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老牌汉奸殷汝耕
来源：炎黄春秋网   2020-04-27 15:43:00

　　1932年3月1日，日本在我国东北辽、吉、黑三省制造了傀儡政权——“满洲国”之后，吞并华北五省就成为日本的既定国策。日军中的“中国通”板垣征四郎、多田骏与土肥原等都主张采取政治诱降的策略，诱导华北地区效仿“满洲国”模式，拥立一个“华北王”，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其后，由天津日本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为北洋余孽张敬尧拨款30万元，令其潜往北平，谋划成立“华北国”。1932年5月7日，张敬尧被戴笠派出的杀手陈恭澍与白世雄等刺杀于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日本成立“华北国”的阴谋随之破产。但日本方面并不死心，由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出面，胁迫宋哲元、河北省主席商震、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山西省主席阎锡山等人筹备建立新政权——即“华北五省自治政府”，但最终也未能得逞。华北五省的这些省主席虽然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平素也与蒋介石有着很深的矛盾，但在民族大义上却不含糊，绝不愿做出卖民族与国家利益的汉奸。最后由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出马，决定策反殷汝耕独立，成立冀东汉奸傀儡政权。

　　汉奸殷汝耕是如何出卖国家利益的

　　殷汝耕，1889年生于浙江平阳。1904年被选为官费留日生而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后转第七高等学校。在日期间曾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13年殷汝耕参加了国民党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曾兼任孙中山所办中华政治学校翻译，号称“日本通”。在日期间，他娶了日本女子为妻，以此与日本军政界要员打通了关系。他平日挥霍无度，经常向日本人借钱，并答应对方“以后得势，必当报答”。1916年毕业回国后，他被任命为北京政府众议院秘书。1918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殷汝耕被任命为驻日特派员。

　　1925年11月下旬，奉系将领郭松龄起兵七万反对张作霖。郭松龄是张学良在东北讲武堂的老师，代表了东北进步力量。此时，殷汝耕担任郭松龄军的外交处长，负责与日军交涉。在殷汝耕的折冲下，日方答应不加干涉，郭军进展顺利，逼近奉天。后来，张作霖对日方做出更多许诺，日军遂全力支持张作霖，导致郭松龄兵败被杀。殷汝耕逃入日本驻新民县领事馆，并在今井房太郎护送下逃往日本。

　　殷汝耕在日本待了不到一年，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革命国民军开始了北伐战争。在日方秘密护送下，作为浙江老乡，殷汝耕来到南昌投靠蒋介石，并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屡被重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三省沦陷，全国要求抗日的呼声很高，蒋介石在巨大的压力下被迫下野。1932年1月28日，日本陆战队在上海挑衅，制造了“一·二八”事变。第19路军奋起抵抗。为便于交涉，时任上海市长吴铁城就让熟悉日本军政事宜的殷汝耕担任中日谈判的随员，参与签订《淞沪停战协定》。1933年5月长城抗战结束，中日双方签订《塘沽协定》，何应钦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宣告撤销，成立行政院北平政务委员会，由蒋介石的盟兄黄郛出任委员长。为了在华北缓和与日本的紧张关系，黄郛知道殷汝耕素来亲日，便任命他为冀东行政专员，希冀利用这种关系，来转圜与日本人的关系，想使中日交涉得以顺利进行。这样就为殷汝耕在冀东独立，从而勾结日方、割裂国土，创造了机会。

　　土肥原对宋哲元的策反工作很不顺手。宋哲元对日本的态度是“不说硬话，不做软事”。因此，土肥原决定暂时停止对宋哲元的说服工作，而全力去扶植殷汝耕单独成立一个反南京政府的新“中立”政权，认为如果殷汝耕很积极的话，说不定宋哲元也会屈服。土肥原于是积极与殷汝耕取得联系。日本编撰的《土肥原秘录》中这样说：“殷汝耕不仅同意，并且表现了出乎意料的决心。当然，殷汝耕由于有冀东贸易的关系，同时和关东军的关系也源远流长，他揭起反蒋叛旗本有可能，但是他彻底的反蒋态度，却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1935年11月24日晚，殷汝耕在通州老巢。第二天，他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长名义发表宣言，声称：“自本日(25日)起，脱离中央，宣布冀东自治，树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冀东伪政权下辖北平周边22个县，面积约8200平方公里。这个宣言，直接将其地盘划到了北平城外，公开和南京政府叫板。

　　蒋介石在11月19日的国民党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对外关系之报告》。在报告中，蒋介石虽仍特别强调对日关系“当为最大之忍耐”，但同时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外交方针，表示日本如果无止境地进攻，超过了“和平之限度”，只有“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了。蒋介石的“最后关头”的演说，已经表明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某些变化。没想到六天以后，殷汝耕就公开分裂华北，成立自治政府。

　　军统是如何制裁殷汝耕的

　　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异常震怒。11月26日，南京政府宣布：殷汝耕宣布“独立”，背叛国家，甘为汉奸，着即撤职查办!

