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伪临时政府的发展史
来源：历史之家   2018-08-09 13:16:37

　　在日本侵入华北初期，北平、天津两市的日本特务机关，曾策动两地汉奸，组织地方维持会。北平维持会主席为江朝宗，他还兼任北平特别市市长;天津维持会主席为高凌雨尉，并兼任天津特别市市长和河北省省长。王克敏早就轻视这位“三定京师”的“江宇老”，而江的后台老板松井特务机关长又被调往张家口工作，就在伪临时政府开始办公之后，通知伪北平维持会自动解散，同时撤销了江的市长职务。江在伪府筹备期间，曾以维持会与王克敏讲交易，要与王以合流形式，保留他的势力，但为王所拒绝，除了予江一个空头委员外，其余自周肇祥以次的维持会汉奸都被摈弃。

　　王克敏派余晋和任北京市长。余原任国民党政府的厦门市长，王用不没收余在青岛开设的纱厂作为交换条件，拖余下水。北平市伪公安局长原为潘毓桂，王克敏要把华北首府的警权放在自己亲信手内，便派余晋和兼任。因为潘在那时还有日人在背后撑腰，王令高凌雨尉专任河北省长，腾出天津特别市长一缺，改派潘毓桂继任。江朝宗因为王克敏夺去了他的衣食利禄，愤恨交加之下，演出一幕插曲。他在去职前夕，下了一道命令，将全市商捐取消，企图从财政上给后任添上一重障碍。第二天报纸上发表了商会因这件事感激江的新闻，伪市府日籍顾问查询后，才知道是江搞的把戏，曾拟追究责任，后来经过伪市府诸奸为江缓颊，并向商会追回原令，才把事情平息下去。

　　日本侵入山东、河南、山西各省时，也都扶植当地汉奸，成立了地方维持会。伪临时政府建立后，就着他们以原机构改为省署，到1938年6月都改组完成。伪府便派原任各省的维持会会长分任各省省长。山东省为马良、河南省为萧瑞臣、山西省为苏体仁。

　　伪临时政府统治华北的行政区域，随着日本侵华军事的进展，逐渐扩张到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及北京、天津、青岛等三市。

　　伪府初步组织完成后，王克敏又采纳齐燮元提出的用恢复法统名义、劝诱曹锟上台的意见，派齐去津，连续访曹三次，结果仍为曹所拒绝。那时日本特务机关与王克敏政权，因为“元首”问题到处碰壁，就转移目标，进一步策划临时、维新两伪府的合流问题。

　　曹锟于1938年4月病逝天津。伪临时政府要造成社会上对曹人格的错觉，派人前往吊唁，并筹议由伪府举行“国葬”，但又被曹家属拒绝。因此那时迁往汉口的国民党政府对曹特予明令褒扬，赠给“华胄忠良”匾额一方，并追赠为陆军上将。

　　日本政府在伪临时政府组织完成、华北省市伪政府也相继成立之后，随着也把魔掌伸入伪府内部。但在那时日本政府还不愿以直接干涉华北政治的方式出现，而是通过与伪府签订“政治技术指导协定”的办法，派遣顾问用所谓以“日本进步的行政、法制、军事的技术由侧面来指导华北的政治”。1938年4月，日本派以汤泽三千男为首的行政、法制、军事顾问三名驻在伪临时政府，并派来辅佐官15人，分驻各部。这些人从表面上看，还不像日本派往盛市、县政府的顾问，张牙舞爪地凌驾在伪盛市、县长之上发号施令，而是很安详地坐在他们的办公室内，作所谓顾问工作。王克敏为了避免伪职员和他们发生意见上的摩擦，曾通知各部门不准与他们接洽公务，顾问们如调阅案卷，也须经过王的批准。

　　各顾问与伪职员公开接触，在八年时间，只是他们到职那天，由王克敏介绍与大家见面;还有1945年8月15日王荫泰向伪职员们宣布日本投降时，有他们在常因此伪府职员们还以为伪府有它自己的行政主权而沾沾自喜，并且有时向盛市政府伪职员自鸣得意。这些神经麻木、失掉民族气节的伪职员在当时绝未意识到这些顾问是从“侧面”抓住各项设施重点，订出计划，经过特务机关，制成方案，交伪府执行。

　　早在1937年5月29日，日本陆军省就通过了发展军火工业的五年计划，规定把大批主要工业企业改为军需生产，大量地制造军火。日军侵入中国后，近卫内阁又于1938年3月制定了国家总动员法，进行生产统治措施。他们要在利用华北物资的基础上，把日本和伪满洲国的工业变为统一的战时经济整体，指派华北日军当局的平生醩熑?捎胪蹩嗣舾?萑*华经济提携原则，协议开发华北资源与控制华北矿产问题。于是在华北设置日华经济协会，作为开发华北资源的综合决策机关，下面设置华北开发公司，把原设在华北的华北交通公司和其他的株式会社都收为它的子公司。

