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国民政府始末（一）
来源：碣石钓叟   2017-10-04 10:01:30

　　一、和平运动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对战局的形势有三种看法：一、快胜论：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

　　可以在“三个月内解决支那问题”;二、持久战论：认为中国国土辽阔，战场的纵深太大，日军只能占据一些军事据点，不可能有效地控制整个中国。中国政府如果坚持不降，中日战争将成为旷日持久的持久战;三、外国干涉论：认为中日战争将导致第三国的武装干涉，日本会在外国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被迫退出中国。

　　随著战局的发展，证明“快胜论”的预言是错误的，但外国也没有积极干预中日战争，所

　　以“持久战”的预言成为现实。日本非常不愿意打持久消耗战，持久战拖得越久，对人口资源丰富的中国就越有利，日本将在消耗战中拖垮。到1938年底，日本用在中国战场的兵力已增至24个师团，军费激增，财政困难，税收加重，国内危机日渐困重。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内部也出现了尽快解决战争的呼声。

　　在1938年初，日本还寄希望于用高压手段迫降中国政府，1938年1月16日近卫

　　首相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声明。1938年10月，日军本想在武汉战役中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但中国军队主动撤退，中国政府也迁都重庆，使日本通过武力高压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破产。此后，日本政府内要求“重新检讨对华政策”的呼声抬头，1938年11月3日，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一改过去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方针，表示：“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只要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1938年12月6日，陆军省参谋部公布《1938年秋季以后的对华处理方略》，决

　　定今后的对华总方针：“以攻占汉口、广州为行使武力时期，今后自主指导新中国建设，切戒急躁。为此，目前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其他各项施策都应与此相适应。”对华总方针还规定军事上“以不扩大占领区”为宗旨，确定新黄河、合肥、芜湖、杭州一线以东的占领区为治安地区，以西为作战地区。在不扩大占领区的原则下，对国民党军实施有限的局部进攻，同时加强航空作战，轰炸重庆国民政府大后方及中国国际补给线，打击中国的抗日意志，促使国民政府崩溃。

　　1938年底以后，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方针由“军事打击为主，和平谈判为辅”，改

　　为“军事打击为辅，和平谈判为主”，由否认重庆国民政府改变为承认重庆国民政府。1938年11月以后，日本政府开始考虑作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和中国政府谈判，结束战争。1939年3月，日本新首相平沼在国会演说中公开表示说：“蒋介石将军与其领导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虑其反日态度，与日本共同合作，谋东亚新秩序之建立，则日本准备与之进行中止敌对行动的谈判”。

　　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对战局的形势有四种看法：一、胜利论：认为中国军队已具有击退

　　日军的实力，可以击败日本的军事进攻，赢得军事上的胜利;二、亡国论：认为中日战争的结果将导致中国亡国;三、最后胜利论：中日战争成为持久战后，最终将引发外国的武装干涉介入，中国在外国的帮助下最终战胜日本;四、和平救国论：中日战争成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后，日本也难于忍受长期的消耗战，所以日本不能灭亡中国，不得不与中国进行停战和谈。而中国也应该积极响应和谈，尽快结束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破坏性巨大的战争，减少中国国力的损失。

　　日本对华政策改变后，开始发出和谈的信号和放出和平的气球，这正好与汪精卫等人的“和平救国”论看法不谋而合，国民党内对“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裂。但由于“主战”和正义联系在一起，“主和”不免戴上投降叛国的汉奸帽子，所以国民政府内“主战”派还是占绝对多数。在此情况下，汪精卫等“主和派”开始了自己独自的“和平工作”。不过蒋介石在“主战”和“主和”之间持机会主义态度，一方面他高唱抗战到底的高调，另一方面对汪精卫等人的“和平工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中日战争的结局留一条后路。蒋介石并没有制止和惩处参与“和平工作”的官员，使汪精卫的“和平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汪精卫我们都很熟悉了，他除了在缔建民国时有过一段辉煌，后来的历史一直是忽左忽右反复无常。他个人的领袖欲极强，野心勃勃，但在政治斗争中始终不是蒋介石的对手，这是他一生引以为憾的事。抗战开始后，汪精卫又一次感到东山再起的机会来了。

