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 群奸再次粉墨登场
来源：历史之家   2018-08-09 14:05:12

　　1940年4月1日，王克敏根据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发表的人事，宣布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群奸再次粉墨登场，常委员长王克敏及常务委员六人、委员九人，都是原临时政府各委员会的委员。以下设内务、财务、治安、教育、建设五总署，各置督办一人，分掌政委会的政务;并设政务、秘书两厅，为政委会内部机构。委员长、委员、督办都为特任，厅长简任或由委员兼任。内务总署由原内政部改组，因原任总长王揖唐被王克敏等排挤参加汪伪政权任考试院长，督办一职，由王克敏兼任。财务总署由原财政部改组，以原任总长汪时璟改任督办。治安总署由原治安部改组，以原任总长齐燮元改任督办。教育总署由原教育部改组，以原任总长汤尔和改任督办。因汪精卫要在形式上把司法行政归他的中央直接领导，未设司法总署。原临时政府司法部撤销后，部内职员分发政委会及各总署任用。实业总署由原实业部改组，以原任总长王荫泰改任督办。伪临时政府原在行政委员会内设有建设总署，那时是作为直属机构，署长殷同也为简任伪职，现在把它扩充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建设总署，地位与其他总署相等，督办一职，由殷同升任。政务厅是以原属于伪行政委员会的外务、情报、交通、审计及新设的法制等局组成的，由朱深以委员兼任厅长。秘书厅是以原行政委员会的秘书厅改组的，下设文案、事务两处，以祝书元为厅长。在军事方面设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部，以齐燮元为总司令。

　　此次原伪临时政府的议政、司法两委员会，因华北无这类机构，于伪华北政委会成立后解散，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改任政委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任政委会委员，两会的职员则分配给各总署任用。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是：委员长王克敏，常务委员王克敏、汪时璟、齐燮元、汤尔和、王荫泰、殷同，委员朱深、董康、王揖唐、苏体仁、余晋和、赵琪、江朝宗、马良、潘毓桂。

　　在伪国民政府公布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中明定关于防共、治安、开发华北资源、调节华北经济及对外物资需给关系，都可在“中央法令规定范围内为便宜之处置”。同时由于条例还规定华北政务委员会“受国民政府之委托得处理对外关系之地方事件”，日本政府既可理直气壮地把在华北实施的每一个残暴行为都作为“地方事件”，指挥他的驻北京大使，以外交方式策动华北政务委员会去执行，而华北汉奸们也可以明目张胆地作他们日本主子的鹰犬。

　　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使用的国旗是加有“防共和平建国”标志的青天白日旗，北京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在汪、王、梁青岛会谈时，曾唆使王克敏拒绝青天白日旗在华北地区悬挂。伪府建立之前的南京会谈时，王虽同意了在华北使用，可是日本军阀却以青天白日旗是他们侵华战争的对象，不愿重见于华北地区，于1940年3月底通知伪北京市政府转知市民仍以五色旗来庆祝伪国民政府“还都”。伪市长余晋和未敢决定，向王克敏请示，王知道这是日本驻军消极抵抗汪伪政权建立的一种露骨的表示，通令伪华北盛市政府以五色旗为新民会会旗，在青天白日旗未及普遍制成以前，以五色旗庆祝国府还都。五色旗遂得未因伪临时政府解散而消灭，仍树立华北地区，嘲笑汪伪政权的诞生。

　　王克敏在参加汪精卫召集的青岛、南京会谈的时候，他和梁鸿志都对日本方面负有借着扩大华北特殊职权问题故意延宕汪伪政权建成的使命。梁因为自己与华北的关系不大，伪府建成后他仍须受汪的领导，就把自己装扮成为一个帮衬角色，不过分地坚持日方意见。王克敏却在每次会谈，如涉及国旗、汪党流入华北、在华北建立政治分会和陇海路的管辖权等等问题时，都与汪争得面红耳赤。他还讥讽汪说：“你应当向我请教。跟日本人处事，应虚与委蛇。日本人难缠，你同他条件谈得再好，他到一定时期，也能翻脸不认帐。”王又同周佛海私下说：“我们60多岁的人，做汉奸没几年就死了，汪何必把一些青年人拖下水呢!”周也把这话告诉了汪精卫。