　　在自己的国土上捉拿出卖国家利益的汉奸，天经地义。没想到，此举却遭到日本政府的无理反对。日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面见行政院长孔祥熙，公然威胁说：“华北自治运动，乃系中国之内政问题，非日本政府所能干预。然而若国民政府采取无视舆论之手段，例如逮捕殷汝耕之行动，则日本政府将不得已出于何项之处置，事态将陷于恶化……”同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也发布公告，说中国当局如以武力镇压，实属徒劳……威胁将用武力与南京方面进行对抗。

　　有日本主子的撑腰，殷汝耕非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不到一个月，殷汝耕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去掉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改为与伪“满洲国”一样的五色旗。殷汝耕的汉奸伪政府与日军、伪“满洲国”三位一体，签订攻守同盟，规定：1.冀东地带接壤满洲之长城沿线，治安任务悉由满洲完全负责;2.冀东东侧海防，悉由日方驻南满海军舰队负责;3.对冀东之基本武力，由日方与满洲使其积极发展，需要之物质，先由满洲尽量补助;4.空中力量必要时亦由满洲接济;5.冀东政府行政、建设、公路发生障碍或者外来之压力，“满洲”协力共同根绝。“于上项外之动向，冀东政权的一切措施均悉依关东军及日方之中央军部指示执行之”。

　　冀东汉奸伪政府与北平搭界。这个伪政权的成立，对中国华北的抗日运动破坏是巨大的。从此，日本军国主义在华北有了依托之地，像一把尖刀抵在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胸前，这令华北政局更加动荡不安。对此，全国各界爱国人士一致声讨殷汝耕的叛乱行径，纷纷要求国民政府明令讨伐卖国贼，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南京国民政府曾经数次与日本交涉，要求取消该政权，但未得结果。

　　殷汝耕的公然卖国，日本的无耻与嚣张和国民政府的软弱，直接导致了北平爱国学生游行请愿，反对伪自治组织，要求团结救亡。在1935年12月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此时的殷汝耕依然毫无收敛，反而在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36年8月，殷汝耕拨款5万余元，在通州公园建造大规模的“亲善公寓”，专供日本侵略者住宿。打着“自治”旗号的伪冀东政权，已彻头彻尾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政权。

　　面对日本政府及军队的不断威胁，中国人民的抗日爱国运动迅速风起云涌。蒋介石不敢公然与日本进行对抗，但为了制裁殷汝耕出卖国家利益、建立冀东伪政权的卖国行为，便命令戴笠派出精兵强将对殷汝耕实行制裁。戴笠随即将任务下达给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来执行。戴笠还专门配备了高手唐英杰。唐英杰原在上海大舞台登台献艺而轰动一时，有一身好武艺，穿房跃脊如履平地。在南京被囚禁期间，为了防他脱逃，曾加戴刑具，不料他竟然能够脱下手铐脚链，皮肉丝毫无损。戴笠将其罗织进军统系统，加以训练并灌输政治知识，使其成为行动人员中的干才。

　　陈恭澍最初的刺杀构想，还是采取突击方式硬干。计划由陈恭澍先到北平，首先与军统北平站协商制裁殷汝耕一事，了解对方意向如何，听听是否有互为影响之处;其次，去通州进行踩点，以便制订可行的“行动计划”。而经过协商，军统北平站负责人毛万里认定，此计划所采取的“突击”或“袭击”方式实在不切实际，“勇气十足，过分天真”。他说：“人多了，目标大、行动不便;人少了，寡不敌众、无济于事。且无论人手多少，光是‘切入脱出’‘集合分散’等必经的过程，必须做到分毫不差，恰到好处，才能侥幸成功，稍微有一点闪失，打草惊蛇，必将导致全盘皆输。”

