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
——毛主席评周作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大多数文人不愿在北平苟且偷生纷纷南下,从日本归国的周作人选择了留在北平。1938年后开始和北平的日本当局合作,发表了不少吹捧日本人的文章,至此,周作人彻底沦为了“文化汉奸”。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请求毛主席,不要把自己当汉奸对待,毛主席才把他“特赦”了,并说他有特殊之处。那么,周作人究竟哪里特殊?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他为何反其道而行呢?他又为何和鲁迅绝交?
喜欢日本文化,抗战前被称为“日家”
周作人,原名周魁寿,1885年1月16日出生在浙江绍兴,幼年在家乡的私塾接受传统汉语教育,即鲁迅笔下的“三味书屋”,1901年,他受国内新学风的影响,到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读书,在这个学校期间,他把名字改成了“作人”,其中作人二字引用了“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在这里读书6年后,他跟着哥哥鲁迅去了日本开始留学生涯。
我们都知道,鲁迅是“弃医从文”,所以两个人学习的专业并不相同。1906年周作人和鲁迅一同到日本留学,先后在日本政法大学深造,后来在东京立教大学研读希腊文,还翻译了好多名家名著,所以在日本的那些年,周家两兄弟和很多国学大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两个人的绝交是回国以后发生的事情。
回国后,也就是1911年,周作人在浙江第五高级中学当老师,1917年到北京求职,在北京大学出任教授。此时鲁迅已经在北京工作,他便借住到哥哥家里,即北京八道弯11号。就是在这里,鲁迅创作了著名的《阿Q正传》,直到1922年,周作人给鲁迅写了绝交信,鲁迅随后搬离了此地。信中说: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家。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的,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周作人的妻子叫羽太信子,一个日本女人,在周作人留学期间和周作人相爱,羽太信子不是学生,更不是老师,只是日本的一个寻常百姓,在周作人的朋友眼里,都觉得羽太信子有点胖,没文化,和周作人格格不入,但是羽太信子非常会关心人,这也是周作人被打动的地方。1909年和周作人结婚,随后跟着周作人回国。羽太信子患有间歇性歇斯底里症,整个人都很狂躁。所以鲁迅和她生活在一个院子,势必会影响鲁迅的创作,在鲁迅妻子许广平写的《鲁迅回忆录》提到:
到北京以后,她却不同了,因为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气焰嚣张的时候,北京又有日本使馆,她便倚势凌人,越发厉害,俨然以一个侵略者的面目出现了。事事请教日本人,常和日本使馆有着联系。鲁迅被赶走后,一有什么风声鹤唳,她就在门前扯起日本旗,改周宅为羽太寓。
这说的就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除了许广平,周作人的三弟也就是周建人也回忆过:
他(周作人)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着要他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平日里,一讲起日本,总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支那,都是卑贱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顺受。
所以,周作人在后来沦为了“文化汉奸”和妻子有很大关系,他也深受妻子的影响,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对于羽太信子一系列的说法,鲁迅搬离了此地,在鲁迅眼里,自从日军侵华中国以来,羽太信子就表现得非常自信,自谓有人撑腰,尽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国家负责。唯一遗憾的就是,这个大院是鲁迅用自己的稿费买的,花了几千块大洋,周作人和妻子到北京工作后才搬过来和哥哥同住,如今搬走,鲁迅分文没要。
鲁迅和周作人在当时都是靠稿费生活,但是两个人的稿费已经高于普通家庭收入的几百倍,尽管如此,周作人的稿费大部分被他的妻子挥霍,甚至还和朋友借钱,而鲁迅则是资助于家人使用。从这点来看两个人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
从北京八道弯11号搬走后,鲁迅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影响自己创作,从1922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鲁迅在文坛上的名声远远高于周作人,自从《新青年》创刊以来,鲁迅一直是这本杂志的首席作者,著名的《狂人日记》便是出自于此时,民国十五年,也就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含泪写了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1927年他还拒绝提议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说世界上比自己好的作家多了,自己还不够,但是鲁迅英年早逝,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旧病复发病重逝世,但鲁迅没有想到,他的名声被自己的弟弟周作人彻底败坏,在抗战前,周作人就已经和日本人有接触,因为他钟爱日本文化,还被称为“日家”,这点就遭到很多文人的不满,没有想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变本加厉。
周作人沦为文化汉奸,当街被人刺杀
1937年,卢沟桥事件发生后,大多数文人都选择南下,周作人的朋友也劝他离开这个被日本人霸占的是非之地,周作人思索再三,还是留在了北平。但是大多数文人没有想到,周作人成为了汉奸。
1938年2月,周作人和钱稻孙等人一同出席了日本人的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这场会议本身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然而出席会议的还有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汉奸组织新民会副会长张燕卿等人,甚至还有日军将领的代表,这件事传出去后,举国哗然!
