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8月,一本名为《一个人的抗战》的书正式出版,作者樊建川。他用近500幅图片披露并论述了大量日本侵华证据,所有的照片实物都来自他多年的抗战文物收藏。
2003年,樊建川以个人的名义,征地500亩,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兴建“建川博物馆聚落”。博物馆群包括抗战博物馆系列,“文革”艺术品博物馆系列,民间百年博物馆系列共25个馆,其中抗战博物馆系列共有2万多平方米。2005年8月15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建川博物馆聚落部分单馆将开馆……
樊建川,蜀都商人,多年来倾其所有,收购流落民间的抗战藏品,数目多达2万件,被世人称奇。
“55年前,抗日战争冲天的狼烟尘埃落定。而今,两军拼死厮杀的战场沧海已变为桑田。战争的亲历者年届高龄,接二连三撒手人寰。这段战争历史正在远离我们的视线,滑入那幽暗的历史隧道,变得越来越抽象和次要…….”樊建川在《一个人的抗战》序言中如此说道。一个国家的光荣,可以让13亿人中每一个人去分享;而国耻,同样需要每个人都承担!樊建川说这就是他建造博物馆的意义。
成都的安仁,烈日当头,见到这位传奇人物之际,他正在博物馆浩大的工地上,脚步飞快地四处奔忙,端详其人,衣着朴素,相貌亲和,和工人们嘘寒问暖,紧随其身来到“战俘馆”施工现场,樊建川指着地面上一个个规则的圆形深坑说:“这些坑里要放战时日本军人的钢盔。”他顺着工地边缘熟练地走过大厅,一个放风井出现在眼前。在这里,他正设计让一张巨幅女战俘的图片挂在钢筋水泥般的墙面上,照片上的女人双手交叉放于胸前,周围站满一圈拄着军刀的日本兵。“战俘也是英雄,只要人俘心不俘。”说起抗战,樊建川的理论都很直接且犀利。
看到樊建川抗战藏品,无数残破褴褛的血衣、弹孔尚存的冰冷钢盔、仍然可以发出尖利鸣叫的报警器、泛黄的战时良民证、血迹斑驳的日记本、冰凉刺骨的侵华纪念章、一张张有着或惊恐或愤怒面孔的照片……樊建川说,每件物品背后的故事都足以让人血泪交进,扼腕叹息。每每夜深,他都会恍惚与这些历史的见证物默默交流,上面残留的血泪无一不诉说那段长达14年的悲壮历史……
收藏,是历史的“旁证”
翻开《一个人的抗战》序言的前一页,启功先生题写的“旁证”二字赫然映入眼帘,这二字充分说明了樊建川藏品的意义:让抗战收藏有力地证明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
2000年1月,樊建川收藏的《最近实测新南京市详图》在国内外引起轰动。原因是1月23日,日本右翼势力在大阪举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所谓“检证集会”,而樊建川向世人掷出了一张由日本人控制的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印制的南京地图,这张民国二十九年(即公元1940年)8月再版的地图上清晰地标明:圆南京最高法院位于中山路四段的一个十字路口,隔街就有两大一小三个水塘。这幅地图成了东史郎的《阵中日记》里曾记录了原分队长桥本光治在1937年12月21日,把一个中国人装入邮袋,浇上汽油点火燃烧,最后系上手榴弹,投入地图上的池塘将其炸死的史实。虽然东京地方和最高法院为迎合右翼势力企图全盘否定南京大屠杀,并以原南京最高法院门口没有水塘等理由,判决东史郎败诉,但樊建川收藏的这幅《最近实测新南京市详图》,为水塘的存在提供了有利的证据。
为了和平,收藏战争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人们都在呐喊:历史不容忘记!而樊建川却用他的藏品毅然诉说着中日永不再战的殷切愿望:“为了和平,收藏战争!”