　　对此，陈恭澍认为不无道理，并开车去通州进行实地侦查。那座不起眼的建筑物前悬挂着伪政府的招牌，站门岗的伪警因天冷而畏畏缩缩，个个显得无精打采。从中可以看出，这些警卫们绝无应变的能力。陈恭澍慢慢围着建筑物绕了两圈而并未被警卫们注意，亦可见警戒不严。不过，这仅是外表，至于大门里面的情形如何，则难以透视。单凭这么一点点了解，对拟订一项行动计划来说，当然不够。还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即通州城里道路坑坑洼洼，连一条柏油路都没有，刺杀行动之后，任凭多好的车也开不快，很可能跑不出来。况且，伪冀东政府一共编有四个保安总队，约一万六千多人，通州城里还驻有一个联队的日军。以突击方式刺杀，难度之大，可以想见。

　　陈恭澍的第二个刺杀计划是施用“美人计”。此前，戴笠认识一个姓尚的漂亮女人，听说她是西北某一单位的处长夫人，与丈夫分居。至于如何得识戴笠，戴笠又如何会派她来进行制裁殷汝耕的任务，戴笠并无交代，陈恭澍等也不敢问。

　　这位花枝招展的“尚小姐”来找陈恭澍，自称曾是殷汝耕的学生，关系很密切，可以直接住进殷的公馆里，伺机下手刺杀殷汝耕。她告诉陈恭澍不劳费心，制裁殷汝耕之事就包在她身上了。她果然住进了殷公馆，并不时地往来于北平与通州之间。这说明殷汝耕对尚小姐的行动并无半点怀疑。很快，尚小姐物色了殷汝耕的一名贴身副官，三十多岁，很得殷汝耕的宠信。此人既机灵，又随和，也很容易与之接近。在尚小姐用心争取之下，没有多久就被其说服了。这位副官答应为国家效命，伺机刺杀殷汝耕。尚小姐安排好前期准备事项，向陈恭澍汇报后，就先期回到北平等候消息。等了—阵，见无动静，不得不再去通州为那位副官打气加油。就这样又往返了好几次，可是那位副官却徘徊瞻顾，一直不下手。每逢见到尚小姐之际，总是表现得勇气十足，颇有男儿气概的样子，一待尚小姐离开，他又犹豫起来了。如此拖了半个多月，由于尚小姐逼得太紧，这个意志不坚定的家伙，竟罔顾民族大义，向殷汝耕告密，把尚小姐给出卖了，并把尚小姐亲手交给他的枪械与药品都交给了殷汝耕，这些都成了有力的证据。等尚小姐再从北平回到通州之后，殷汝耕就不再露面，那位副官也不知下落，尚小姐“糊里糊涂”地被移送到驻在通州的日本宪兵队。

　　日本宪兵队将尚小姐押往北平宪兵队进行审问。一个弱弱的女子备受折磨，却坚贞不屈。尚小姐受刑过后，无法睡觉，于是要求宪兵队给她一点安眠药。得到批准后，她将安眠药含在嘴里，藏在舌下，骗过看守，积少成多。有一天晚上，她又借口睡不着觉，嚷着要喝酒，于是看守找来酒，尚小姐酒量不小，想灌醉看守，那位日本兵酒量也很大，眼看喝了大半瓶酒，没有丝毫醉意，尚小姐趁其不备，将安眠药放入酒中，让看守喝后，终于将其灌醉，趁机拿了钥匙，逃出门去，但宪兵队墙高，大门又落锁，根本逃不出去。危急时刻，唯一的一位中国人，即做饭的厨师向她招手，让尚小姐踩着肩膀爬上墙，跳了下去。好在尚小姐对北平不陌生，走背街，钻胡同，终于回到联络站，逃得性命。这个具体的过程，记载在陈恭澍的回忆录中。

　　就在陈恭澍等人策划第三次刺杀行动之际，殷汝耕却突然被自己的伪冀东保安队抓获，并在被押往北平的途中伺机逃脱。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悍然向卢沟桥和宛平县城发动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27日凌晨三时许，侵华日军和通州日军守备队突然向驻守在通州新城南门外第29军143师的一个营发动进攻，这个营的官兵奋力反击，杀伤日军百人。然而，埋伏在旧城南门外担任截击任务的伪政府保安队，并没有截击突围转移的第29军部队，只是对空鸣枪、打炮，佯装阻击撤退的29军，同时在双方激战中也没有给日军任何支援。如此，狡猾的日军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便对伪保安队产生了怀疑。

　　这一天上午9时左右，日军实施报复行动，出动飞机12架狂轰滥炸旧城南门外保安队营地，致使保安队十余人伤亡。保安队广大官兵愤愤不平，难咽这口屈辱气。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张庆余立即把第二总队队长张砚田及教导总队沈维干找来密谈：“城南的战斗和日机轰炸教导总队营地，已经激起保安队官兵的义愤，我们怎么办?”沈维干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依我看，现在就可以动手。”张砚田有些顾虑：“我们的行动已经暴露了，日本人已有了准备，动手以后再同29军接应不上，全军就要覆没。”沈维干对形势又进行了分析：“现在官兵的抗日义愤实难抑制，与其抑制，不如顺水推舟就此起义。”张庆余说：“先观察一下日本人的动静再定，你们看怎样?”

