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敌伪政权始末（一）
来源：张炳如   2017-10-04 09:17:39

　　华北在沦陷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扶持汉奸们在北平成立的伪政权，就其组织形式来看，分为伪临时政府及由它蜕变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两个阶段。如就其时代背景来看，则分为以下三个时期：由1937年12月14日伪临时政府的建立到1940年3月29日宣布解散为第一时期。这一时期的伪政权，是由以王克敏为首的一班汉奸们，在日本军事当局卵翼下拼凑而成的卖国集团。因为那时汉奸梁鸿志已在日本海军当局的支持下组成伪南京维新政府，与伪临时政府处在对峙的局面，王克敏为把这两个伪政权并为一个伪中央政府曾尽了最大的努力，终以受到日本侵华陆海两军事权不能统一的阻滞，两伪府不能实现合流。因此伪临时政府无法与日本签订形式上的同盟条约，只能在日本驻华北陆军当局的策动下作他的卖国勾当，实际上只是具有政府形式的办事机构。

　　由1940年3月30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起，到1943年1月南京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前夕止为第二时期。这期间由于驻华北日军，要彻底施行汪精卫与日本签订的将华北划为防共、治安、经济开发的特殊区域和军事上的强度地带的卖国条约，就暂时抛开对日本不十分驯服的政治傀儡王克敏，而用一个极其驯服恭顺的卖国贼王揖唐出常于是在华北展开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屠杀千万爱国人士和无辜良民，抓捕大量工农群众，供给日本作侵华军事的劳役;开发华北矿藏，输出大量的物资、粮食，以充实日本侵华的军事力量;把华北全区造成一个经济贫乏、金融枯竭、民众流离、工农停顿的境地。华北人民在日本八年侵占时间遭受伪政权的压迫、屠杀、搜刮、掠夺要以这一时期最为惨酷。

　　由1943年1月9日汪精卫伪政权对英美宣战，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止，为第三时期。这期间日本妄图驱使华北民众把抗日矛头转向英美，缓和中日民族间的矛盾，实行参战体制，由冈村宁次赶走了万人痛恨的王揖唐，使朱深维持一个时期的过渡，王克敏再次出场，改组伪华北组织的行政机构，驱逐汉奸齐燮元，展开所谓“东亚解放新国民运动”来建设后方兵站基地。但因人民抗战力量日益扩大，华北资源趋于枯竭，伪组织的汉奸们在经济上、治安上都感到左支右绌。在二年多的时间内，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三 次易人，最后随着日本降服而解体，一群出卖祖国民族的汉奸也全体被逮。

　　日本设在各沦陷地区的特务机关，是他们指导各地伪政权的组织。1937年10月，日本政府派喜多诚一继松井之后，任北京特务机关长，负责物色汉奸人选，建立华北政权。喜多原任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旅居中国多年，熟悉中国政治、社会情况，与北洋军阀政府的官僚军阀也多有往还。他了解这些官僚军阀在政治上翻云覆雨，毫无祖国观念，并且拥有相当的潜在势力和号召能力的分子，就针对着这一特点，定出选拔伪组织组成人员的标准：(一)元首须以曾任总统、总理的一流人物任之。(二)政府首长须以曾任总理、总长的一 流人物任之。(三)选拔标准：(1)素无抗日言行，又非二十 九军出身者;(2)有相当资望而反抗国民党者。

　　在组织伪临时政府时，因未得到可以充任总统一流人物参加，故由建立到解散，始终是一个所谓虚位元首的政权。至于伪临时政府的行政、议政、司法三委员会的委员长王克敏、汤尔和、董康，和前后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王克敏、王揖唐、朱深、王荫泰等，都曾任过北洋政府的总长，其资格也都符合喜多订的选拔汉奸的标准。

　　各地区的汉奸头子，都须依靠一个日本特务机关长作他的后台老板，才能稳坐汉奸宝座。如影佐之与汪精卫，喜多之与王克敏，原田之与梁鸿志，森冈之与齐燮元等等。因之日本特务机关长的进退，也影响到伪组织政治局面的更迭。而从各汉奸在伪组织内掌握的实权方面，也能反映出后台老板对他支持的程度。1940年4月北京特务部部长喜多去职，王克敏也随之下台。日本政府派原特务部次官森冈升任部长，以盐泽清宣为次官。森冈是齐燮元的靠山，盐泽则是王揖唐的支柱，因为齐不曾任过北洋政府的总长，在华北方面也没有吴佩孚的威望，不符合喜多的选奸条件，就以王揖唐继王克敏为委员长，但大权逐渐落到齐燮元手内。到了朱深任委员长时候，齐燮元就更狂妄骄横、不可一世了。

