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　军
来源：参谋网，作者：刘永峰   2018-03-24 16:20:20

　　面对广阔的中国国土，日益陷入泥淖的日本，把枪杆子交给了另一群中国人。然而这支夹缝中的枪杆子却常常随时向而摇摆。

　　1938 年7 月6 日，天气溽暑，要在平时，正是放暑假的日子。可北京通县的一所校园内，却人头攒动，场面熙攘而略显混乱。少数掌事的人正紧张忙碌着，而大部分人的脸上则是陌生奇怪的表情。稍许奇怪的还有，当抗战开始，多数学校都已纷纷南迁的时候，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一会儿就要在这里举行。

　　这所学校就是刚刚成立的华北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齐燮元原是北洋军阀头目，他在“七·七”事变之前就已与日本军方往来密切，后担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负责军队、警察事务。1938 年4 月19 日，为组建华北治安军，临时政府发布“会字第一百七十五号令”，开始着手筹备军校，并让齐燮元兼任校长一职。齐闻令后，“于即日就职”，并在“友军”相助下，迅速筹办一切。于是，不足半月，华北陆军军官学校就已“在通县校址组织成立，开始办公”。

　　又仅仅10 日后，经过投考、笔试、口试一系列程序，被“录取”的百余名学员便稀稀拉拉地出现在学校成立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上。由于学员人数太少，伪临时政府治安部不得不于6 月底7 月初，“续招新生二百八十名，并规定于北京、天津两处设招生办事处”，开始了第二次招考。

　　于是，当7 月6 日，齐燮元对着台下表情各异的近300 名学员说，祝贺各位被陆军军官学校录取的时候，我们不清楚主席台上的齐燮元及台下的众多青年，心情是否会因这个仪式而感到欣慰。我们只是知道，这已经是该校短短两个月来的第二次新生开学典礼了。

　　“建军”

　　起初，日本欲凭借其经济和军事上的暂时优势，在中国战场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以尽快结束对华战争，好集中精力应付他未来在亚洲大陆扩张的预设对手——苏联。

　　因而，“七·七”事变后的一段时间内，军事上势头正盛又颇为自信的日本军队，于其占领区内只是临时拼凑起伪治安维持会，处理地方政务。对伪军反而并不重视，没有大规模收编投降的武装团体，更没有在关内建立一支正规伪军的打算。

　　甚至直到1937 年年底，在颁布的《军占领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中，依然这样规定：“中国投降的武装团体，解除武装后使之归农或当劳工”，对一般的土匪，怀柔使其归顺后，“使其另谋生路”。

　　据资料统计，当时华北负责治安、警备的伪军计有原国民党政府北平宪兵队1000 余人，冀东伪政权保安队所组成的警防队3 个团约4000 人，其他零星还有各地县警备队、连庄会、民团、保甲等武力，况且还都属于自卫性质的武装，力量可想而知是相当薄弱的。另外，这些武力名义上虽为齐燮元统领，但实际由日军控制和指挥。

　　对此，齐燮元亦感到不满。像大多数投敌的政客一样，齐燮元归顺日本也有着强烈的个人野心。自上台之后，他便积极培植私人势力，将其“心腹”“密友”“同乡”等关系密切人员安插在治安部要害位置。

　　不仅如此，齐燮元还想另外建立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军队。于是，1938 年，齐燮元向日本人抛出了一个“先设学、后建军”的方案。

　　此时，日本速战却无法速决，中国广大的土地使得日军像被吸进泥泽一样，在对华战事中越陷越深。兵力开始不敷分配;有限的军队只能控制各中心城市及重要交通线，而八路军乘机在其缺乏控制的农村展开活动，使得日军前后受困。人力补充不及和兵力不敷运用的难题，日益严重地困扰着日军。于是，日本改变了初期的策略，开始重视在伪政权下编组伪军的政策。

　　正因此，日本很快同意了齐燮元关于筹建军校的提议。1938 年5 月1 日，华北陆军军官学校在通县成立，后来，华北治安军的下层干部便差不多都出自这里。此后，为满足伪军对各类人才的需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华北陆军宪兵学校、华北陆军军士教导团、华北陆军军官队及治安军各专业班队也都陆续建立起来，也拉开了华北治安军组建的大幕。

