的力量，实行正确的斗争策略，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战斗。会后，毛泽东接见了上海等地的党代表。他在谈话中强调了白区工作要注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打算，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做到稳扎稳打，逐步提高。

　　此后，中共在南京、上海、武汉、西安、重庆、太原、长沙、桂林、兰州、迪化等地，相继成立了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或通讯处，作为国统区的公开代表机构。兰州位于陇中黄河沿岸，自古就为中原通往西南、西北的交通要冲。这里有汉、回、藏、哈萨克、蒙古、满等民族，是个民族杂居的地方。兰州是中共派人前往新疆、苏联等地的必经之路，也是争取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必争的“市场”。中国国民党为包围延安，调集大批军队驻扎在兰州，加上马鸿逵、马步芳回民所部包围陕甘宁边区，他们的一举一动直接影响边区的安全。为加强兰州情报工作的力量，1938年12月上旬，组织上决定从抗日军政大学等单位抽调李振远、周梅影夫妇和丁丹，到兰州建立地下情报站，任命李振远为情报站长，主要任务是搜集中国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情报，包括马鸿逵、马步芳的马家军以及外国人在西北活动的情况。在延安枣园，中央社会部分管情报工作的潘汉年对李振远等做了具体安排，要求他们依靠丁丹的哥哥丛德滋，找到掩护职业安顿下来，然后发展社会关系，开展情报工作;并将联系用的密码交予周梅影。几天后，经八路军副总参谋长滕代远介绍，李振远等三人搭乘前往苏联养病的林彪的车队，离开延安，前往兰州。陕北的冬天寒风刺骨，西北风卷着沙尘，扬起一股股黄土，汽车在崎岖不平的土路上慢慢地行驶。在第一辆车上，乘坐的是林彪夫妇，第二辆是他们的警卫车;李振远一行三人则乘坐在第三辆车里，同车的还有司机和他的一个助手。第二天傍晚，车队赶到陕西耀县县城的一家客店里住下。疲惫的人们吃过晚饭后都入睡了，李振远还像在东北抗联时一样，到了陌生的地方总要到四周看看。他在院子里仔细巡视，查看周边动静，当走到东墙的厕所边时，隐约听到墙外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在说:“汽车准备明儿早七点开车，头一辆车上坐的就是林彪。”李振远借着月光从砖缝中观察，发现那人就是和自己同车的司机助手，正同特务接头，策划一场针对林彪的暗杀行动，准备用军用卡车将林彪乘坐的汽车撞下山崖。李振远暗吃一惊，急忙返回客房，叫醒林彪等人。林彪果断决定车队提前出发，并让李振远设法拖住那名奸细，不让他再通知敌人。特务的阴谋没有得逞。第三天傍晚，李振远等三人到达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住下后，李振远特意买了两身便装和三天后去兰州的车票。在办事处，周梅影巧遇电影人袁牧之和陈波儿，他们当时正在八路军办事处暂住，穿上军装，换下了便装，准备过几日前往延安。为了节省活动经费，周梅影向陈波儿借穿了绿色旗袍，在八路军办事处住了三天后，他们又往兰州行进。

　　咸阳是去往兰州的必经之路。刚到咸阳城的客栈，又遇到中国国民党宪兵的检查。宪兵对李振远起了疑心，在仔细检查了证件后，还不住地盘问李振远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做什么的。尽管李振远对答如流，但宪兵仍不放行。随行的汽车司机王师傅插话，说李振远是济南华北汽车学校的教员，是他的老师。因为有人作证明，宪兵才不再纠缠了。其实，李振远与司机王师傅也是刚刚认识，因为两人聊得很投缘，王师傅又很讲义气，所以看到国民党宪兵故意刁难人，就上来帮着打个圆场。几天后，李振远一行三人到达兰州，暂时住在丁丹的哥哥、民众通讯社社长丛德滋家里。丛德滋大约30来岁，中等个头，是个具有强烈爱国心的热血青年，已被中共地下党列为发展对象。李振远向丛德滋了解第八战区的基本情况，并请他介绍一份职业，以便尽快开展工作。丛德滋表示可以帮他到第八战区战地文化服务处打听一下。第二天，李振远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见到了主任伍修权。他向伍修权汇报了准备到第八战区战地文化服务处工作的想法，认为，文化服务处属中国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直接管辖，在那里工作，可以获得不少情报。伍修权很赞同，他与李振远进行认真研究后决定:有机密报告，可由周梅影使用密码翻译，经办事处电台发往延安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一般情报可以利用民众通讯社的公开机构，让丛德滋转送。除非有极为重要的情报，才可以由李振远亲自送到办事处，这样可以减少李振远暴露的危险性。战地文化服务处处长王复生和丛德滋交情很好，业务上与民众通讯社也有来往。利用这个关系，李振远编了一张个人简历，化名李光明，辽宁省人，在东北上中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东北义勇军，曾在王德林部下任过上校团长。

