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洛峰给刘大明的暗语回信
来源：中国抗战胜利网   2020-03-20 10:17:58

　　读书生活出版社，后称读书出版社，1936年由李公朴、柳湜、艾思奇等创办于上海。1937年10月出版社迁汉口，1938年10月迁重庆，并在广州、贵阳、桂林、昆明等地设立分社。该社出版的第一本书是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发行不久即被查禁，修改后更名为《大众哲学》继续出版，成为该社的畅销书。该社出版了许多社会科学著作，并翻译出版多种苏联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以及少儿读物。后该社与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合并成为三联书店。抗战时期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有关抗战的出版物，成为国统区代表进步出版势力的一个重要单位。

　　在黄洛峰的主持下，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及郭大力译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为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贡献。1941年，周恩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向邹韬奋建议将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联合起来到延安和敌后去开办书店。三家书店的负责人一起商议，“生活”派李济安前去，并由他全面负责，“新知”派陈在德，“读书”派赵子诚。8月初，三人集合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换上了八路军的军服，佩戴上八路军胸章、臂章，并改了名字，李济安改称李文，陈在德改称王华，赵子诚改称刘大明，此后，他们的名字一直沿用下来。

　　他们乘卡车从重庆出发一路颠簸，经成都、广元、汉中、宝鸡到了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受到林伯渠的接见。为了等候过封锁线，在西安住了一个月，才奉命到洛阳与护送他们的八路军会合，过了封锁线天井关。又经过十多天的艰苦行军，于11月初到达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南35公里的桐峪八路军野战总政治部所在地，沿途受到边区政府杨秀峰主席、支队唐天际司令员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的接见。

　　到桐峪后，遵照罗瑞卿主任指示，他们在华北《新华日报》同志的帮助下，决定先在根据地中心桐峪开设一个门市部，经售边区出版的书刊和文具，并用油印方式刻印一些文艺小册子。三人分工，王华负责门市部筹建，李文负责采购文具用品并和刘大明一起负责刻印油印小册子，刘大明负责油印刻印工作，赶印了1941年月历，又将高尔基的两篇名著《海燕》和《鹰之歌》刻印成一本，取名《鹰之歌》，作为门市部开张的礼物。他们精心设计了开本、版面、用纸，月历的封面还进行套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当时，读者看惯了一些政治理论书籍比较单调刻板的装帧，此时看到《鹰之歌》，犹如在荒漠戈壁滩中看到一朵挺拔的小白花，觉得分外可爱。不几日，《鹰之歌》即销售一空，500份月历也销售大半。

　　1941年10月，李文离开太行山到延安开办了华北书店，太行华北书店就由王华和刘大明负责。到1942年秋，共出版了20余种像《鹰之歌》这样的小册子，其中除了鲁迅的著作外，大多是苏联和俄国小说。其中也有几种是边区作家编写的，如《世界名歌选》，是一二九师文工团团长刘流同志编的，《拉丁化检字》是边区文联主任陈默君同志组织编写的。对读者大有裨益。小册子的印数一般是500份，也就是当时蜡版所能承受的最高印数了。那时，每决定印一本书，刘大明就日以继夜地刻蜡版，他右手的食指和大拇指，由于长久握铁笔，始终是扁平和疼痛的。当时油印的小册子有：《1941年月历》《鹰之歌》《阿Q正传》《狂人日记》《故乡》《朝花夕拾》《不走正路的安得伦》《死敌》《第四十一》《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和列宁相处的日子》《二十六个和一个》等。

　　这封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家信”，是黄洛峰接到1941年9月28日刘大明来信后，于11月12日给他的回信。刘大明到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后，想要的纸型一直没有收到，他们很着急，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黄洛峰写了信。当时由于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特别是在皖南事变以后，读书生活出版社计划出版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的纸型在重庆被国民党特务查获，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据此“请”黄洛峰前去“谈话”，结果纸型被没收，人也被扣留一天始释放。黄洛峰无法在重庆继续活动，不得不秘密出走香港。

　　黄洛峰是在香港期间给刘大明回信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信中他使用了大量的“暗语”。他介绍了读书生活出版社各位同仁的情况，说到某某病了，那就是指他被捕了，如“家林一直还病着”这一句，就是孙家林在1941年2月在贵阳担任“读新经理”时，书店被国民党查封，他和店中其他五位同志被捕，后由他未被逮捕的爱人刘瑛同志寻得机会，“内应外合”，逃离了监狱，径赴昆明。“汉清的一个小弟弟最近又病了”，是指倪子明1941年在广东曲江开办中南文具公司时被捕。“窦府真是多灾多难”这里是取的谐音“读社”，是指读书生活出版社，这时内地四个分社全部被封，多人被捕，财产损失惨重。“但是窦大哥精神还好，虽然事情不大如意，此病彼病，他还是很精神的挣扎下去，这是我们大家都引以为慰的。”窦大哥可以理解为是洛峰同志自称，也可以理解为“读社”领导核心、领导层，包括在上海的郑易里等同志。虽然这里被封，那里被抓，但我们事业的领导层精神很好，仍然在顽强地坚持斗争着。对于刘大明的请求黄洛峰是非常明晰的，对他要的东西，说“此间不收寄，已函沪店寄你”，由于战争环境，“但是否能收到，也还是问题呢”。在信的最后表示，他们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进行抗日的工作，彼此虽分开才一年多，但是觉得分开好长时间了，“好久不通信，等于隔了几十年一样”，可见在战争环境下，看到一封这样的“家信”是多么不容易啊!信中黄洛峰与刘大明交流共同的事业，介绍了许多情况，并且也很关心刘大明，表示对于他家的困难，能帮助就一定帮助，充分体现了同志之间互相关照、相互扶持的关怀之情。因为刘大明远在太行深处的华北书店，根据地出版刊物的条件有限，刘大明在工作中遇到困难还会请求黄洛峰帮忙。由于国统区条件比较特殊，日本未占领的地方也有许多对于进步文化事业的限制与迫害，他们不得不想出许多办法进行工作，在这封信中就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所从事的事业是十分尽心尽力的。

　　(乔玲梅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