　　1937年全面抗战后，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胡适、陈布雷、陈立夫、张君励等人，常来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建造的一幢花园洋房的大地下室躲避空袭。他们常常讨论时局，都对中日战争前景持“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于是胡适为这里的这个非正式的组织起了个名字“低调俱乐部”，以表示其成员们对当时盛行的“歇斯底里的风气”(指当时国民党主战派及民众的抗战热情)的不满。

　　周佛海在抗战开始后，曾就为何主和申述了“理由”：中国现如今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 低调俱乐部还有两个较有影响的人物：胡适和陈布雷。陈布雷是总统府国策顾问，蒋介石的许多反共、对日妥协的文稿都出自他手。但后来胡适渐渐抛弃和平幻想，他告诉汪精卫等人：“和比战难百倍”。不久，他赴美展开国民外交，这位深有影响的低调人物醒了过来，成为战斗在另一条战线上的抗战分子。

　　抗日战争爆发， 南京瞬间沦陷，低调俱乐部成员一度四散，很快部分成员又聚于武汉，集合在一个名叫“艺文研究会”组织的周围。

　　汪精卫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无形中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运动”。“低调俱乐部”批评主战派说：“蒋委员长等主战的结果，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共产党以游击战争回避对敌作战，人称‘游而不击’，他们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待国军消耗光了，他们就可颠覆政府”。

　　另据记载，某次汪精卫曾问冯玉祥，大家都呼“抗战到底”，这个“底”在何处?冯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在汪精卫这个秀才听来，“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

　　汪日勾结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发表声明，维护“九国公约”;美国国会不久后通过对华贷款;英法等国更于欧战爆发前抽调兵力增强远东防务。抗战曙光可谓初现。

　　周恩来曾评价蒋介石，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战术家，但称得上一个好的战略家。这样的战略家眼光，却为汪精卫所没有。

　　在早年刺杀摄政王之前，革命党内部曾认为刺杀意义较小而风险太大，汪精卫为此撰《釜薪论》，认为革命犹如烧饭，需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练;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精卫自称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愿意为薪。陈立夫曾对此评论说，汪精卫最缺少的就是锲而不舍的韧劲，“书生难成大事”;而汪精卫的死忠派陈公博也有过评价，“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则留不合则去”，“一个国民有他自己应付的责任，责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而八年全面抗战正是考验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韧性。汪精卫却在胜利前的黑夜悲观绝望，丧失了应有的判断力和良知，走向了无法回头的叛国之路。

　　我们知道“汉奸”一词在《辞海》的解释是“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被唾弃为抗战时期的十大汉奸，汪精卫排位天字第一号。其余九位分别是：殷汝耕，周佛海，陈公博，王克敏，傅筱庵，齐燮元，梁鸿志，唐绍仪，褚民谊。最后这些人都没有得到善终，即便死去也遗臭万年!

　　作为天字第一号汉奸的汪精卫为何会改变初衷，摒弃三民主义，转而投到倭寇的怀抱摇尾乞怜呢?

　　首先汪精卫缺乏民族自信心。汪精卫留学过日本，熟悉日本的经济军事情况，当时的日本在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战争准备等几乎所有领域都比中国强很多，这是不争的事实。日本自认为强大很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公然发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同时在国际上，“不堪一击，很快屈服”也是列强对于那时的中国抗战前途的一致共识。汪精卫出逃之前对抗战是持悲观态度。他认为“抗战必败，抗战必亡”。他根本没认识中国人民蕴藏的巨大潜能。辛亥革命革命时期强大的民众力量被他忽视了。

　　其次，汪精卫认识不到日本侵华的性质和目的。这是一种不太靠谱的说法，汪精卫应该熟悉日帝国主义的本质，虽然他宣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并发出臭名昭著的“艳电”。可是作为学识渊博见多识广的政客，汪精卫不会无知到一个入侵者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实话说，面对蒋介石的不断咄咄逼人之下，汪精卫不过是在为自己找一个依靠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势力。至于是否卖国做汉奸，他已经顾不了太多了。