　　1934年进关，在济南华北汽车学校当教员，曾代理过校长。丛德滋拿着履历表找到王复生，很快帮李振远在服务处谋到了干事的职务;周梅影也找到了工作，在兰州妇女补习学校任教员。有了工作的李振远和周梅影夫妇在兰州城小东门外陆家大院里租了两间房。陆家大院很安静，北房三间住着陆家老两口和大儿子，大儿子叫陆渔安，是个国民党医生;西房两间住着这家的女儿，是个中学生。李振远夫妇租住两间东房，里面的一间小屋进门就是土炕;外屋则简简单单地摆放了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其他就再也找不出像样的家具了。结婚后的家居过于简朴，就会引起别人的怀疑。细心的李振远便买来两个大木箱，里面装上石头。房东陆渔安经常到他们屋来串门。有一天，他拍着炕上的大箱子说:“就看你们身上穿的几件衣服，还用得了这大箱子?恐怕这箱子是什么也没装吧?”周梅影开玩笑地回答:“你要能把那箱子搬走就送给你好了。”陆渔安使劲抬了抬箱子说:“真看不出来，这箱子还挺沉的。”李振远和周梅影就这样巧妙地瞒过了邻居。利用战地文化服务处这块阵地，李振远先后完成了三项任务:第一、出版油印版刊物《抗战三日刊》，大部分稿件来自民众通讯社，总编辑是王复生，李振远担任“刺刀”专栏的撰稿，并负责油印。第二、经李振远提议，王复生同意李振远在甘肃省立图书馆租借两间房屋，设立民众阅览室，提供书报杂志。这些书籍，以宣传抗战的内容为主，大部分是从三联书店购来的或募捐来的;也有几份为中国国民党报纸，如《中央日报》、《扫荡报》、《民生报》等，只是应付检查而摆放的。来阅读的人多数是学生和文化界人士，还有部分军人。李振远和丁丹借机与各界人士广泛交往，收集相关情报，源源不断地传往延安。白天他们与各方人士交谈，晚上还要加班写稿子、排版油印。周梅影帮着他们写情报，连夜派人送往八路军办事处。第三、邀请有名望的主张抗战的学者、教育家举办演讲会，效果非常好。如，邀请即将赴新疆学院就任院长的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在兰州大戏院演讲“目前抗战的形势”，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理论，驳斥当时盛行一时的“抗战必亡论”、“焦土抗战论”和“速胜论”等。为保证演讲会的顺利进行，防止特务捣乱，李振远和大戏院负责人请来警察局出面维持秩序。工商界、教育界和学界共400余人冒着严寒赶到会场，场面隆重热烈，演讲取得了预期效果。戏院里虽然没有暖气设备，天气很冷，但许多人仍坚持到散会才走。周梅影化名周淑英，在妇女补习学校教书，认识了不少妇女界的朋友。她和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的夫人王德谦来往较多，两人以姐妹相称。王德谦常带着周梅影参加新生活俱乐部的活动，在那里，周梅影与许多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夫人结识，并与很多人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交谈中，遇到有价值的情报，周梅影就默默记在心里，从中摸清了第八战区团以上军官名册和驻防地点。回到家中，她把所收集到的情报记录下来，传递出去。李振远在战地文化服务处工作期间，结识了兰新公路俄文翻译赵德台。赵德台把李振远当成抗日英雄，常邀请他到家里做客。在赵家，李振远遇到了兰州警察局督察长张连芳。张连芳是军统局长戴笠的红人，因反共有功，曾得到戴笠的奖赏。他对李振远等人的活动早有怀疑。李振远得知这个情况，立刻提高了警惕;但为获取更多的情报，他还是设法同张连芳进行周旋。张连芳经常到赵家吃住，来去很随便。李振远和张连芳见过几次面，慢慢也熟悉了。张连芳爱喝酒，一喝醉，便口无遮拦，李振远从中得到许多重要情报。

