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国民政府始末（三）
来源：碣石钓叟   2017-10-04 10:09:49

　　汪精卫出走重庆后，不少外国电台报道说：汪精卫外出是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日本谈判和平问题。12月24日，蒋介石让外交部紧急发表声明：“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由于汪精卫在党内的地位，蒋介石担心汪精卫的出走影响人们对国民党的信心，最初只是对外声称汪精卫前往河内治病，为汪精卫返回重庆留下一条后路。

　　蒋介石先派正在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劝汪精卫回重庆，王宠惠说：“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先生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顺。”汪精卫回答说：“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回去，为什么呢?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务请你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这份艳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然而汪精卫的和平通电发出后，他的和平计划遭到很大的挫折。第一是近卫食言没有在声明中公布撤军的许诺。汪精卫本想近卫也有困难，准备今后再继续交涉撤兵一事，所以于1937年12月29日发表了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没想到近卫内阁又于5天后的1938年1月3日宣布总辞职，使汪精卫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第二是龙云变心，没有按照当初的承诺发表对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响应，迎接汪精卫在云南建立新政府。汪精卫本来并没有考虑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所以龙云的变心使汪精卫设想的和平运动完全泡了汤。

　　汪精卫既没有绝对效忠于自己的私家军，也没有掌握垄断国家财政的命脉企业。汪精卫之所以能够在一无兵二无钱的情况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顶峰人物，唯一依靠的就是他的名望。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建党元老，文才口才过人，是孙中山最为信任的左右手，加之有曾经冒死刺杀满清摄政王的英雄壮举，这样的辉煌资历在国民党中无人可比。更加重要的是汪精卫拥有所谓的正派人品，不贪污、不赌博、不吸毒、不近女色，这在当时腐败的中国政界是绝无仅有的高洁人物。汪精卫的政敌们虽然批评汪精卫的政治见解，但对汪精卫的人品都是非常敬服的。汪精卫的唯一政治资本就是他的名声，一旦名声毁坏，汪精卫的政治生命也就完结了，这和那些即使恶名昭著，也照样执政掌权的军事实力派完全不同。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出走重庆搞“和平计划”，是用他唯一政治资本的“名望”来背水一战。但汪精卫的和平计划遭到了很大的挫折：汪精卫按照与日方达成的密约离开重庆前往河内，日方却违背密约收回了撤军的承诺。本来在汪精卫和日方代表秘密签订的“重光堂协议”中，日方答应以“撤军”来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如果当时日方不提出撤军的承诺，汪精卫也可能不会离开重庆。可是日本首相近卫在发表声明时，忽然临时删去了有关撤军的承诺。

　　汪精卫和平运动的设想是建立在日方撤军的基础上，这样的和平运动是有可能得到中国人理解的。日方食言收回撤军的承诺，就使人感到汪精卫等人是无条件地接受日方的“招降”，这就完全毁坏了汪精卫的名声，断送了汪精卫的政治前途。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等人答应声援汪精卫，也是把日本撤军作为基本前提，在日本不撤军的情况下搞“和平运动”，自然要背上汉奸的恶名。龙云等人见日本收回了撤军的许诺，也就不再响应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因为他们还有退路，不象汪精卫已经离开重庆出国，没有退路了。

　　既然上了贼船，好歹也要扬帆起航。汪精卫到了河内之后，他就开始搞起组织来了。首先成立了政治、军事和财务三个委员会。政委会、军委会均由汪自任主委，财委会则由周佛海任主委。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皆是政委会委员，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同时又是军委会委员。周佛海还兼了政委会、军委会秘书长，三个委员会都抓在他手里。