　　政治的失意者

　　在华北陆军军官学校的开学典礼上，众多新生并没有太多欣悦的心情来笑对台上的官员们，反倒齐燮元是得意的。因为待华北治安军的大旗一树，他便是该军总司令，而到时他的势力将覆盖整个华北沦陷区。这是他早年的夙愿，但在他的年轻时代，他也许不会想到早年抱负的达成，竟要由一个“汉奸”的身份来换取。

　　晚清秀才出身的齐燮元，自决意从军之初，便已表露了远大的志向。资料记载，“其人自视颇高，不愿居人下，久思独树一帜”。1930 年，齐燮元在中原大战时跟随阎锡山，任江北招讨使。兵败后，他从此隐居在天津租界，颇有郁郁不得志的感慨。1937 年华北沦陷，齐燮元便想借助日本人的力量，“造成个人的势力，以遂其封建割据的野心”。

　　齐燮元的建军计划，显然是有意仿效黄埔的模式，功成之后，他以校长自任，大权在握，到时即便面对日本人也不用再屈服。然而，令他失望的是，他的这一计划显然没有得到青年的热情响应。

　　虽然治安部规定，华北陆军军官学校“专招收高中或同等学校毕业之学生”，但“汉奸”的名声往往令真正的学生望而却步，以至于前去投考的，“有些游手好闲的小流氓，也有些小公务员，也有青年的旧军人，其他杂牌伪军警防队的勤务兵都能报名投考”，成分极为复杂。即便这样，第一次招考，报名并笔试及格者也只有177 名，由于人数太少，口试时全部被录取。一个月后不得不又一次组织招考，第二次招考，合格者268 名，而实际报到者远不及此数。在华北其他军校，从各地强征而来的学员入校后，“坚请退学”，或逃之夭夭的例子也屡见不鲜。齐燮元这一理想的“建军”模式，从一开始便举步维艰。

　　然而，军校征收学员的困难，却没有阻碍接下来伪军数量的激增。当日，像齐燮元一样在国民政府中因仕途失意，转而投伪的军队将领并不在少数。如原东北军将领鲍文樾、胡毓坤，西北军将领刘郁芬、郑大章、门致中，保定军校出身的叶蓬、任援道。这些将领在国民党政府中往往是非主流的军人，“时常感受到被黄埔嫡系歧视或压迫，或与其他国军冲突及私人恩怨，或不受重用，因而投伪”。而即使是中央军嫡系顾祝同部的高级军官潘干丞，也因内部人事嫌隙而投伪。

　　中央军内部派系的倾轧，并没有因为全民族抗战的背景而有所缓和，蒋介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旁系势力反而是常有的事情。例如，台儿庄战役中被严重削弱的孙连仲军队，大捷后便失掉了42 军的番号，而一直不肯出战的汤恩伯却风光无比。这样的待遇总会让许多非嫡系的军人感到寒心。

　　后来任伪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的孙良诚便是因此而投日的。孙本是西北军的一员悍将，所率部在西北军中素有铁军之称。中原大战后，西北军土崩瓦解，孙亦失势。抗战时，孙良诚奉命接受汤恩伯指挥。1941 年汤恩伯将孙调为第十五集团军副司令，实欲借机吞并孙部。孙良诚拒绝后，汤恩伯则在对其军费补助上有意为难，常常供应不给，孙“处此境地便觉已是日暮穷途”。1942 年，汤又免除孙良诚鲁西北行政公署主任职务。孙良诚不满中央军嫡系的刁难，屡被日军攻击后，“顺时就势，佯装战败被俘”。

　　投伪军官中，因个人野心，卖国求荣的，“汉奸”的名声自然不冤;有些固然是受到多方逼迫后委身于伪政权的，但又何尝不是出于自存自保的私心呢?他们清楚唯有军队才是自己的身家，一旦在抗战中拼完，自己也就一文不名。而投伪后，不仅可以保住队伍，还可以从日本那里得到精良的武器装备，丰厚的粮饷，反倒充实了自己的力量。孙良诚的幕僚王清瀚就曾私下表示：“当汉奸是为了扩充实力，积累政治资本，只要目的已达，即相机反正。”