　　28日下午，张庆余在“自强社”门口遇上了日军特务机关长细木繁。早起疑心的细木繁质问道：“张队长你怎么搞的，为什么没有把29军截住?”张庆余觉得，自己身为堂堂的中国人被日本人如此训斥，是奇耻大辱，便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愤怒，说：“我保安队是维持治安的，不是打仗的，我管不着!”细木繁大怒：“我撤了你!”“我不是你任命的，你细木繁算个什么东西!”两个人互不相让，同时拔出手枪，怒目对视，直到有人上来阻拦劝解，两人才不欢而散。事后张庆余、张砚田、沈维干秘密集合，认为事已至此，不能坐以待毙，应该尽快采取行动。于是，他们决定28日夜12时保安队举行武装起义，约定以午夜进攻日军兵营的枪声为起义信号，兵分三路同时行动。午夜，起义的信号枪声大作。起义部队迅速占领了长官公署和其他重要机关。殷汝耕听到枪声，连忙呼唤卫队长，卫队长早已被起义部队架到了指挥部。殷汝耕听无人应声，便藏身柜顶。起义部队官兵迅速扑进殷汝耕的卧室，但见被单、衣服散落在地，不见人影，又在厕所、壁橱、立柜一一搜查，还是找不到人。这时，从厢房搜出一个仆役，逼迫他交待殷汝耕的去处，仆役不情愿地指向柜顶：“长官您出来吧!”此时，殷汝耕吓得屁滚尿流，浑身筛起糠来，哪里还能动弹?几个保安队士兵上去就把殷汝耕拽了下来。随后，将他押解到北关指挥部监禁起来。主攻日本守备队和特务机关的一路起义官兵，以200多人的敢死队为前导，乘敌不备解决了敌岗哨，然后摸进了日军特务机关和守备队住所。细木繁听到动静后率队冲了出来，持短枪高声喊道：“你们速回本队，否则皇军一到，你们休想活命!”起义官兵哪听他的嚎叫，一枪将他击毙在地。

　　激战进行了六个小时，直打到东方发白。日本顾问渡边少佐、教育厅顾问竹腾茂、宪兵队长何田、通州顾问申茂及冀东银行行长等均得到了与细木繁同样的下场。同时，起义官兵捣毁日伪组织各机关，烧毁了日军守备队火药库。当夜，驻顺义保安队苏连章团根据张庆余指令，举行起义，于29日上午10时开进通州，与通州起义队伍汇合。时近中午，日军派飞机20余架轮番对通州城轰炸，起义部队伤亡甚重。张庆余得知形势危急，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分成两路向平西方向转移，与第29军汇合。当起义部队行至北平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时，突然遭到日军截击，押解汉奸殷汝耕的士兵被日军冲散，殷汝耕乘机脱逃，被日军劫走。随后，有装甲车20余辆掩护日军截击起义部队，保安队教导总队长沈维干、区队长张会明突围时相继阵亡。危难中张庆余下令化整为零，分头突围，经门头沟奔保定集合。

　　因通州保安队起义，殷汝耕被迫“引咎辞职”，经他一手策划成立的卖国政府也被迫迁往唐山。这就是著名的“通州事件”。

　　此次事件中，通州保安队杀死日本顾问、官兵和浪人等500多人，沉重打击了日军，宣告“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彻底垮台。但是由于通州保安队没有和华北的第29军宋哲元部相配合，因此，通州事件没有能够改变华北战局。

　　后来，通州起义的领导者张庆余在重庆被蒋介石召见。蒋介石问张庆余:既捉住殷汝耕，却为什么不杀?张庆余回答说:当时本拟将殷逆枭首示众。殷逆称有何应钦代委员长和黄郛委员长的亲笔信，派他到冀东担任行政专员，所以才改为押送北平交宋哲元处理。蒋介石听后愤愤不已。张庆余后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军委会参议等职，因不满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郁郁成疾，于1946年退役居于天津，1963年9月18日病逝，终年68岁。

