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往事：伪“满洲国”建立到覆灭（三）
来源：搜狐 魏晨品读民国   2022-06-12 09:35:20

　　1932年9月15日，日本代表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大将和伪“满洲国”代表郑孝胥签了出卖东北主权的《日满议定书》，傀儡政权无条件的承认日本人在满洲的权益——日本有权在伪“满洲国”境内驻扎军队，同时管理路权(铁路、港湾、航路和航空线)、矿权、国防以及治安等等，日本人有权出任伪“满洲国”的官吏，有权移民等等。即使是这样的委曲求全，溥仪也愿意给日寇当傀儡。

　　由伪总理郑孝胥主持的，伪各部总长列席每周一次的国务会议，看似正常有序，实则是背后由伪“总务厅”的总务长日本人驹井德三实际负责并提出议案，并由其实际操控掌权的傀儡会议。武藤信义成为了日本国首任驻伪“满洲国”大使，而驹井德三则被日本媒体称为“新国家内阁总理大臣”。伪政权各部总长都是中国人，但是很多部门是由日本人担任的次长实际掌握权力或者日本人在幕后操控。

　　1933年2月24日，在“国联”的大会上，一份以四十二票赞成、一票(日本)反对通过了十九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决议，“国联”正式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但是，狂妄自大的日本则以抗议该报告书为理由在四天后直接退出了“国联”。

　　1933年10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第三任)菱刈(yì)隆大将身着军装、腰挎军刀、佩戴勋章严肃的来到了溥仪的伪“皇宫”里，此次菱刈隆与溥仪商量的正是溥仪梦寐以求的“称帝”和伪国家国体变更的问题，即将如愿以偿的溥仪此时是喜上眉梢、笑逐颜开。

　　1934年3月1日清晨，身着从北平的老字号“敦庆隆”订制的龙袍的溥仪在群臣的簇拥之下来到了“新京”城郊的杏花村，这里用土临时堆起了一座祭坛，在净手净脸后，溥仪向满清祖宗行三拜九叩大礼，溥仪终于名正言顺的复辟成功。但是，日本人只承认他是伪满皇帝，不承认是大清皇帝。就这样，在祭拜结束后溥仪便在关东军的要求下脱下了这身订制的龙袍，改穿上了伪“满洲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元帅服。之后，在伪“皇宫”内的“勤民楼”举行了所谓的“登基大典”，年号定为“康德”。伪“满中国”现在终于是溥仪梦寐以求的伪“满帝国”了各部的伪“总长”们也改称为伪“大臣”，在伪《继位诏书》中，溥仪大言不惭地说道：“……当与日本帝国协力同心以期永固，国中人民种族各异从此推心置腹、利害与共，无渝此言有如皎日，无替朕命咸使闻知……”此时，坐在伪“皇宫”里“同德殿”的龙椅上，夜郎自大的溥仪憧憬着与自己的伪“满洲国”同心同德的日本国的共同构筑的美好未来。

　　1934年3月5日，溥仪登上知名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文章直接讽刺道：“溥仪一生软弱无助，总是成为这个或那个代理人手中的工具……”

　　1935年4月，伪“康德”皇帝溥仪第一次走出国门，不言自明目的地一定是与他是特殊“宗主国”关系的日本，他携代表团东渡访日，溥仪此行就要去感谢迫害中国百姓、掠夺中国财产的日本这个所谓友邦的扶持。在日本东京，天皇裕仁携王公贵族和全体内阁大臣前往火车站迎接，他代表日本向世界宣告日本是伪满唯一的主子。而溥仪向日本皇室真诚的表白到：“我现在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我的全力，为日满的永久亲善而努力……”

　　1936年9月，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撰写的《满洲国的根本理念和协和会的本质》中，关于阐述伪“满洲国”和日本的关系时称：“像月亮借太阳发光那样，而关东军作为天皇的代理人必须是皇帝的师傅和监护人……”在溥仪的身边，有着一位和特殊的侍从武官，他的日本官名为“皇室御用挂”或“帝室御用挂”，他的名字叫吉冈安直，军衔中佐，这个“挂”类似于封建王朝的“御前行走”，实际上吉冈是关东军的参谋，其实他就是日本为最大限度监视和操控溥仪的一举一动、指挥着溥仪的一颦一笑的监督者。吉冈安直可以直接训斥溥仪，更可以让溥仪对伪满的任何文件都必须写上“可”表示接受同意，只要是有利于日本的权益，无所谓牺牲多少中国东北的利益，到了伪满后期，迫于吉冈的淫威。所有的文件溥仪连看都不看就直接批“可”了。

　　1937年3月，日本人专门为伪“满洲国”炮制了《帝位继承法》，这部法规定：皇帝死后帝位由子继之、如无子则由孙继之，如无子孙则由弟继之，如无弟则由弟之子继之。这部法律的背后其实是日本人想更为进一步的控制溥仪，因为溥仪没有生育能力因此膝下无子，所以日本人计划着在溥仪死后能继续控制着伪“满洲国”。一个月后的4月3日，溥仪的弟弟爱新觉罗•溥杰与日本皇族女子嵯峨浩在东京的“军人会馆”(现在的“九段会馆”)举行了婚礼，结婚前所有人都看得出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联姻，溥仪当然也看出了其中的端倪，于是对这个弟媳嵯峨浩是加倍小心的提防着，生他怕自己被日本人害死了，由其弟或帝之子继位。一年后，溥杰与嵯峨浩的孩子出生，溥仪赐名爱新觉罗•慧生，取“慧生”这个名字就是溥仪在感叹溥杰真会生，因为是慧生个女孩，这让溥仪松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