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国民政府始末（六）
来源：碣石钓叟   2017-10-04 10:17:52

　　八、清乡运动

　　汪精卫成立政府后自认为比较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清乡”。所谓“清乡”就是清除国民党残军，共产党新四军在乡村中的势力，建立起汪精卫政府统治的末端机构。经过1年多的时间，

　　完成了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清乡工作。以往日军是在秋收的时候出动军队武力收缴粮食，不但引起很大的民愤，而且收缴到的粮食也不多。汪精卫政府在“清乡”地区改为政府出面征收粮食，结果日占区百姓几乎被搜刮殆尽。

　　1941年5月11日，伪清乡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由汪精卫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侮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任秘书长，负责指导清乡运动，该运动在军事方面由日军负责，伪军配合，在政治方面则均由汪伪政权负责。清乡运动以“军政并进，剿抚兼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方针。随后在苏南、苏北等地，也相继成立了清乡机构。

　　6月中旬，汪精衛主持召开第一次清乡地区行政会议，并指出以京沪路沿线作为示范性的实验区，以苏州为中心，四面展开。苏州实验区的范围，划定东自昆山沿京沪路至镇江，南边包括太湖沿湖各县，北到长江南岸包括常熟、江阴，共约二十个左右的县市。

　　日军第十三军团也加强了原先已在苏设立的清乡指挥部，设立出张所。并由日军江苏联络部派出联络官常驻各特别公署。李士群与日军第十三军团参谋长于6月18日签订的《关于苏州地区清乡工作之日华协定》。6月26日，伪清乡委员会苏州办事处成立，由李士群兼处长，唐生明任副处长。办事处组织非常庞大，有300~400人。

　　7月1日，汪氏政府清乡委员会是日开始推行清乡运动。苏州办事处及伪苏州地区清乡督察专员公署在苏正式办公，并在各县设立清乡特别区公署。

　　日伪清乡从1941年7月1日起，到1944年底，进行了约3年半，大致分为三期进行。

　　1941年7～9月为第一期，在吴县、常熟、昆山、太仓4县部分地区进行。7月1日，日军第十三军团小林师团的一个旅团，伪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三师和伪清乡警察总队第一大队，共计1.5万人开始向苏常太地区的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和游击根据地发起进攻。

　　在苏南17000余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日伪占有公路干线20条，支线64条，据点400个;然而广大乡村与地区仍在抗日人民与新四军手中……，通过清乡，日军企图将苏南地区由梅花桩式的点线占据，展开到全面的占领，强化伪政府，以伪军代替日军的守备。

　　日伪首先对清乡区进行军事扫荡，在清乡区周围增设大量据点，以河流、公路、铁路、湖面等为依托，设封锁线，构成大面积的包围。日伪在苏常太地区由苏州经常熟到扬子江沿岸之沿线上，用200万枝竹竿，围成竹篱。再由苏州经太仓达长江沿岸之线，则以沪宁铁路为界，沿铁路线张有铁丝网。封锁篱笆筑成后，沿封锁线的水陆交通口岸、车站、桥梁和各种据点上，按其不同地位设立大小检问所，单苏州一地(含吴县特别区)就设有大检问所18个：唯亭、角直、车坊、尹山、蠡墅、胥口、光福、金墅、横泾、望亭、浒墅关、外跨塘、官渎里、苏州站、相门站、虎丘、齐门、娄门;小检问所50余个。城镇各据点日伪军警时常出动，或作突袭式的“扫荡作战”，或作囚笼式的“封锁清剿”，围剿抵抗力量，捕杀抗日军民。

　　以伪吴县特别区公署为例，下设区公所、乡(镇)公所和保甲办事处。特别区内二期清乡中，经清查户口，计60501户，共设5815甲，60l保，发放“良民证、渔民证、旅行证、限期旅行证、归乡证、身份证、特别通行证、鉴札”等控制人民的活动，并采取“连坐切结”制度。