　　有一次，张连芳酒后失言，把他从军统派往延安的特务那里得知的李振远三人的身份说了出来。李振远意识到，他们在兰州的活动已经暴露。回到家中，李振远和周梅影研究决定:为了减少损失，要通过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向延安请示撤退;在等待延安指示期间，采取灵活机动的方式，继续和敌人周旋。从掌握的情报分析，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很快就要到来。李振远要丁丹特别注意提高警惕，并考虑撤退问题;同时，他也和丛德滋谈了与张连芳接触的情况及对形势的看法，请他做好应付事变的准备。几天过去了，李振远离开了战地文化服务处。因迟迟得不到延安的消息，他只有再找工作，继续潜伏。不久，李振远在一家英国人开办的工厂里找到了机会。这是专门扶持手工业者和小手工业合作社的工厂。经过招工考试，李振远得了第一名，随后又当上了振华肥皂合作社的经理。李振远把肥皂厂建在城郊外12里的飞机场附近。一方面可以躲过张连芳的纠缠，另一方面，飞机场是重要的军事基地，中国国民党军队若有行动，飞机场肯定会有迹象。利用英国人的贷款，合作社买下六间民房，雇了六个工人从早到晚地生产肥皂，很快就生产了大批肥皂。产品受到市民欢迎，销路较广，不仅生产搞上去了，情报站也有了活动经费。英国老板很高兴，他把来华经商的目的告诉了李振远，后来又请李振远担任西北联社经理。李振远把这些情报整理好，让周梅影用密码译好后迅速报告给延安。有了稳定的职业作为掩护，筹措了足够的潜伏活动经费，生活维持下来，社会关系进一步扩大。李振远通过对飞机场附近的观察，同时在与过往军车上的军官交谈中，得到“新疆王”盛世才将要投靠蒋介石的信息。周梅影又到新生活俱乐部，从各位军官夫人那里得到了证实，他们马上把情报传到延安。在兰州八个月的时间里，李振远和周梅影取得不少情报，如第八战区团以上军官名册和驻防地点;马鸿逵的回部对抗日态度的变化;兰州各界人士对抗战和国共合作的态度;各界人士抗日救国运动的情况;兰州商贸界市场的变化和商贸界上层人物的情况;国民政府军统、中统在兰州的活动;英国来华经商的目的;盛世才在第八战区的兵力部署变化情况，等等。这些情报曾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

　　1939年，日本侵略者改变了对国民政府的策略，由原来的以军事打击为主，转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挑拨国共关系，并且利用汪伪、伪满等汉奸，实行“以华制华”。蒋介石对抗日表现出了动摇，由片面抗战改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7月下旬，李振远接到延安的命令，时局已变，他们的身份已经暴露，命他们迅速撤离兰州。在八路军办事处大力协助下，10天后，李振远等三人平安回到了阔别八个月的延安。半年后，由于叛徒出卖，丛德滋没有及时撤走，被捕入狱，在狱中壮烈牺牲。在已暴露身份的情况下，李振远等还能坚持开展许多工作，得到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他们受到了中央社会部的表扬。随后，李振远又接受新的任务，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竭尽全力为实现国家的和平民主独立而斗争。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表团，于1946年5月由重庆迁往南京。梅园新村30号(周公馆)是周恩来、邓颖超办公和居住的地方。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同国民政府进行了10个月零4天的谈判。对周恩来等中共代表的活动，中国国民党极度惊慌和仇视，中统等部门策划、进行了种种阴谋破坏活动。

　　“要打大仗了，咱们可有钱挣了。”酒桌上，一位中国国民党军队的少将高兴地告诉东北老乡李振远。出于工作需要，在共产党上海情报站工作的李振远，经常找这位少将老乡拉家常。那天，这位少将把这一“商机”透露给了“商人”李振远。

　　“你是不是喝多了，小鬼子投降了，天下太平了，打哪家的仗?”李振远说。

　　“老头子(指蒋介石)要和“共匪”闹翻了。”少将看了看四周，低声告诉李振远。

　　“你老兄少见多怪了，老头子一直对他们不放心，从来没有和他们真心合作过，搞点小摩擦也是常有的事。”李振远警觉这可能是一个重要情报。他一边劝酒，一边故意轻描淡写道。

　　“这哪会是小摩擦!”这位少将高声叫道。随即，又向四周看了看，压低了声音说：“军统的人准备暗杀周恩来!”