　　那时只有政委会在香港九龙约道某号秘密开过会，军委会人少开不了会，财委会干脆只有一个主委。当时，凡参加汪伪集团的人，必须先由政委会通过，然后才由财委会发给生活费。军委会在香港发展了两个委员。一个是叶蓬，曾任蒋介石手下的武汉警备司令，杀害中共人士不少。后以“存心抗日”的罪名被日方攻击去职，又以私恨企图杀害张群而为蒋介石所遗弃，由周佛海介绍他加入了汪记汉奸集团。叶认为汪精卫手下只有几个文人，不足以成大事，自命为将才，野心勃发。他亲自到河内向汪献策，主张大搞军事工作，并表示拥护汪当孙中山那样的领袖，自己愿当一个蒋介石式的部下来供驱使，以建立“大业”。这本来是想讨汪的欢心，不料却引起周佛海的猜忌。另一个是杨揆一，清末留日士官第三期毕业，曾在武汉行营当过何成浚的参谋长。他从来没有带过兵，嗜烟好色，暮气沉沉。以后汪精卫用他当过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和参谋总长等职。

　　这时，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同声提出，他们今后要全心致力于“和运”了，无法顾及家庭生活。汪精卫很敏感地理解到他们在伸手要钱，就提出以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曾仲鸣、林柏生八人为“首义分子”。并在汉奸集团第一次有经济收入时，即每人发给安家费港币5万元，但声明以后参加人员，不得援例要求。以后到了上海，政委会无形解消，由“首义”诸人加上一个特务头子丁默屯阝，组织“高干会议”，由汪随时召集开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再后，高宗武、陶希圣逃往香港，再投蒋方，而丁默屯阝、梅思平以人事关系受汪打击，所谓高干会议亦不再举行，有事由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三人会商决定，然后形式上提出有关会议照例通过一下。人们背后称之为“三巨头会议”。

　　陈公博的“首义”头衔是汪精卫钦赐的。因为在周佛海、陶希圣怂恿汪出来当傀儡头目的酝酿过程，为了绝对保密，没有让坐过改组派第二把交椅的陈公博知道，汪到最后才打电报约陈速赴国外见面。陈公博既不能像顾孟余那样深明顺逆，拒绝当汉奸，又感到自己对“和运”无功，将来即使搞出一个局面，个人也难免冷落。他彷徨顾虑，左右为难，就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所以他经河内到香港之后，只在香港出席政委会数次，在私人间也不和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往来。以后汪精卫由上海去东京，陈始终未参加，一味以老母病重，希望在香港休养来推托。连1939年8月在上海举行的汪记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公博也未曾出席，直到当年冬间，他才来到上海。那时汪精卫已派以周佛海为首的代表团，和以影佐少将为首的日本代表团秘密谈判《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为了给陈公博面子，才又派他代表汪方和日本海军的须贺彦次郎少将，密谈关于海南岛问题，使他和日本海军发生密切关系。后来伪上海市长傅筱庵被军统暗杀，陈公博得兼上海市长4年多，就是这次会谈为他创造了便利条件。因为上海是日本海军的警备地区，海军当然希望和他们有交情的人来当伪市长。

　　四、刺杀汪精卫

　　汪精卫等逃出重庆之后，蒋介石晓得这件事的发展将对他十分不利，但他除了用开除党籍、口诛笔伐之外，别无其他有效措施。左思右想，决定对汪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

　　林柏生主持的香港《南华日报》自发表汪精卫的《艳电》之后，汉奸色彩日浓。戴笠亲赴香港，决定以陈璧君、林柏生等为狙击对象，给汪精卫汉奸集团以警告。当时英国统治者对香港华人带枪限制极严，军统有人无枪，同时考虑到枪声大，容易引起注意，而使打手不易逃掉，因此决定用斧头，在闹市中砍杀林柏生。林当时尚无自备汽车，1939年1月17日，在他漫步皇后大道时，突然被人用斧头在头上砍了两下。林立即倒地，凶手亦终被获。幸亏林柏生头上带着软质薄绒帽，伤口不深，不久治愈。大家说，林以后在汪伪公馆派中之大出风头，压倒了褚民谊、陈春圃等人，颇得力于头上这两块伤疤。传说刺林凶手被逮后，在香港监牢里被由军统收买的流氓，作为私人斗殴把他打死了。确否未能证实。