　　伪组织为了用行政力量推进各公司在华北“开发”事业的进展，于4月1日把原属于伪行政部的实业局扩充为实业部，以王荫泰为总长。

　　前面说过，伪临时政府只是由日本的侵华军队扶植的一批汉奸组织的卖国集团，不是中国整个沦陷地区的统一政权，还不能与日本互派名义上的大使，事事须仰承华北驻军的鼻息。因此王克敏要把临时、维新两伪府合流，组成一个统一的伪中央政权，以便直接与日本政府相勾搭。

　　日本对华军事是以陆军侵略华北，以海军侵略华中，临时、维新两伪府就是他们陆海两军压榨中国人民搜刮战略资源的工具。王克敏提出两伪府合流意见时，日本陆军当局因为侵华是以华北为基础，逐步向华中、华南进展，如果建成统一政权，当然要以伪临时政府为主体，而将维新政府撤销，对陆军更有便利条件，就支持王的意见。可是南京的日本海军则以为把中央政府设在北京，他们将不能直接控制;汉奸梁鸿志等也因为私人利益的关系，不愿与华北合流。1938年5月王克敏曾去东京，希望日本政府予以支持，但日本的陆相坂垣也因陆海两军的事权不能统一，当时还不能实现中央政权，嘱王再与维新政府磋商。王返国后约梁鸿志在大连商谈，结果仍未能协调一致。梁只承认先采分治合作的办法，决定设一中介机关，作为统一政权成立以前的过渡机构。1938年9月22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联合会”，由双方各派委员三人组成。临时政府派出的委员为王克敏、王揖唐、朱深，维新政府派出的为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下设秘书、政务两处，以李宣威、夏奇峰分任处长。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发出所谓号召和平的艳电，两伪府都意识到汪的企图所在，发出响应电报，各方面的视线也都集中到汪伪政权的出现，因而冲淡了王克敏策动伪府合流的野心。

　　华北群奸因在北洋政府中沉浮已久，各具一套尔虞我诈、树党结援的所谓处世之道。他们在彼此接待之间笑脸逢欢，恭维备至，而暗地里却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王克敏及他的亲信朱深、王荫泰、汪时璟、殷同等认为王揖唐卑劣无耻，便不断在工作上、生活上明显地或暗地里与他摩擦。王揖唐在政治上陷于孤立，为了避免正面的冲突，常以“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方法滑脱开他们的攻讦。1938年10月间，王克敏决定充实伪府机构，就是二王的矛盾由内心里的暗斗，发展到表面的明争的开端。

　　王克敏在组设伪府之初，虽窥破王揖唐要在伪组织中以超然地位，攫取政治实权的阴谋，但那时内外环境对自己尚不是完全有利，不得不暂时从权，而因人设官，为王揖唐成立赈济部。这时他看到日本侵华军事不断向前进展，国民党政府也在筹议西迁重庆，就乘机提出充实伪府机构方案。同时向王揖唐提出请他改任内政部总长的意见。王揖唐意识到，这是王克敏对自己的政治压力，但如果推托，以王克敏手段之毒，城府之深，很可能以伪府明令将赈济部裁撤，使自己陷入更被动的境地，于是不露声色地同意了王克敏的提议。由这时起，王揖唐因为个人已开始从正面担任伪府一部分行政责任，就揭开了他的伪装面目，公开地抢夺政治地位和人个权利，不似此前欲擒先纵，扭捏作态，与王克敏的矛盾也更日趋激化。

　　王克敏的充实伪府机构案通过后，首先裁撤了他自己兼任总长的行政部;把原属于行政部的内务局与王揖唐任总长的赈济部合并改组为内政部，任王揖唐为总长;原赈济部主管的赈济、卫生事务则分设赈务、防疫两个委员会，都由王揖唐兼任委员长，归伪行政委员会直辖;把原属于行政部的财务局扩充为财政部，任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为总长;原属于行政部的外务、交通、情报各局归行政委员会直接领导，作为该会内部机构。这次伪府充实机构，实际上是王克敏组织伪府时的初步方案，因那时王揖唐要就轻避重，才使现在多费一重裁并、增置的周折。

　　10月1日内、财两部同时成立，王揖唐在就职时，还装出一副兴高采烈的面孔，说了一些现任内政部总长是第二次，在北洋政府担任内务总长时年仅39岁，但以“未曾任过亲民之官为平生憾事”来自我解嘲。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以所谓还都的形式成立，根据日汪协定以“华北为国防上经济上的设定日支之强度地带”在北京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继承临时政府既成事实”，伪临时政府于3月29日自动宣布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