　　“良民证”是抗战期间，日伪政权对中国老百姓的身份管理制度中推行的身份证明，由居民当地保长确认。日本人为了维持占领区安全，确定人员身份，进行了工程浩大的居民身份管理,为每一位占领区百姓发放“良民证”。

　　1941年下半年，日伪经过了密谋策划与周密的部署，对苏南地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突袭清乡扫荡，日军特别加强了对江苏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清剿。在苏中地区，平均每周就有一次四五百人的小扫荡，每半月就有一次千人以上的大扫荡。

　　9月中旬，去日本朝拜天皇的汪精卫回来了。汪精卫一听到日军在南京的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亲自光临苏州清乡实验区视察，便立即决定也要来巡视，并电告李士群做好准备。

　　李士群听说新四军要派便衣队来活动，很难保险不出问题。当时苏州城内也常常发现新四军的标语，证明的确有新四军的人员在活动。万一出了差错，不仅无法向日本方面交代，连汪精卫也会弄得狼狈不堪……

　　汪精卫决定乘坐日本天皇送他的专机到苏州来，苏州机场就要重新整修。他要到达的那天早晨，机场通往城内的道路被封锁起来，禁止通行。沿途岗哨林立，如临大敌。汪的专机带着刺耳的呼啸降落在苏州机场，舱门打开，使大小汉奸饱开眼福的是，汪竟穿着大元帅戎装，佩着上将领章。李士群给汪安排了一次隆重的军事大检阅，让汪多过一点“委员长”的官瘾。这次受检阅的伪军，除第二军一部分装备较齐，受过正规训练外，其余是一些保安团队，一共凑了几千人。检阅仪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汪精卫还作了一个多小时讲演。

　　这次随同汪到苏州视察的随员中，除日本顾问外，还有他的宣传部长林柏生、次长郭秀峰、外交部次长兼翻译周隆庠、航空署长陈昌祖、高级随从参谋黄自强，以及大批中、日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从他所带的这些随员中也可以看出，此行是为了对外进行宣传。

　　汪曼云回忆说：1941年9月，突然传出消息：伪清乡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要视察清乡地区——这是汪第―次视察清乡。这时苏州地区第一期清乡犹未结束，汪逆此行，显然装腔作势，作为汪伪中央重视 清乡的一种姿态，用以作宣传而已。

　　第二天，巡视从苏州循公路北行，到长江边的常熟，这是最不安静的一段地区。比畑俊六视察的地区要大得多，也麻烦得多。汪精卫出巡苏州地区的闹剧，一连演了三天。回南京后，汪便发表了一篇视察感想，更是大吹大擂一番。汪对苏州地区的清乡工作有着特殊的兴趣，以后又曾三次赴苏州地区巡视。

　　同年9～12月为第二期，清乡重点移至无锡、常熟、江阴3县部分地区。

　　1942年2～6月为第三期，在吴县、昆山、无锡3县沪宁铁路以南地区和江阴、武进2县部分地区进行。

　　首先从苏南地区开始，其次在太湖东南、上海郊区及苏淮特别区进行，接下来又在镇江、苏北及浙江部分地区展开，最后在安徽、广东、湖北部分地区推行。

　　除了军事手段，日伪还实施“思想清乡”，在各区、乡(镇)设立宣传机构(宣传团、队)，构成一架精神奴役的机器和反动思想宣传网，强迫城乡居民接受“清乡宣传”、集会和演讲，他们印刷、散发清乡报刊，仅苏州一地，就出版了《清乡新报》、《清乡日报》、《清乡旬报》、《清乡前线》、《清乡画报》、《清乡实验特刊》等，映演清乡的幻灯、戏剧、电影、弹词，甚至在商品包装纸、娱乐场所票券、药方、发票上都印有清乡的反动文字;在中小学中强行推行“清乡特种教育”，在民众中发起所谓“新国民运动”、“东亚联盟运动”等。