　　基层力量

　　除中央军投敌的之外，地方武装力量也是伪军的重要来源。

　　沦陷区内，基层乡保长武力经常是连名称都未更改，便和平地转变到伪政权属下。日军为了便于统治，常利用中国既有的地方势力，对保甲长采取怀柔与强硬控制并行的政策。乡保长降日的原因除了个人利益外，也很难排除保卫家园的苦衷，“许多保甲长为了幻想保全地方，不受糜烂，是会向敌人敷衍的”。在那个混乱的年月里，这些基层的武装头目往往有着极为复杂的心态。《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一书中写道：“保甲长即使背负着汉奸的耻辱，也有对日军逆来顺受的顺民思想，也由于他们害怕国军不能容纳，又怕抗战会失败，始终存在着观望的心理。”

　　另外，一些民间武力及帮会、秘密宗教武力等也往往是日军争取的力量。这些民间武装领导人通常是当地有声望的士绅，他们为了维持地方秩序，建立伪政权和伪武装。例如曾任军职的郭绍绪，在日军占领豫西伊川县的家乡后，“为使乡亲免遭更大的祸害”，他出任伪团长。

　　至于各地的帮会、秘密结社，态度上则极为复杂，“有亲日的，亦有被赤化者”。“七·七”事变后，在日军军事压力下，某些帮会也被纳入治安肃正和治安强化的道路，成为伪军。如豫北滑、淇、封等县伪军多由会门操纵，许多会门被日军收编，如天门会、一贯道、圣贤道、天仙妙道等。山西西南部绛县一带很是普及的红枪会，约有武装二万人。日军到来后，便以红枪会会长出任绛县伪县长，红枪会成员随之成为该地领导阶级。而苏南地区盛行的青帮、红帮、刀会等封建帮会，也是日本与国、共两党不断争夺的势力。

　　1940 年汪伪政权建立后，伪军人数也从1938 年的78000 人急剧上升到了145000 人，而日本投降时，这一数字甚至达到了200 余万，远远超过了在华日军的人数。他们有为生计所迫投敌的，有为了保全身家生命不得不降日，也有部分流氓或土匪头子，为了升官发财而投伪的。1941 年，豫皖苏边区有超过二万人的伪军，领导者有地方豪绅、退伍军人，甚至部分土匪、流氓、地痞。其内部成员及装备都不一致，各有系统。有单纯为自存自保的，多数人则各怀鬼胎，故有利害冲突时，彼此矛盾也十分尖锐。

　　左右摇摆

　　1942 年，孙良诚投伪之时，曾以3 件事要求日方允诺，即“不打重庆队伍”“不要日籍顾问”“不直接受命于日军”。孙良诚在投伪之后，也依然与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43 年5 月，孙良诚通过张雪山向蒋介石转告，自己在南京参加军事会议时，将继续与吴化文、张岚峰“团结一致，以待时机”。

　　如果说孙良诚部因为实力较强，在国、共、日三方夹缝中还有些自主空间的话，那么更多战斗力差的伪军队伍，在政治立场上左右摇摆的特色则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地方武装，日伪军来时，他们打起伪军旗号守住据点，日伪军离开，他们又主动恢复国军旗号。1944 年，豫西土匪首领李万如到豫西发展时，就公开宣布他是两面吃：“如果国民党不再回来，日军长期占领，他带有汪主席给他的新中国33 军军长的印信。要是国民党再回来，他还带有蒋委员长给他的豫西国民党军22 纵司令印信。不管谁来都能存在。”

　　在国、共、日伪激烈斗争的地区，如苏南茅山、丹北等地的伪地方武力与伪基层政权为了自保，也常随着该地区各个强权间的实力变化。1940 年当中共不再将这些人视为汉奸之后，“他们也暗中向中共诉苦，答应掩护中共人员，并为中共征收救国公粮。但若环境不利于中共，他们就疏远中共，倾向伪方。”

　　像孙良诚一样，多数伪军都与国民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国民党为发展沦陷区势力，也常暗通收编伪军。1940年之前，直接策划伪军反正是其主要目标。但此做法容易引起日军攻击，被反正的伪军有覆灭之虞，这样，国民党不仅难以在沦陷区发展实力，还要负担大量反正伪军的经费开销，风险及负担都很大。

　　后来国民党将政策调整为“以敌养伪，以伪我用”，即策动伪军长期埋伏，不急于反正，并利用日伪资源供养他们。1942 年，蒋介石在给安徽李仙洲部的密令中，便认为处理伪军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和伪军保持密切联系，运用伪军配合反共;中策是和伪军保持一般联系，令其待机反正;下策是策划伪军反正，增加军费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