　　日本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对华北伪政权的建立，要根据他的选拔标准确定人选后，再定伪政权的组织形式，以使人地相称。喜多认为那时住在平津的官僚军阀适合他的理想人物，为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等三人，计划以靳或吴任总统，如二人同时上台，则分任总统、副总统，以曹汝霖为总理。因为靳曾任北洋政府的总理，在华北军政人员中，还具有相当威望;吴虽为头脑简单的军阀，但在华北还有一定影响，很可利用他来号召一般杂牌军队，参加伪府;曹汝霖则是一个老牌的亲日分子，叫他担任伪府实际责任，当然可以收到人地相宜的效果。同时这三人都没在国民党政府任过职务，也从未与国民党接近，由各方面衡量，都符合他的选奸条件。经过分头接洽之后，靳云鹏用“礼佛有年，无心问世”的话辞谢。吴佩孚说：“我诚不能与国民党合作，但也不能在日本保护下治国。如必须要我出山，则须日本退兵，由我来恢复法统。”因此与日本对他的要求不合，未能达成协议。

　　曹汝霖则因与喜多及另一特务土肥原都为旧相识，他们不断往来，对参加伪组织的问题，他既不敢公然拒绝，但一经考虑到他自己过去卖国行为时，更不敢再给自己加上一层罪戾，只用“愿以在野之身，赞助新政权的成立”的话与喜多等周旋。正在举棋不定的时候，蒋介石给他写来一封亲笔信，对他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并嘱他不必离开北平，因此曹才决定不在伪府担任实际职务，而思“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

　　另有一部分失掉民族气节的分子，在“七·七”事变以后纷纷来平，企图投靠日本，组织敌伪政权，进行卖国勾当。

　　原任伪满洲国外交部大臣的张燕卿因那时伪满将外交部缩小为外事局，降低了他的地位，愤而离职，由日本绕道来平活动。喜多因张过去任天津县长时，为了搜刮民财，标卖天津城厢义地，华北人民对之积怨甚深，已不能用作号召沦陷地区群众的工具。张后来只在日本军部支持之下成立了新民会，自称副会长，推选王克敏为名义上的会长。蛰居在大连的陈中孚，也于“七·七”事变后，潜来北平，企图成立敌伪政权。那时汉奸江朝宗已在北平成立了维持会，聘陈为顾问。喜多物色组织伪府人选时，因陈曾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与选奸条件不合，未予罗致。陈随去南京活动，颇受当时的特务机关长原田及后来的影佐支持，但因为梁鸿志、汪精卫等所反对，未能登上汉奸显要地位。

　　历绾北洋政府财政的王克敏，“七·七”事变前夕，蛰居上海，窥伺时机。这时喜多在平物色汉奸人选，未得要领，最后要以王克敏来作傀儡。喜多于1937年10月间到上海，通过与王素识的日本人山本荣治向王表示，欢迎他北上组府。王以“兹事体大”致电南京政府的宋子文，转向蒋介石请示，宋复电谓“奉委座谕，北平事可请叔鲁维持”。王遂到上海与喜多、山本同机来平。

　　山本荣治原在中国习法律，后在青岛经商，与国民党政府的孔祥熙、陈立夫及上海的帮会头子杜月笙、王晓籁等私交都厚。伪政权成立后，聘为顾问。王克敏每到日本机关接洽事情，都偕山本同往。因王希望山本给他拉拢“国民党诸要人归附新政权旗帜之下”，喜多也指望山本“埋首于中日局面之打开”。不料1938年山本随王去日本宪兵队，在归途中被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所击毙，这是后话。

　　王克敏抵北京后，即纠集董康、汤尔和、朱深、王揖唐、齐燮元等，在北京饭店成立了一个以朱深为主干、俞家骥为幕后军师和原北洋政府二等官僚祝书元掌握日常工作的“政府筹备处”。

　　日本人对王克敏的认识是有治事长才，并无群众威望的一个政客;他在原北洋官僚军阀眼中，也只是一个帮助北洋政府聚敛民财起家的人。因此只能把他作为伪政权中的责任者，而不能当作“能够转移华北人民仇视日本”和“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惠然归附到新政权旗帜下”的得力人物。而王克敏权衡当时的局势，也很愿意替伪政府找一个名义上的“元首”，负政治上的实际责任。于是他一面筹备伪府的建立，另一方面与齐燮元、高凌雨尉、王揖唐于12月初两次去津，继喜多之后再请靳云鹏出山。在伪临时政府成立的头一天(1937年12月13日)，他尚在天津与靳云鹏研究组织伪府的问题。

