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报道 | “朝鲜通信网的构筑与近代中日关系——以甲午战争时期为中心”讲座纪要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2022-11-19 10:19:14

　　2022年11月9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和抗日战争史研究室共同主办“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史讲坛”第七讲。本期主讲人为日本大学理工学部郭海燕教授，讲座题目为“朝鲜通信网的构筑与近代中日关系——以甲午战争时期为中心”。讲座由《抗日战争研究》主编杜继东研究员主持，近代史研究所晚清史研究室张海荣副研究员、薛轶群副研究员担任与谈人。

△日本大学理工学部郭海燕教授

　　郭教授指出，19世纪80年代至日俄战争爆发期间，中日韩三国围绕朝鲜通信网构筑问题的交涉历经20余年。三国在电信线的架设权、管理权和使用权问题上互有攻防、反复博弈。朝鲜电报通信网构筑问题既是中日两国争夺、控制朝鲜半岛局势主动权的手段，也是朝鲜彰显独立自主志向的途径，同时映射出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国在朝鲜势力的消长过程。对朝鲜电报通信问题的探讨，可从信息通信层面深化甲午战争史和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

△《抗日战争研究》主编杜继东研究员

　　郭教授认为，朝鲜通信网的构筑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这个时期以外交交涉为主。朝鲜半岛近代电报通信网的构筑始于日本。甲午战争爆发前，朝鲜半岛共建有4条电信线，其中海线1条、陆线3条。日本仅出资铺设海底电信线即釜长线，其他3条均由中国贷款、监督建成。其中中日两国皆采取同朝鲜进行外交交涉和条约缔结的方式，架设(敷设)完成了贯通朝鲜半岛南北、覆盖东西海岸、直通本国的电报通信线路。中国拥有对朝鲜电报网的管理权，日本则是陆路电报线路的使用者。围绕电报通信权益问题，中日两国的对抗是相当激烈的。为拥有快捷的电报通信设施，中日在朝鲜的关系呈现出表面上避开直接冲突，实际上互不相让，时而又互相利用的特点。日本为实现拥有本土与朝鲜半岛间的通讯设施，不惜出让本国的国际通信权与大北电信公司，并借助中国向朝鲜施压。在电报通讯层面，中日两国形成势均力敌的局面。同时，中朝通信网也存在致命隐患，易受天气或人祸影响，时常受阻不通。特别是进入19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缺乏保养，电信时常不通畅。

　　第二个时期是甲午战争爆发与战争期间。这是外交交涉与军事并进的时期。甲午战争的爆发,成为日本扩大构筑朝鲜通信网的重要契机。战争爆发前夕及战争期间，日本电信外交的重点是配合入朝作战部队的军事行动、保障电报线路的畅通。日方采用外交与武力威逼并进的电信战略，通过自架军用电报线、武力占领中韩构筑的通信设施，实现了安全可靠的战时“电信双线制”通信。早在开战前夕，日本便在通讯层面占据优势。以甲午战争为契机，日本通过军事行动与外交交涉，在朝鲜电报通信层面取得绝对优势，中国则丧失了花费近10年构筑完成的属国通信网。中日在通讯层面实力的剧烈变化是甲午战争中日本取胜、中国战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个时期是甲午战后至日俄战争爆发。这是日俄围绕朝鲜电报线问题交涉的时期。甲午战后，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大为扩张，激化了日俄矛盾。在朝鲜问题上，俄国成为日本的主要交涉对手。如何继续保有甲午战争中获取的成果成为日本电信外交的焦点。为此，日本与俄国先后签订《关于朝鲜问题日俄备忘录》《关于朝鲜问题的议定书》《西——罗森议定书》，使其在朝鲜的电报权益得到保证。日俄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彻底拥有了朝鲜半岛的电报通信网，并使之成为日俄战争中的利器。

　　郭教授还对今后的研究前景做出展望。她认为，电报通信研究应包括电报线的构筑和运用两个方面，尤其要充分重视电报线运用方面。例如电报费的交涉、电报人才的培养等。袁世凯驻朝期间与本国的通讯、中国甲午战争期间电报的运用等个案研究亟须加强。此外，还应对电报通信史中的甲午战争史实，做出更为细致深入的探讨。

△近代史研究所晚清史研究室张海荣副研究员

　　在与谈环节，张海荣副研究员认为，对于19世纪中后期的中日朝三国而言，朝鲜电信权的问题不仅是一种重要的通信手段，也关涉到三国各自的政治、军事、外交和商业利益。尤其在大清邮政和关外铁路还未开办的情况下，电报通讯是清政府维系中朝宗藩关系和护卫东北门户最重要的一个信息生命线。对于日本而言，控制朝鲜的通信网络对其在处理三方外交、军事关系时争取主动权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郭教授从朝鲜通信网的构筑角度切入，以此探究中日朝如何围绕电报线路架设权、使用权和管理权展开博弈，为研究甲午战争史、中日关系史和东亚国际关系史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思路。

△近代史研究所晚清史研究室薛轶群副研究员

　　薛轶群副研究员指出，郭教授的研究充分关注并挖掘了国际通信网的价值。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日便被动卷入全球通信网。中日通信网虽然均从属于欧美通信网，但在19世纪80年代后首先在处于电信空白的朝鲜半岛地区开展角逐。朝鲜自身要求电信自主权，其他欧美国家则强调利益均沾。在这种多方角力的背后，体现出东亚通信网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通信是文明的“利器”，日本在扩张过程中将其作为看不见的“武器”，中国则将其作为维护宗藩关系的工具。郭教授的研究与以往所认为的，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处在丧权辱国状态的刻板印象不同。事实上，围绕宗藩关系与条约体系，当时中国在朝鲜半岛也有输出的过程。

　　针对两位与谈人提出的部分问题，郭教授给与回应：

　　第一，关于修筑电信网的财政问题，中国有相关成本报表，其中包括维修费、差旅费、人员工资等。中国在朝修建的第一条线路预算14万两白银，其中2万两左右为留用经费，12万两为花掉的费用。关于中日两国投资的比重，虽然海线建设费用高于陆线建设费用，但是从总体支出上看，中国出资应高于日本。

　　第二，大北电信公司在朝鲜通信网络建构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李鸿章委托盛宣怀与大北电信公司接洽，盛宣怀借鉴轮船招商局的经验，与大北电信公司的沟通采取了公司对公司的方式。

　　第三，关于商民如何看待朝鲜国际通信的问题。当时在朝鲜的中国商人最多，欧美商人次之。商人很少运用汉城以北中国建设的电报线，该线主要以军用为主，费用亦较高。商人主要运用釜山南线，即日本修筑的电报线。

　　第四，关于如何评判中国在朝鲜电信网络建设中的利益得失问题。中国在朝鲜建设通信网时，也为朝鲜培训电报人才，期间中国还会雇佣洋人从事电报工作。朝鲜通信网是中国属国电报的一个重要环节。

△讲座现场

　　本场讲座历时2个多小时，郭教授以电报通信为切入点，探讨甲午战争及中日朝三方关系演变，为东亚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正如杜继东研究员指出的，郭教授的此项研究是一个很好的跨国史研究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