　　第三，也就是日本人的诱降。七七事变后关东军系统的板垣征四郎出任日本陆相。当时板垣手下大将影佐祯昭主张走的是要扶植汪精卫的路线。“九一八”事变之后，汪找到了与蒋合作的机会，1932年5月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政府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汪精卫在恐日心理的左右下，汪精卫千方百计寻找“和”的机会。1937年10月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关系，正中汪的下怀，两人“款款而谈”，他认定“和平有望”，对抗日毫无热情。1938年12月，在汉口国防最高会议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会议通过接受日方所提条件的决议，煽动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上签字。从此开始为他汉奸的岁月迈出了确定的第一步。不久，周佛海策划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今井武夫、犬养健订下“重光堂协约”，汪便如获至宝，心安理得地认为，与其抗战而亡，不如求和苟存。从此，他向媚敌卖国的深渊滑下去了。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出走，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在卖国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渊，最后身败名裂。其中汪氏个性之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作为汪精卫汉奸之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对于中国抗日最大的障碍，汪精卫注定要为自己的决定复出代价。而他的妻子陈璧君也是策划和支持者之一。她跟汪精卫是志同道合，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以她声名显赫的地位，自然做出影响较大的背叛，第一叛国女贼，当之无愧啊 !夫妻同为大汉奸在中国历史是也属绝无仅有的。

　　为了推行他的和平运动，汪精卫不断制造言论作为铺垫。他说：“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匾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

　　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通过私人关系与在上海的日本南满铁路驻京办

　　事处主任西义显、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等人进行接触，摸索与日本和谈的可能性。西义显和松本重治劝董道宁直接到日本与军方人士会谈，于是在松本的安排下，董道宁于1938年2月，即近卫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的一个月后，来到日本与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进行了会谈。董道宁是一个小小的科长，肯定是在某个上层人士的指派下到日本秘密谈判的，但董道宁到底是受谁的指派直到现在也还搞不清楚。

　　参谋本部中国课长的影佐祯昭大佐是日本的主和派，是早期参与和平工作的唯一军人。董

　　道宁向影佐询问日本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政策的可能性，影佐说：军部中也有很多人反对近卫首相发表那样的强硬声明，但近卫首相的声明亦是事出有因，不可能那样简单地取消。但影佐表示日本希望和平的人也大有人在，非常愿意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期望中国也能够表示出具有和谈的诚意。董道宁请影佐给蒋介石写封信，影佐认为他以一个课长的身份给蒋介石写信不太合适，于是他给在陆军士官学校的老同学何应钦和张群分别写了信，影佐在信中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是一桩不幸的事件，董道宁此番来日本表示了中国的诚意，日本深为感谢”。

　　董道宁回国后将影佐的信交给上司高宗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又将信转交给蒋

　　介石的近侧宣传部长周佛海，周佛海再将信转交给汪精卫和蒋介石。不久高宗武向西义显转达了蒋介石向影佐祯昭的好意表示的谢意。周佛海又向蒋介石进言派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到上海“收集情报”，蒋介石同意高宗武到上海进行秘密外交，并从军委会秘密经费中每月支6000元作为高宗武的活动经费。周佛海不久又背著蒋介石，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本会谈，高宗武有些担心：“我去日本蒋先生知道吗?”周佛海说：“你就放心去吧，一切责任由我承担。”

　　周佛海之所以敢瞒著蒋介石和日方谈判，是因为周佛海对蒋介石抱有这样一种看法：抗战

　　后蒋先生一反他以往的表现，如果把过去蒋先生的行为贯穿起来进行研究，就会知道蒋先生的真正态度是“主和”的。由于举国上下高唱全面持久抗战，蒋先生不能不附合，而且比别人的调子更高，以便压服反对他的人，争取舆论的支持，蒋先生是被逼迫著走上他不愿意走的路。所以周佛海决定“以自己的胆识，把蒋先生的作法反过来加以灵活运用，等决心和平后，再向蒋先生报告。”周佛海认为蒋介石终究会明白他的一番苦心。蒋介石在知道高宗武未经他许可私下到日本谈判时，只是说：“荒唐，荒唐”，并没有提出对高宗武进行处罚，更没有强调今后要严格禁止类似事件发生。