　　张庆余领导的通州起义震动全国。伪政权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在抗日形势的影响下，有良知的军人开始奋起反抗，打击日军。这更加表明了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全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当汉奸的下场

　　殷汝耕被日军劫走后遭关押在北平煤渣胡同，后由日本黑龙会的头山满保释出来。老实了几天，后又任日中合办的山西煤矿董事长。1943年，殷汝耕在大汉奸汪精卫的召唤下，去南京投奔汪伪政权，历任汪伪全国经济委员会特派员、汪伪治理运河工程局局长等职。

　　日本投降后，殷汝耕于1945年10月22日在北平被军统局逮捕。后与华北方面14名巨奸一道被押往南京。1946年6月15日，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对其起诉，罪名大致如下：1.成立冀东伪政权，自任委员长;2.任命日本人开采长城煤铁等矿，强迫百姓出卖柳江煤矿;3.建筑飞机场、公路、电话、电台，供敌军用;4.命令保安队归日军指挥作战;5.擅自建立冀东银行，滥发伪钞以充经费，扰乱中央金融，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劫取民财;6.改编教科书本，灌输青年亲日思想;7.包庇日寇走私，日本运来的砂糖、石油、鸦片和杂货，只是象征性征收进口税，日货源源不断由冀东流入内地，对天津海关的收入和中华民国贸易造成极大冲击。日本还搜集大量白银出口。种种措施，无一不是通敌叛国殃民之举。

　　这里必须说说起诉书中所提及的允许日本方面修机场的问题。当时日本的飞机不能从日本直接飞天津、北平，日军决定在平津地区修建飞机场，以便日机速起速降和加油。于是，惠通航空公司成立。经殷汝耕允许，在通州城外租用民田，为日本修机场。之后，在伪冀东政府的范围内又开辟了北平南苑、丰台赵家村、天津东局子、北仓、塘沽等数个机场。这样，日军就控制了华北的制空权。七七事变后，北平、天津迅速沦陷，这与日本掌握制空权，从而派军机轰炸天津、北平南苑，使中国军队丧失战斗力不无关系。

　　针对检察官的上述指控，殷汝耕极力辩解，认为自己对国家不但无罪，反而有功，表现在崇奉国体、整理治安、整顿吏治、努力建设等八个方面。殷汝耕在法庭上进行狡辩说：“我在冀东成立防共自治政府，表面上是脱离中央与日本合作，实际上冀东自治完全出于自动，故一切不愿受日方干涉，且处处维持主权，不甘为其傀儡，对其要求，莫不据理力争，不肯迁就轻让。因此，我与宋哲元之第二十九军实是一致的。”

　　针对殷汝耕的无耻狡辩，原第29军副军长、时任国防部次长秦德纯致函首都高等法院，驳斥殷汝耕的谬论说：“……宋(哲元)将军曾费尽心力促使殷逆取消伪冀东政权。当时宋将军深明所谓五省自治系日寇破坏我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与行政之自主，实为灭我国家种族之毒计。殷逆所谓曾商妥宋将军率蓟密、滦榆两区军民自成单位参加五省自治一节，全为饰词避罪之语。”殷汝耕声辩秦曾代表宋哲元与之秘谈，秦德纯表示：“全系捏造事实。纯或不知别人，但本人绝无代表宋将军接见彼等之事;且本人绝未与之有任何联系。”

　　几经庭审，殷汝耕就是不承认自己的卖国罪行。然而舆论汹汹，民间要求枪毙殷汝耕的呼声很高。

　　1946年6月7日和1947年4月13日，南京《救国日报》分别发表社论，题为《老派间谍殷汝耕》和《殷贼汝耕还不够死刑吗?》，提出：

　　充敌国间谍者处死刑，这是各国一致之法律，因为不如此规定，不能保护国家利益。普通间谍偷鸡摸狗之流尚处死刑，而殷贼泄漏国家重大秘密，破坏国家政策，其罪加普通间谍十等，自不待言。而况殷贼充敌人间谍又系自愿，其罪更不容诛。所以法律威严将扫地无存了!

　　尽管殷汝耕多方抵赖，但所犯罪行事实清楚。1946年10月31日，经首都高等法院特种刑事判决，主文如下：

　　殷汝耕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

　　1947年1月20日，殷汝耕申请复判。到3月10日，最高法院刑事判决书下达，曰：主文原判决核准。

　　1947年12月1日上午，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典狱长命令狱警将殷汝耕提至老虎桥监狱刑场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