　　日伪的清乡还有一项重要目的，就是收刮地方的资源。据《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4期载朱润苍《贞丰八年血泪录》，记载1944年农历三月，日寇严厉催解军米，伪兼区长刘华云献媚谀敌，连日率武装至各乡，搜抄威逼，仅十日就收进七千余石，时米价为一石值伪储币三千元，五月涨至伪币七千元一石，七月，秋收大歉，虫灾满目，为数十年未见，农民纷纷来镇向业栈报荒，伪区长喻鹏不顾民生，在区长军米会议席上允承本区军米摊派数量达五万余石之巨，十月开乡镇保长会议，强迫按乡摊派军米数量，每保勒派解数五百五十石左右，东浜、东宅港上二保达一千七百余石。十二月，日军严厉催急，陆墓镇长刚申述灾况严重哀求减轻派数，日寇就怒将保甲长等二十余人推入冰水中，伪区长徐中孚央告求免，日寇限三天内缴清，逾期则要用最严厉手段烧杀惩戒，当时苏州农村灾重歉收，前所未有，每亩收获统计仅一石余。农民生活无着，为保口粮，宁愿房屋被焚毁，多纷纷载米入船，挈眷流荡于河港深隐之处。日寇挨户搜抄，见乡民有淘米食饭的就施以暴行。陆墓的人都只好以面充饥。这样骚扰了两周，被劫夺米粮七千余石。日暮岁阑之际，值此天灾人祸，民情凄凉。次年二月初一，又被劫去二千余石，米价时为三万元一石。

　　日伪为控制粮食，建“米粮统制委员会”大肆搜刮粮食，以至粮食奇缺，城内百姓也深受其苦，物价暴涨(《苏州市志》上记，沦陷八年，米价约涨10万倍，猪肉13万倍，火柴8万倍，火油20万倍)，难以维持日常开销，而且常常连口粮都供应不足。

　　日伪还利用清乡的旗号下，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不断地向人民征收各种非法费用。“献机”运动，即捐献飞机的运动，正是日伪欲盖弥彰疯狂掠夺的手段之一。

　　1943年12月27日，汪伪江苏省第五次省政会议“临时动议”组建献机委员会，决定委员会由政务厅长、财政厅长、建设厅长、经济局长、粮食局长、警务处长、社会福利局长、宣传处长、省党部委员、新运会委员、保甲委员会委员组成，随后制订了《江苏省献机委员会暂行组织规则》，并以训令形式下发至南通特别区署等，要求民众参与“献机”。

　　据汪伪政权南通特别区赋税管理处主任王鸿达卸任时移交的四柱清册详细记载，自1943年7月16日至1945年8月11日交卸前一日止，王鸿达在任期内经手征收的南通特别区“献机”募金数额有：田赋项下“献机”募金60319355.27元，普通营业税项下“献机”募金279139.41元，临时营业税项下「献机」募金1900.85元，牙行营业税项下“献机”募金19931.84元，牙行代征营业税项下“献机”募金1855.7元，屠宰营业税项下“献机”募金5426.4元，烟酒营业税项下“献机”募金1900元。这等于加种各种的赋税。

　　日本妄图实现其「以战养战，速战速决」的目的。但由于政策倒行逆施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加上汪伪内部的腐败纷争等等诸多因素，清乡运动不可避免的走向失败。

　　九、日暮穷途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精卫提出代表中国向英美宣战，并向日本提议南京政府派兵到太平洋前线与日军共同作战。汪精卫向日本提出此项建议的目的主要是为南京政府建立一只强大军队找理由，但是日本并没有同意汪精卫的参战计划。日本人毕竟对南京政府的忠诚持有疑虑，帮南京政府建立起强大的军队后，中国人会不会把枪口掉过来对准自己?

