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局部抗战兴起/华北事变
来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2020-12-31 16:24:47

　　1935年9月24日，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发表谈话，宣布对华政策：把反满抗日分子驱逐出华北;华北经济圈独立;通过华北五省军事合作，防止华北赤化。“多田骏声明”是日本分离华北侵略政策的代表性文件。

　　1934年和1935年，日军分别在察哈尔与河北两省制造张北事件、察东事件和河北事件，逼迫中国政府与之签署《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日本因此控制了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为了策动“华北自治”，日军还制造丰台事件、香河事件等，扶植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内蒙古策动成立伪蒙古军政府，对中国华北地区的主权进行粗暴践踏和侵夺。

　　随着华北“分离”政策的形成，日本加紧了对华北的经济掠夺。

　　开驻平津地区的日军。

　　日军增兵华北。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的声明，暴露了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

　中国外交部情报司司长李迪俊(中)与天羽英二(右)会晤的情景。

　　1934年12月7日，日本制定《关于对华政策的文件》，提出所谓日满华提携、扩大在华商权、分离华北等方针。

　　1935年6月27日，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和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分别代表中日政府签署《秦土协定》。日军通过该协定控制了察哈尔省。

　　1935年7月，日本通迫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复函由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署的“备忘录”(即《何梅协定》)，承诺其中各项内容。日本据此攫取了河北省和平津两市大部分主权。图为《解放日报》关于该备忘录内容的报道。

　　1935年冬，天津市市长萧振瀛(前排左3)、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高凌购(前排左4)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前排左2)在天津合影。

　日军为策动“华北自治”，经常出动军用飞机到北平上空盘旋。

　　1935年11月25日，日军收买汉奸、流氓，在天津市区游行，要求“华北自治”。

　　1935年11月25日，天津爱国群众驱散盘踞在第一通俗演讲所门前的汉奸、流氓，撕毁其“华北民众自卫团本部”和“华北民众自卫团敢死队”的条幅。

　　1935年8月，日军指挥和煽动汉奸在香河发动叛乱，企图组建“自治政府”。图为有关香河暴动的报道。

　　从1933年开始，日本关东军提出一系列关于建立“蒙古自治国”政策方针，对其疆域、政治机构、财政经济、治安维持方法、警备军的编成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图为日本侵略者于1934年在王爷庙设立的陆军兴安学校，专门招收蒙古族青年，培养为其殖民统治服务的军事后备力量。

　　日军扶持建立的伪晋北自治政府。

　　1935年11月25日，日本扶植汉奸殷汝耕在通县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图为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在地。

　　1935年前后，日本开始插手内蒙古中、西部，煽动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建立“蒙古国"。图为德穆楚克栋鲁普(前排左1)与日本关东军在一起。

　　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和操纵下，1936年5月12日，伪蒙古军政府在化德成立，德穆楚克栋鲁普任总裁，掌握军政大权。图为伪蒙傀儡政府所在地。

　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伪蒙傀儡政权建立了一支1.3万人的军队。

　　1935年12月18日，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图为有关报道。

　　日 本 掠 夺 华 北 资 源 示 意 图

　　(1931年9月一1937年7月)

　为反对日本武装走私，北平大中学生开展了使用国货的宣传运动。

　日军从华北大肆掠夺物资运往日本。

　堆积在铁路旁的日本走私物品。

　日本走私货物在北平堆积如山。

　日本浪人在监督运抵天津东站的走私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