　　“这是真的吗?”一贯沉着的李振远吃了一惊。

　　“那还有错。”少将说，“咱有一位东北老乡在军统里，是个副站长，混得不错。他说要以车祸的假相来暗害周恩来，具体情况我也不便问。不过，你想，‘共匪’大头目被杀，他们能咽下这口气吗?能不打大仗吗?”

　　“是，是，是，老兄高见。”李振远应承着。他暗想，这位少将只知道大概，敌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动手等详细情况，还得进一步问军统的人才能知道。于是，李振远说：“我联系了一大批棉花和布料，北方要打大仗的话，肯定急需衣服，如果能买到北方的布，起码1：10的利。”

　　“对，对，对，我听说北方的军工因没原料，都停产了，你这主意好。”少将连连称赞。

　　李振远看他上钩了，接着又说：“这年头搞点货不容易，我必须把情况搞清楚，不见兔子不撒鹰，你是否可帮我引见一下那位朋友?”

　　“好你个小子，对我还不放心。我就给你引见，让你看看咱的消息是不是真的。”少将也认真起来。

　　晚上回家后，李振远和同为地下工作者的妻子周梅影、同事郑凯等人急忙商量此事。李振远说：“敌人可能随时实施这个计划，中央首长的生命安全随时有危险，我们必须尽快想办法了解情况。”怎么办?大家都在思索着。

　　“前两天，我在路上碰见同学黄金河两口子，他们告诉我‘首长(潘汉年)已从东北回上海了’,可否找他们帮证实一下情况。”周梅影说。李振远同意让周梅影执行这项任务。郑凯则提出用金钱买消息的主意。

　　“副站长是个不小的头目，在军统里待的时间也不会短，恐怕不太好收买。”李振远沉思了一会儿，“不过，可以这样办……”李振远的计划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于是各自分头准备。

　　过了一天，少将老乡真的把副站长请来了。这个人话不多，而大家也只唠些家常，最后，还是少将沉不住气，把想做棉花的生意说了。

　　“党国的事业都败在你们这些小人的手里，难道你们不知道倒卖棉花是犯法的吗?”副站长一本正经地说。闻听此言，少将气得说不出话，一时出现了僵局。

　　“喝酒，喝酒。”李振远边陪笑边帮少将圆场，“现如今也是没办法，从正常渠道拨款，他们军需根本完不成任务，党国到处都需要钱，完不成任务挨批是小事，延误军情是大事。”副站长微微点了一下头。李振远继续说：“我现在经商悟出点道道。要想办成事，就要军民联合。”少将也接上话说：“这叫借花献佛哦。喝酒，喝酒。边吃边说。”

　　“你们怎么借花献佛?”副站长似乎产生了兴趣。

　　“现在经济不景气，我告诉有钱的老板，有好买卖，1：5的利，他们都肯做。我们搞到货，瞅准时机运出去脱手，分得5成的利做活动经费，想干啥不成!”趁大家酒性上来了，李振远又说，“现在哪个部门不是自己搞点钱花，你们军统也不例外，上面给的钱够干什么!”

　　“你说的不错，现在办事处处要花钱，我们这些当头的也难啊。”副站长说。于是，大家纷纷发起了牢骚，副站长也不再绷着脸。借助酒劲，大家都喝得差不多时，李振远又说：“经商就是要有商机，不知你们有什么机遇给我们。”

　　“从今天算起，第三天就有消息，你到时候看报就行了。”副站长说。

　　“你们有时也会失手，可我的货一旦发出，就收不回来了，怎么办?”李振远故作担忧。

　　“这次很有把握，我们是在他们每天上班的必经之路上进行，不会失误。”副站长说。

　　“好，那我后天装船，大后天启程，老哥可要给我办好通行证哦。”李振远说。

　　“好说，好说。你后天到我办公室来拿。”少将说。

　　“你们办成功时可别忘了约定，要说话算话。”副站长插话说。

　　“有少将老哥做保，你还怕我跑了不成。不过，我要是跑了，也会被你们军统抓回来的。”李振远把大家都说笑了……

　　3天!打电报请示中央恐怕来不及了，李振远愁眉不展。这时，周梅影回来了，她见到同学了，传出的话是确有此事，请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中央首长的安全。同学那边会紧急电告中央，做好一切应变准备。在当时，没有中央的命令，长期隐蔽的人员不能做公开暴露的工作。