　　1942年以后日本在太平洋战线上投入了主要兵力，在中国战场上已捉襟见肘。南京政府也看出日本的窘境，逐渐采取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交还主权，扩大政府力量。1942年9月22日，汪精卫向访问南京的日本特使，前平沼骐一郎提出了强化南京政府建议，汪精卫在建议中要求日本不要继续干涉南京政府的行政和经济。1943年1月9日，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了《租界返还和废除治外法权》，将英法租界和日租界返还中国。1943年2月2日，汪精卫发出主席令，撤除国旗上“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黄色三角巾，使国旗恢复了原来的模样。1943年10月30日，南京政府和日本重新签订了《华日同盟条约》，大大改善了1940年签订的《华日基本条约》中的主权丧失部分。

　　虽然汪精卫利用太平洋战争大大改善了南京政府的地位，但如果日本战败，汪精卫的努力

　　将一切付之东流。1943年以后，日本已露败迹，南京政府的官员也感到忧心忡忡，一旦日本败战，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周佛海等不少高官开始暗地里和重庆方面取得联系，为自己准备一条退路。

　　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和毛泽东的中共也对汪精卫政府十分注目。俗话说：“两湖熟，天下足”，汪精卫南京政府正是占据了中国最富庶的地带，和上海这个最大的国际都市。日本战败后，南京政府投向重庆和延安的哪一方，就会大大增加该方的力量。蒋介石通过周佛海等旧部下拉拢南京政府，毛泽东也试图和汪精卫接近。1943年3月7日，中共代表冯龙在上海与周佛海秘密接触，冯龙说他是受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的直接指派，中共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毛泽东等最上层三、四人，但中共和南京政府的交涉似乎没有什么成果。

　　1943年8月，汪精卫的健康开始恶化。1935年遇刺时留在背部未取出的子弹造成的隐患，使汪精卫经常感到背部、胸部及两肋的剧烈疼痛。11月21日，日本政府派内科专家黑川利雄教授到南京为汪精卫检查身体。汪精卫希望将体内的子弹取出，但黑川认为还是保持现状，不取为好。黑川走后汪精卫的病痛日益加剧，又请南京日本陆军医院院长后藤治疗。后藤认为病痛是由于子弹压迫神经所致，认为非取出弹头不可，并保证手术能够成功。汪精卫同意施行手术，12月19日后藤亲自主刀为汪取出了子弹。

　　但手术后汪精卫的病情突转恶化，体温上升，下肢麻痹。1944年元旦以后，汪精卫已不能从床上坐起。1944年2月，日本政府再派黑川到南京为汪诊治，黑川认为弹头取出后汪的两腿才变得麻木，是脊椎压迫神经所致，形成“多发性骨髓肿”。“骨髓肿”是一种外伤引起的疾病，没有有效的医治方法，死亡率高达90%。黑川建议汪精卫前往日本，用其先进设备为汪治疗。3月1日，名古屋帝国大学的日本神经外科医学权威斋藤真教授奉首相东条英机之命，到南京为汪精卫会诊。斋藤会诊后同意黑川的诊断，认为汪有必要到日本进行治疗，宜早不宜迟。

　　1944年3月3日，汪精卫在陈壁君及其子女的陪同下，乘专机去日本就医。临行前汪精卫召集陈公博、周佛海到病床前召开会议，并写下手书：“铭患病甚剧，发热五十余日不能起床，盟邦东条首相派遣名医来诊，主张迁地疗养，以期速愈。现将公务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早日痊愈，以慰远念。兆铭。”

　　汪精卫飞抵日本后，住进了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的特别病房里。汪精卫的住房除了极少数

　　高级医务人员知道外，其他人员毫不知情。3月4日，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组织黑川利雄、斋藤真等八名教授对汪精卫进行会诊，再一次确诊为因子弹头在体内过久，诱发成为多发性骨髓肿，第四至第七胸椎骨的肿胀已由背部向前胸扩散，严重压迫脊髓神经。会诊结束后，斋藤亲自主刀对汪施行“椎弓切除”，切除左右胸背骨七片，以缓解汪精卫的疼痛。手术后，汪精卫感觉尚好，失去知觉两个月的双腿也恢复了知觉。