　　1938年6月高宗武在松本重治的陪同下来到日本，高宗武到日本后首先表示他并不是

　　蒋介石派来的使者，而是中国主和派的代表。高宗武说：“我首先想说明我的立场，为了实现和平，我准备不惜做出任何牺牲。为了中国，我最为重视的不是对日作战，而是对共产党的斗争。关于这一点，蒋委员长周围的一部分军人，主张即使把对共产党的斗争置之以后，也要把抗日看成国家的当务之急，我对此是反对的。但汉奸我可不当，我所奋力争取的仅仅是实现和平，这条界限是明确的。如果是不当汉奸的和平工作，那么有什么困难我都忍耐，但倘若这样做会成为汉奸，那么我马上就此作罢，即使说我中途脱逃也好，或说我是叛徒也罢，我都要退出。”后来高宗武果然因为害怕当汉奸，退出了“和平运动”。

　　高宗武怀疑蒋介石愿意冒卖国的罪名进行和谈，高宗武说：“关于中日和谈的大义，如果

　　从我的信念上来说，我不得不以汪先生为同伙。随著战祸的扩大，国民是不能忍受的。蒋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温暖。”高宗武努力推荐汪精卫，他对影佐帧昭说：“为了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也许必须找蒋先生以外的人。除了汪先生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别人。汪先生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此，不如从政府外部掀起国民运动，开展和平运动，由此造成蒋先生听从和平论的时机，这样较为适当。”

　　日本军方逐渐为中日战争的长期化感到头疼，对影佐的和平计划开始产生兴趣。1938年7月初在影佐帧昭的斡旋下，高宗武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进行了会谈。会谈时高宗武提出由汪精卫出马，从政府外部掀起和平运动的计划，希望日本方面为汪精卫出马提供有利条件。日方同意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优惠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进行“和平运动”。高宗武于7月21日返回中国。

　　高宗武因未经蒋介石允许擅自赴日，而且此行得到的结果也对蒋介石不利，所以不敢回武

　　汉，只向周佛海报告了日本之行的情况，并付一封致蒋介石的信：“委员长钧鉴：职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周佛海先把高宗武的报告送给汪精卫，因高在报告中写有“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马”字句，周佛海征求汪精卫的意见：“在呈送蒋先生以前要不要把这段删去?”。汪精卫则说“没有关系，他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蒋介石看完高宗武的报告后，转交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并嘱咐张群看完后转交汪精卫，他不知道汪精卫早已看过。过了三天蒋介石忽然大发雷霆：“高宗武是个混蛋。谁让他到日本去的?”

　　不过蒋介石仍然没有深究高宗武私自赴日谈判一事，这使周佛海更加敢于放手进行“和平

　　运动”。不久高宗武因肺病复发住院，周佛海改派军委会政略部秘书主任梅思平接替高宗武进行秘密谈判。1938年8月29日至9月4日，梅思平与近卫首相的私人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进行了五次谈判，初步确定了日本政府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为条件，支持汪精卫搞和平运动。梅思平将日方的内容转交汪精卫，汪精卫同意在此条件下出马主持和平运动。

　　1938年10月22日，汪精卫与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壁君等人秘密召开会议，讨论和平运动的具体计划。当时他们计划的“和平运动”分五个阶段：一、汪精卫离开重庆，在外地宣布下野，脱离国民政府。然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条件，倡议与中国进行和谈;二、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出响应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建议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和平停战;三、云南等地的地方实力者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和平号召，在云南等日军未占领地区建立新的独立政府;四、日本承认新政府并与新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日军撤退回长城以北，将日军占领区转交新政府;五、新政府统一全国，实现中日两国间的真正和平。

　　汪精卫当初的这个和平计划是在日军未占领的地区建立新政府，然后新政府接收日军撤军

　　后的占领地，在不割让领土、不赔款的条件下和日本实现和平。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有相当的可接受性，汪精卫未必被国人责骂为卖国者。但汪精卫搞了一辈子政治，最后竟然不明白政治不是空洞的理论，需要有实力作保障。结果身败名裂，自己也成了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