　　有了领导的指示，李振远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依旧化装成商人，郑凯扮作小跟班，两个人连夜赶往南京。

　　南京，战国时楚威王始置金陵邑，以为“王之地也”，有“六朝古都”之称，简称“宁”。而此刻，在李振远心里，南京不“宁”，且充满凶险。在火车上，他一直凝视着窗外沉思着…

　　李振远和郑凯两人下车后，连夜赶到“周公馆”。躲在不远的暗处，他们从天不亮一直观察到天光大白，只见“周公馆”门口修鞋的、小摊床、房屋里，都布满了特务。

　　上午，“周公馆”门开了，一辆黑色轿车向李振远所在地方的反方向很快开走了，李振远和郑凯俩想冲进去，可离得太远。就这样，一上午再也没有人出来。到了下午，特务那边只有修鞋的换了人，其他人根本没变。

　　“看来是24小时监控，直接进入是不行了，还没走到大门口就可能被特务拦住。咱们不能在这傻等，要另想办法，走。”李振远说。

　　已经两天一夜没有好好休息了，郑凯跟在李振远身后，睡意朦胧地晃着走。这时，看到后面上来一辆黄包车，郑凯一下子有了主意……

　　第三天早上，“周公馆”门口如往常一样安静，修鞋的仍懒洋洋地蹲在那里，小摊床照样营业。大约快到8点钟的时候，不知从哪来了一辆黄包车，拉车的小个子很是吃力的样子，慢慢往前走着;车上坐的却是一个大个子，帽子盖了半张脸，睡得挺香。拉车的走到“周公馆”门口时，突然向“周公馆”大门飞跑，并按下了门铃，“修鞋的”想赶过来阻拦时，门已经开了，车子也迅速进了院子。还没等开门的人反应过来，只听车上的人低声说：“快关门!”就在大门刚刚关上时，正好把“修鞋的”堵在了门口。

　　“是你!你怎么来了?”在办公室，周恩来副主席见到李振远吃了一惊。李振远简单地汇报情况后，周副主席果断地说：“赶快到董老(董必武)的办公室换衣服，我这里不安全，特务能从对面的楼上看见。”在后院，李振远对周副主席讲解了撤离路线：“我们把后门的特务引开后，你们再从后门出去，穿过一条街道，街道对面有一辆黑色轿车在那里等着，车窗半开，有白色布帘挡着。司机是我们的人，他接你们送到会场。”

　　周副主席说：“我同意，这个方法可行。同时，为了迷惑敌人，我的轿车还要按时出车。”

　　说话间，李振远他们已换好衣服，周副主席伸过手深情地说：“珍重!”

　　很快，李振远他们从后门出走了，盯梢的特务赶紧跟了上去。不成想，他们不一会儿就把目标跟丢了。而这时，又有几个人从后门走出。同时，“周公馆”大门打开，先是一辆黄包车出来，“修鞋的”赶紧跟了上去。快10点钟时，一辆黑色轿车也开了出来。可就在黑色轿车开出不久，一辆大卡车横冲过来，重重地撞上了它……

　　——那天，10点钟要召开记者会，周恩来是中共的代表，肯定要参加。记者会准时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主持人宣布开会，并说：“中共破坏合作，所以遗憾地告诉大家，中共代表没敢来开会。”他的话音未落，“我们来了!”周恩来和其他中共代表从后面走上前，场上顿时响起了掌声。周恩来稳健地来到台上，当场向中外记者揭穿了国民党破坏合作的种种罪行。

　　“你们军统怎么搞的，不是说重创了他的车，为什么他会出现在会场上，难道他是神仙吗?娘希屁!一群饭桶!”蒋介石闻听此事，气急败坏地骂道。而就在他发火的时候，李振远和郑凯已安全地离开南京，返回上海去迎接更加艰巨的情报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