　　军统特务在香港狙击林柏生之后，蒋介石又使出软的一手，派谷氏三兄弟中之最小一个谷正鼎，秘密往河内见汪精卫，进行游说。(按：蒋介石手下有一个贵州军阀谷正伦，曾任南京警备司令兼中央宪兵司令，十年来是个专业杀害共产党和左派分子的刽子手，因此极得蒋的信任。谷正伦的两个弟弟谷正纲、谷正鼎，原是改组派的活动分子，列名中委。蒋、汪合作时期，谷正纲、谷正鼎同来南京。蒋介石通过大谷，利用亲属关系，把二谷、小谷收为己用。谷正鼎在汪精卫任行政院长、顾孟余当铁道部长时，当过铁道部总务司长。)蒋介石教谷正鼎对汪说，汪如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旅费50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要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汪对于这一引诱，断然拒绝了。

　　谷正鼎游说失效，蒋介石切齿痛恨，大动杀机。在这之前，戴笠已奉命亲率特务往河内，从收买法国方面勤务人员入手，对汪精卫实行严密监视。此时戴笠受命即电令河内军统特务，寻机刺汪。

　　汪精卫当时住在河内郊外一座位于小山上的避暑别墅中。1939年1月28日，突然有十几个身分不明的人从汪精卫住的山下向上攀登，汪精卫得报后紧急下山。此后汪精卫搬入人口稠密的河内市内的高朗街27号一幢西式三层洋楼居住，并向法国殖民当局申请保护，但法国当局只是派一个警察在门外象征性地站岗。

　　1939年3月21日凌晨，四名暗杀者越墙攀上三楼走廊，劈开位于三楼正中的主卧室之门，刺客在黑暗中对准睡在床上的一对男女乱打数十枪，以为汪精卫必死无疑。然而被刺的不是汪精卫，而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高朗街27号洋楼的三楼有四个房间，汪精卫夫妇、汪的女儿汪文惺与女婿何文杰、朱执信的女儿各住一间房，把最好的一间主卧室让给刚从郊外旅馆搬来的曾仲鸣夫妇，没想到这反而送了曾仲鸣的命。暗杀发生前的晚上曾仲鸣曾对汪精卫说：“现在重庆方面正想从肉体上消灭汪先生。先生的身体是属于中国四万万人民的，请千万珍惜。”

　　曾仲鸣早年留学法国，1925年回国后，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同年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时，汪精卫任主席，曾仲鸣任秘书，从此一直相随左右。在枪击中曾仲鸣腹部中了十余弹，其妻方君壁也受重伤。曾仲鸣被紧急送往法国陆军医院抢救，汪精卫要去医院看望曾仲鸣，别人都说现在出门太危险，法国警察也劝汪精卫不要冒险去医院。但汪精卫仰天流泪说：“我是从小看著仲鸣长大的，又为我工作多年，我一定要去看他!”结果汪精卫乘坐曾仲鸣法国朋友的私人汽车到达医院。

　　当汪精卫到达医院急救室时，曾仲鸣已昏迷多次，他醒来时对汪精卫说：“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无憾，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不放心的事。”曾仲鸣临死前又挣扎起来，把以他的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银行存款的支票上一一签了字，为汪精卫尽了最后的一份力。高朗街暗杀对汪精卫来说已是第二次遇刺了，但汪居然又大难不死，亦可谓天意。

　　曾仲鸣死后汪精卫极度悲愤，亲笔写了悼念曾仲鸣的《曾仲鸣先生行状》，又在3月27日的《南华日报》上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作为对蒋介石暗杀行为的抗议。汪精卫在《举一个例》一文中，披露了1937年12月6日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次会议听取外交部次长徐漠的报告，讨论德国大使陶德曼转达的日方和平条件。陶德曼在南京会见了蒋介石，转达了日本的和谈条件，蒋介石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汪精卫用这个实例说明：与日本谋和并非自他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了。

　　汪精卫在文中责问蒋介石：“主和是大家共同的主张，当时陶德曼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蒋介石认为和谈可以进行，那么在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后的今天为什么和谈就不可以进行?而且还要对主和的人横加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再何况，一年多前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十分苛刻，而蒋介石居然说不是亡国条件，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而今天近卫声明所提出的条件大大让步了，却为什么不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