　　伪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由王克敏、朱深等抄袭英美国家三权分立、责任内阁的方案而制定的，以行政、议政、司法三个委员会分掌“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的职权。初步计议，在行政委员会下设立内政、财政、治安、教育、法制各部，总长由行政委员会委员兼任，另设外务、实业、交通各局，作为行政委员会直属机构。

　　王克敏在与群奸安排总长人选时，拟以王揖唐担任内政部总长。不料这个“七·七”事变以前即与日人勾勾搭搭、北平刚刚沦陷即与日军司令官梅津在京北汤山秘密策划卖国行动的巨奸，对参加伪府所持的态度，是既要从伪组织中攫取实权，又要少负卖国的责任，他强调灾区需要救济，提议设置灾区救济部。此议当时已在群奸中通过，后来王克敏窥破他这种行径，是在政治上避重就轻，就宣布救济灾区是一项临时任务，不应设立专部，只可成立救灾委员会，作为行政委员会的附属机关。可是王揖唐又不肯屈居群奸之下，彼此争辩不休。这群汉奸们对于伪政权的“设官分职”，等于集体分赃，不愿因过拂王揖唐意见妨碍组织伪府进行，遂折衷了二主的争端，给王揖唐设了一个赈济部，掌握赈务、农贷与内政部门所应管的卫生行政，与其他各部并列为行政委员会成员之一。原拟设立的内政部缩小为内务局;同时由于财政部总长无适当人选，也缩小为财务局，连同原拟设置的外务、实业、交通各局成立一个行政部，由王克敏以伪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任总长。

　　在喜多邀约靳云鹏设立伪组织的时候，曾约定以何丰林长军事。王克敏北来后，认为何不是他的理想人物，拒何加入伪府;但因何那时已组成了一批军队，就派他为政府卫队督练，而以齐燮元为治安部总长。王克敏最后提出以汤尔和长教育、朱深长司法，在群奸中均无异议通过。

　　在当时的汉奸群中，最使王克敏伤脑筋的，是如何处置曹汝霖的问题。曹与靳云鹏、吴佩孚不同。靳、吴如同意参加伪府，是充当伪政权的首脑，楼上盖楼，与王克敏的利害冲突不大;曹汝霖一旦下水，则对王很有取而代之的可能。因曹过去在北洋政府的地位和治事的能力，恰与王克敏旗鼓相当，若论与日本人的关系，则又在王克敏之上。不但那时的王克敏把曹看成是蹲在他身边的一只老虎，随时有把他吃掉的可能，即后来的王揖唐在他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时期对曹也是表面上表示尊敬，内心中感到惴惴不安。在筹议伪组织期间，王克敏探讯曹的意见，曹当时透露，他自“五 ·四”运动去职以后，决心不再过问政治。王遂按照他话中含义，在伪政权建立之后，给曹设了一个建设委员会，作为伪临时政府直辖机关，不必参加行政会议，在政治上处于超然地位，企图以这个“位尊而多金”的地位，对曹表示怀柔。

　　不料曹对王的这番美意，既不欢迎，也不拒绝，仍用“愿以在野之身赞助新政权的成立”的轻描淡写的话来推托。曹在当时以为如向王坦率说明决不参加伪府，王将为了使日本对曹绝望之后，加深对他自己的信任，而向日本透露，曹从此将在日本面前失掉他具有历史根源的亲日“威望”;因此只有用若即若离态度，虚与委蛇，使王对他捉摸不定。果然王在伪府成立之后，聘曹为最高顾问，月赠公费2000元。原给曹拟订的建设委员会方案，则缩小了组织范围，改为建设总署，把署长的官阶定为简任，派了殷同担任，归伪行政委员会直接领导。

　　伪临时政府原定于1938年1月1日成立，但由于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本军事当局认为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溃灭，接着建立华北伪政权，在政治上具有新陈代谢的意义，于是通知汉奸们提前于12月14日在北京怀仁堂成立。这一群汉奸虽然登上了他们的傀儡舞台，但因为筹备尚未成熟，仍把对外办公的日期，推迟到1938年元旦。

　　这一天他们颁布了卖国的宣言，发表了伪府的组织人员，并公布恢复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

　　由于伪临时政府只是在华北日本军队策动下组成的卖国集团，并未在形式上与日本政府建立任何协定的关系，也就没有一套政治纲领。在他们颁布的“宣言”中，只是根据当时现状，首先揭发“国民党焦土抗战之非”，接着说了些“反对拾共产党之唾弃，为党权高于一切之邪说”，因而“要湔除污秽党治，绝对排除共产主义，发扬东亚道义”的鬼话。因为要减少英美等国对伪府建立的阻滞，在宣言中，又作了要“辑睦邻邦，凡以前政府对外义务，业经公诸国民者，临时政府代负其责”的姿态。