　　但到1944年9月，汪精卫的病势又开始恶化。汪精卫问主治医生黑川教授：“请坦诚地告诉我，我的病能治好吗?如果治不好的话，我想回中国。”黑川说：“请放心，我保证一定能治好。”这当然是医生经常用来安慰病人的话。1944年10月，汪精卫的病势转危。日方得知汪精卫病危后，不少高官前来探望，病房中摆满了垂危病人不可能下咽的水果和点心等慰问品。

　　11月8日，美军对名古屋进行大规模空袭，医院将汪精卫转入地下室。因地下室没有暖气设备，非常寒冷，汪精卫因此得了肺炎。次日汪精卫体温高达四十度，呼吸困难。11月10日午后，病房中传来汪夫人陈壁君的大声呼叫。黑川教授赶入病房，见汪精卫浑身颤抖，痛苦不已。黑川握住汪精卫的手查看脉搏，汪精卫吃力地说：“我要回中国……”，这成了汪精卫最后的话。

　　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时20分，汪精卫停止了呼吸。汪精卫去世后的第二天，日本现任首相小矶、前首相东条英机和前首相近卫文吕等人赶到医院向汪精卫的遗体告别。特别是前首相近卫在汪精卫的遗体面前默默站立了一个多小时，汪精卫今天的下场可以说是近卫一手造成的，也许他感到有些内疚。汪精卫的遗体于11月12日由专机运回中国，小矶首相、近卫等人前往机场为汪精卫的遗体送行。

　　汪精卫生前酷爱梅花，曾把南京的市花定为梅花。汪精卫在名古屋大学养病时，曾赠送名古屋大学纪念红梅树苗株，种在病房前，现在还有两株尚存。汪精卫死后葬于南京郊外的梅花山，蒋介石还都后将汪精卫的坟墓炸毁，遗体烧却。

　　汪精卫于1944年11月10日客死于日本名古屋，他的遗体于11月12日由专机运回中国。汪精卫死后，南京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哀典委员会，由陈公博任主任委员，周佛海、王克敏、褚民谊为副主任委员。南京政府于11月12日发出公告：“国民政府汪主席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申时，在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逝世，距生于民国纪元前二十九年五月四日已时，享寿六十有二，谨于十一月十二日恭迎遗体回国成殓，择期举行国葬，饰终典礼，由国民政府会同中央党部组织哀典委员会敬谨办理。”

　　11月12日下午六时，装载汪精卫遗体的专机降落在南京光华门外机场、陈公博、周佛海、王克敏等一百余名官员到机场迎候。南京政府按照汪精卫生前的遗愿，把汪的陵墓建在国父孙中山陵墓左侧的梅花山上，表示他生前是孙中山的助手，死后也要追随左右。由于汪精卫生前有过陵墓不要劳民伤财的遗嘱，加上南京政府的财政有限，所以汪精卫陵墓的规模不大。不过汪精卫的棺木外面用钢筋混凝土浇灌了厚厚的一层墓壳，倒是十分坚固。汪精卫的墓室建成后，汪伪政府于1944年11月23日为汪精卫举行了“安葬大典”。随后，又在梅花山东侧建造了一座祭堂。

　　汪精卫死后，南京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陈公博坚持在最高职务上加个“代”字，陈公博说：“现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这台戏也该结束了。我来继承汪先生的职位，是来办理收场的，而不是来继续演出的。”此时日本的败局已定，南京政府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7日，陈公博在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解散南京国民政府，把中央政治会议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当晚，陈公博广播发表了《国民政府解散宣言》，至此，历时5年4个月的短命政权宣告结束。

　　陈公博解散南京政府后，向日本方面提出到日本避难的意愿。此时日本已投降，但还是安排让陈公博、林柏生、周隆庠等人于8月25日秘密飞往日本。陈到日本后，化名东山公子，隐居于京都郊外的金阁寺。但不久陈公博等人潜居日本的消息泄露，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将陈公博等人引渡回国的要求，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只得无条件答应中国的要求。日本前首相近卫文吕得知陈公博要被引渡回国，匆匆赶到金阁寺和陈公博道别，近卫说：“实在对不起……”陈公博倒爽快地回答说：“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说不上谁对不起谁。”