在安仁的日子,看到建川博物馆大门不远处,堆放着数个齐肩高的混凝土残块,厚度约半米,残块上些许状如瞭望口的小洞,依稀可见.原来,这是樊建川最大的一件藏品——抗日战争时期的日军碉堡,重达30吨。这个庞然大物是樊建川在天津发现的,他立刻高价买下,但为了把这个收藏品运到四川,仅在运输途中就屡经坎坷。碉堡太大,车子在运输途中被禁运,于是原路返回,碉堡在天津被大卸19块才重新踏上路途,一路耗资数万元。当人们终于在千心万苦之后,把碉堡运进建川公司的院子时,只听轰的一声,它撞倒了一根门柱……“险些砸出人命,我们戏说这是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人们摇头感叹。如今,樊建川要把这些残块拼接还原,并在缝隙中栽上灿烂的花草,摆放在博物馆大门口正中最显眼之处。“日本人用战争的头盔做水壶,中国人用战争的碉堡做花坛!”他非常自豪自己的创意,说起来就掩不住满面笑意,他说这代表了中国人热爱和平的精神。
忏悔的日本人
在樊建川的口中,经常可以听到一个日本人的名字——盐谷保芳。这是一个如今已经年近90岁的日本老人,他在机场看到了《一个人的抗战》,便一路找寻而来。盐谷保芳,原日本陆军59师团士兵,曾在1944年随部队在山东泰安作战,1985年4月至2003年9月23日,曾来华谢罪18次。
作为一个日本军人,盐谷保芳心中总是充满了深深的不安和愧疚。他告诉樊建川,自己在当年被拉去当兵时,从内心厌恶战争。为了躲避征兵,盐谷保芳情急之下一刀砍去了自己的食指:“这下我就不能扣动扳机了,也就不用当病兵了!”谁知,他当时太性急,砍下的是左手食指,被征入伍成为唯一的结局。在与樊建川的交谈中,盐谷保芳坦言自己被逼杀害过不下10个中国人,如今来华谢罪的目的只有一个:“当年日本政府葬送了我的青春,我不想我的孩子再走和我一样的路,我是在以自己的行动为21世纪家庭留面镜子。”在他第15次来华谢罪时,盐谷保芳将保存近60年的侵华罪证赠予樊建川:一把军刀、一只小号、一个钢盔、三件军服。他请樊建川接受这些藏品,因为:“实物是最好的教育者。”纪念碑前、省博物馆门前、赵一曼烈士像前……盐谷保芳面色凝重,满头银发被风吹乱,身体前躬,头深深地埋了下去……“我们犯下了罪恶,请接受我的忏悔!”
永不停歇的收藏
樊建川的藏品数以万计,这是他多年经商之余四处奔波找寻的结果,如今他的收藏网已遍布全国各地,每日还有很多慕名而来的人们把祖上保存下来的抗战藏品赠送给他,资源可谓非常丰富。但是,每逢空闲,樊建川依然亲自到市场找寻,原因是抗战时期的藏品已经越来越少,很多外国人也在收藏,而他能做的就是不让它们流失!
1996年,樊建川旅日时曾购得上千本二战画报《支那事变画报》、《武汉陷难画报》、《跃进之日本画报》等及上千张日军明信片。这些资料让他大为振奋,其中披露了大量人们尚不知晓的真相,于是他发动在日本的线人,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把日本人称之为“二战品”的文物集中收购,造成了日本文物市场上抗战文物在短时间内忽然大规模消失。“与日本人争夺抗战文物,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樊建川义正言辞。
一个周日的上午,蜀地阳光明媚,气温不下三十摄氏度。樊建川一行七八人,大清早便直奔成都花鸟市场。一进市场,樊建川转眼就消失在人流中,在众多私人摊位中,她如鱼得水一般左右环顾,并不急于拿起某件物品,但一旦认准,必定买下。
市场中的众多卖主也大都认识樊建川,远远见他而来,便把最好的藏品拿出来等待。整整一个上午,四五个小时,樊建川留恋于各个摊位,仔细研究。身后的跟随人员一脸苦笑,手中拎着抱着很多刚买下的东西,他们悄声说最怕和樊建川逛市场,一来便不走,一掷千金不说,只要是真东西,无论是石碑还是牌匾,一律抬走,有时候装几辆车都不够……
现年四十多岁的樊建川,经历过知青、军人、教师等多种身份。认识他的人都说他绝顶聪明,这个评价让人不免有点仰视。然而,他对自己的介绍却很平实,除了藏品,他只简单地说自己与一位经历了抗日战火的父亲,从小便被传承了一种民族的血性。第一次看电影《血战台儿庄》时,樊建川内心就被深深震撼了。从此以后,他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川军抗战的资料,越收集,越触摸到更多的历史真相,那些实物、数字、图片……所有一切都让他窒息和震动,他了解到了历史的悲哀,战争的残暴和人们的苦痛。于是,收藏便不停歇地持续了下来,直到今天。
诚然,樊建川的藏品已经为披露日本的血腥侵华做了足够的证明,它们旁证了中国抗战的真相!但,每每说到此,樊建川都会沉静下来,他说开馆的时候除了要请一些抗战的中国老兵,除了反思历史,更重要的是表达一种最强烈的祝愿:“化剑为犁,永保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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