　　他们公布的伪府组成人员的名单是：

　　临时政府委员汤尔和、董康、王克敏、朱深、王揖唐、江朝宗、齐燮元、高凌霨，常务委员王克敏、王揖唐、董康、齐燮元、朱深;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行政部总长王克敏(兼)、治安部总长齐燮元、教育部总长汤尔和、司法部总长朱深、赈济部总长王揖唐;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

　　在日本侵入华北初期，北平、天津两市的日本特务机关，曾策动两地汉奸，组织地方维持会。北平维持会主席为江朝宗，他还兼任北平特别市市长;天津维持会主席为高凌雨尉，并兼任天津特别市市长和河北省省长。王克敏早就轻视这位“三定京师”的“江宇老”，而江的后台老板松井特务机关长又被调往张家口工作，就在伪临时政府开始办公之后，通知伪北平维持会自动解散，同时撤销了江的市长职务。江在伪府筹备期间，曾以维持会与王克敏讲交易，要与王以合流形式，保留他的势力，但为王所拒绝，除了予江一个空头委员外，其余自周肇祥以次的维持会汉奸都被摈弃。

　　王克敏派余晋和任北京市长。余原任国民党政府的厦门市长，王用不没收余在青岛开设的纱厂作为交换条件，拖余下水。北平市伪公安局长原为潘毓桂，王克敏要把华北首府的警权放在自己亲信手内，便派余晋和兼任。因为潘在那时还有日人在背后撑腰，王令高凌雨尉专任河北省长，腾出天津特别市长一缺，改派潘毓桂继任。江朝宗因为王克敏夺去了他的衣食利禄，愤恨交加之下，演出一幕插曲。他在去职前夕，下了一道命令，将全市商捐取消，企图从财政上给后任添上一重障碍。第二天报纸上发表了商会因这件事感激江的新闻，伪市府日籍顾问查询后，才知道是江搞的把戏，曾拟追究责任，后来经过伪市府诸奸为江缓颊，并向商会追回原令，才把事情平息下去。

　　日本侵入山东、河南、山西各省时，也都扶植当地汉奸，成立了地方维持会。伪临时政府建立后，就着他们以原机构改为省署，到1938年6月都改组完成。伪府便派原任各省的维持会会长分任各省省长。山东省为马良、河南省为萧瑞臣、山西省为苏体仁。

　　伪临时政府统治华北的行政区域，随着日本侵华军事的进展，逐渐扩张到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及北京、天津、青岛等三市。

　　伪府初步组织完成后，王克敏又采纳齐燮元提出的用恢复法统名义、劝诱曹锟上台的意见，派齐去津，连续访曹三 次，结果仍为曹所拒绝。那时日本特务机关与王克敏政权，因为“元首”问题到处碰壁，就转移目标，进一步策划临时、维新两伪府的合流问题。

　　曹锟于1938年4月病逝天津。伪临时政府要造成社会上对曹人格的错觉，派人前往吊唁，并筹议由伪府举行“国葬”，但又被曹家属拒绝。因此那时迁往汉口的国民党政府对曹特予明令褒扬，赠给“华胄忠良”匾额一方，并追赠为陆军上将。

　　日本政府在伪临时政府组织完成、华北省市伪政府也相继成立之后，随着也把魔掌伸入伪府内部。但在那时日本政府还不愿以直接干涉华北政治的方式出现，而是通过与伪府签订“政治技术指导协定”的办法，派遣顾问用所谓以“日本进步的行政、法制、军事的技术由侧面来指导华北的政治”。1938年4月，日本派以汤泽三千男为首的行政、法制、军事顾问三名驻在伪临时政府，并派来辅佐官15人，分驻各部。这些人从表面上看，还不像日本派往盛市、县政府的顾问，张牙舞爪地凌驾在伪盛市、县长之上发号施令，而是很安详地坐在他们的办公室内，作所谓顾问工作。王克敏为了避免伪职员和他们发生意见上的摩擦，曾通知各部门不准与他们接洽公务，顾问们如调阅案卷，也须经过王的批准。

　　各顾问与伪职员公开接触，在八年时间，只是他们到职那天，由王克敏介绍与大家见面;还有1945年8月15日王荫泰向伪职员们宣布日本投降时，有他们在常因此伪府职员们还以为伪府有它自己的行政主权而沾沾自喜，并且有时向盛市政府伪职员自鸣得意。这些神经麻木、失掉民族气节的伪职员在当时绝未意识到这些顾问是从“侧面”抓住各项设施重点，订出计划，经过特务机关，制成方案，交伪府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