　　汪在汉奸群中总是板着一本正经的面孔，自己总以为是“党国元老”和具有自己主权的“国家元首”，最反对人家讽刺他是汉奸。王克敏的话，他认为是对他人格上绝大的侮辱，表示极端痛恨。这两个头号汉奸就因为卖国的观点不同，发展到极深的私人成见。汪政权成立后，王克敏私心惴惴不安，就向汪提出辞职的要求，汪当时还作一番形式上的慰留。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因为青岛、南京会谈的一幕，喜多虽未出场，但汪已明了他是幕后的导演者。为了避免喜多与汪政权在政治上的摩擦，将喜多调回本国。在这以前，北京特务机关已改为华北联络部，由喜多为部长。喜多去职后，日本派联络部次官森冈升充部长，另派盐泽继任次官。喜多是王克敏当汉奸的唯一支持者，他俩是用双簧剧形式一表一里地干着危害中国人民的勾当。当时人们曾给王起了一个“喜多王”的外号，意思是说，以王的躯壳装入喜多的灵魂。森冈在他任联络部次官时，不断地受王在话语上的顶撞;现在作了联络部长，是王的直接上司。这使王感到除了汪精卫对他施加种种压力外，又由于联络部的人事变动，调走了一个后台老板，升上来一个正面敌人，这样双重压迫，更加剧了他下台的决心。1940年6月7日，汪政权发表准王辞去本兼各职，推选为伪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伪国民政府委员，任命王揖唐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常务委员和内务总署督办。

　　汪、王、梁会谈时曾决定汪政权的五院院长由伪临时、维新两伪府各占一席，维新政府是由梁鸿志出任伪监察院院长;临时政府由王揖唐出任伪考试院院长，实际是被王克敏排挤出去。

　　王揖唐本来把北京作为他的政治生命的摇篮，在华北群奸压迫之下，无可奈何地去南京就任伪职时，仅把他的亲信夏肃初一人带往任秘书长，而把另一亲信汪济艭留在北京，作卷土重来的准备工作。

　　王克敏在下台之先，汪精卫与日本华北联络部长森冈洽商，双方提出二名“委员长”候选人。森冈提出靳云鹏、曹汝霖，汪精卫提出梁鸿志、王揖唐，最后权衡结果，以靳、曹都不愿出任，梁鸿志在华北历史关系不深，双方都同意王揖唐;联络部次官盐泽曾因某种关系，对王信任较切，更是大力支持王的北调。

　　王揖唐在南京布置重回华北条件成熟以后，即借筹备华北高等文官考试为名，来北京部署一切。6月8日接到汪的命令后，9日即往伪政委会接任，随着就发表人事。因兼政务厅长朱深事前即表示与王克敏同进退，同时也不肯屈居王揖唐的僚属地位，改派祝惺元为政务厅长，把原任秘书厅长祝书元聘为顾问;派瞿益锴以原文案处长暂时代理秘书厅长，以待他的亲信夏肃初在考试院交代清楚后来京继任。政务厅所属的各局，只是派他的亲信汪济艭为审计局长，其余未动。另派原任伪内务总署秘书罗韵荪为秘书厅事务处长。各总署督办，由于王揖唐不敢也无权更动仍由原人担任。

　　王揖唐于10日接任内务总署督办兼职，他眉飞色舞地对伪职员们说：“华北政权机构变更之后，委员长一职原是我的。

　　因为前王委员长未在当时辞职，所以推迟到今天。在前委员长担任本署督办时曾对大家说他是给我看家。今天我又给他来看家，仍希望他重回到他的家来。”言外之意，是质问王克敏“你是否还有回来的那一天”。

　　伪内务总署署长江绍杰，是王揖唐任内政部总长时约来的应差画卯、旅进旅退的政治偶像，王克敏兼任内务总署督办时，并未把他更换。现在王揖唐把他自己的全部力量放在伪政委会内，要使署长替他负起责任，而江绍杰又不是他的理想人物，遂把他调为政委会顾问，与俞家骥、祝书元二人共同参与他的机要，给他在公文线上伏路把关。署长一职改派原任秘书长吴瓯继任。总务局长王毓霖过去原是王克敏派在北洋保商银行充任经理的一个门客，因不愿再作王揖唐的走卒，办完交代之后，就提出辞职。王揖唐派桂森继任，桂是朱深在北洋政府任职时的管家，王揖唐是要通过他来缓和自己与朱深政治上的矛盾。

　　过了不久，王揖唐的亲信夏肃初由南京归来，王就把政务厅长祝书元、兼代秘书厅长瞿益锴踢开，派夏以秘书厅长兼政务厅长。经过这一番人事部署，王揖唐感到踌躇满志，现出他穷凶恶极的汉奸丑相。又恐住在华北的一般“元老”在一旁窥伺着他的卖国行动，在1942年3月借口“咨询善政，隆礼耆贤”，聘请于“国家著有功劳及硕学高德之士”王克敏、曹汝霖、靳云鹏、张鸣岐、章宗祥、吴毓麟、龚心湛、曾毓隽等八人为询咨委员，以“应委员长之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