　　1945年10月3日，陈公博一行7人被引渡回中国受审。1946年4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公博。陈公博对指控他的汉奸罪表示不服，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说：“我认为抗战应该，而和平是不得已。平心静气去想想，当日汪先生来京之时，沦陷地方至十数省，对于人民只有抢救，实无国可卖。在南京数年为保存国家人民的元气，无日不焦头烂额，忍辱挨骂，对于个人只有熬苦，更无荣可求。到了今日，我们应该念念汪先生创立民国的功勋，念念他的历史和人格”。1946年4月12日，法庭判决陈公博死刑，于1946年6月3日执行。临行前，陈公博要求向陈璧君告别。在陈璧君的囚室外，陈公博向陈璧君深深鞠了一大躬，双手捧上自己用过的一把茶壶，说：“夫人，我先随汪先生去了。牢中别无长物，一把茶壶，权做留个纪念吧!”

　　陈璧君被捕后，更是表示坚决不服罪。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璧君，陈璧君在法庭说：“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壁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法庭最后判处陈璧君无期徒刑，陈璧君接到判决书时却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陈璧君个性十分刚烈，汪精卫在日本治病时，陈璧君一直伴随汪身旁，但从来没有对日本人说过一句感谢的话，日本人对她也很发怵。1949年共产党夺取大陆后，蒋介石并没有把陈璧君移往台湾，而是把陈留给共产党。1952年，和陈璧君私交很深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去监狱探望陈璧君。1912年汪精卫和陈璧君结婚时，何香凝还曾作过陈璧君的伴娘。宋庆龄和何香凝告诉陈璧君，中央已经决定，只要陈璧君承认汪精卫有罪，写一篇悔过书就可以释放出狱。陈璧君却立即拒绝：汪精卫无罪。她宁可坐牢，也不承认汪精卫有罪。1959年6月17日，68岁的陈璧君死于监狱中。不管怎么说，汪、陈之间的爱情倒是一段佳话。

　　与陈公博相比，周佛海要随机应变得多。早在日本呈现败迹时，周佛海就暗自与重庆联系，为自己留好了退路。当年汪精卫与日本密谈基本上是周佛海一手包办，陈公博不仅没有参与，而且还表示反对。最后汪精卫组建政府时，陈公博感到汪精卫正值用人之际，出于与汪精卫的私人情谊才接受了汪精卫的邀请，到南京政府任职。如果论“卖国罪”的话，与日本签定密约的周佛海，显然要大于没有参与密约的陈公博。但最后周佛海却比陈公博罪轻一等，只判了一个无期监禁，而官职比周佛海小得多的林柏生、梅思平等人都判了死刑，可见当时的汉奸审判亦不公正。

　　1946年1月，在重庆的蒋介石通知何应钦：在重庆政府还都南京之前，必须将汪精卫在梅花山上的坟墓处理掉。1月21日工兵用炸药炸开汪精卫的墓壳，打开棺木，见汪精卫的尸体上覆盖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礼服：黑色长马褂，胸佩大绶，头戴礼帽。由于使用过防腐剂，尸体尚未腐烂。棺内没有任何陪葬品，只发现尸体的上衣口袋里有一张3寸长的纸条，上书“魂兮归来”四个字，这是陈壁君在名古屋帝大医院汪精卫去世时写的。

　　汪精卫的棺木和尸体被运往清凉山火葬场彻底焚化，梅花山的坟地由工兵铲平后建了一座小亭，四周添植许多花木，彻底改变了模样。1994年时，在汪精卫的原墓地上面修建了一座汪精卫跪像，似乎是模仿岳飞墓前的秦桧跪像供人们唾骂。但到1999年1月，汪精卫跪像突然被撤除，原因尚不明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