堂堂大作家,还是鲁迅先生的弟弟,居然和日本人走得如此近,当时我国著名作家茅盾、郁达夫、老舍等人联名发表言论痛斥周作人的行径,让周作人早点悬崖勒马,谁知道周作人对文人的警告置之不理,继续和日本人来往而且还发表了很多吹捧日本的文章,艾青在《忏悔吧周作人》专门对周作人警告:
忏悔吧,周作人,不然,中国青年要射击你。
不料,射击事件还真的发生了。
在艾青眼里,周作人是文化界赫赫有名的文人,而且还是鲁迅的弟弟,和汉奸沆瀣一气,严重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根基和声誉,所以周作人遭到刺杀也是咎由自取。
1939年1月1日,元旦,周作人在苦雨斋二进院的客厅里,正和北京女子师范的教员沈启无聊天,两个人谈得火热之际,工役进来通报,说有两个学生慕名前来拜访。周作人当着客人的面喜出望外,这种客人自然是不会拒绝,马上就让两个学生进来。
一个学生穿着青服大衣,戴全黑毛英式皮帽,口有黑口罩,足穿黑皮鞋,自称姓李,一系穿古铜色服,戴灰毡帽,足穿黑皮鞋,未道姓名,年均二十二三岁,北方口音,言系天津中日中学学生。
这两个学生进来后,周作人坐在沙发上悠闲地看着对方,这时候一个学生对另一个学生说:“这位就是周作人先生。”
只见另一个学生迅速从口袋掏出来一把枪朝着周作人的腹部开了一枪,周作人应声倒地,沈启无看到惊恐失色赶紧从沙发上站起来说:别杀我,我是客人。但是这个学生以为他要反抗,朝着沈启无也开了一枪。得手后,两个人带着帽子逃跑,无人知道他们是谁。
但无巧不成书,周作人并没有丧命,周作人被击倒后,送往了日华同仁医院,他擦了点药就好了。
原来,子弹正好打在了周作人毛衣的纽扣上,纽扣一方面减缓了子弹的冲击力,一方面改变了子弹的轨迹,结果只是擦伤点皮。尽管如此,日本宪兵队出于对周作人的保护,封锁全城,彻查此事,但日本人始终没有侦破此案。
从那天起,周作人的家里就被日本人派来了很多便衣伪警,对周作人进行保护,即便是周作人出本,也有“保镖”护体。周作人死里逃生后,他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自遣,用来形容他和他妻子的幸福生活。诗云:
橙皮权当屠苏酒,赢得衰颜一霎红。我醉欲眠眠不得,儿啼妇语闹哄哄
遇刺后不久,周作人便接受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再就是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得意的他没有想到,他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汉奸定位已经是铁铮铮的事实,在当时的文人眼中,周作人在日本当局担任伪职,彻底沦为“文化汉奸”,有三个原因:
第一:周作人爱钱,他的稿费经常被妻子挥霍,而且日本人给他的待遇应该远远高于他的稿费。
第二:周作人不想离开北京,不想离开鲁迅留下的豪宅。
第三:周作人对中国和日本的战斗没有信心。
实际上,周作人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由于自己性格等诸多原因没有经得起诱惑情有可原,但是对抗战没有信心就说不过去了。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喜爱,所以他在妻子羽太信子的影响下,变得畏惧和懦弱,如果他不答应和日本人合作就会遭到威胁,所以他对日本人很“看好”的观念自然而生。据他后来回忆,当初他本不想背负汉奸的罪名,但是日本人常常对他恐吓,他便答应了。
可是他不知道,中国人民对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态度是坚硬的,绝不允许侵略者在我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尤其是在毛主席的带领下,有无数战士用鲜血甚至是生命换来了八年全面抗战的胜利!日本战败,周作人自然会受到中国人民的严惩!
周作人被捕后请中国人民原谅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北平光复。
周作人在家里被捕,他的罪名是:汉奸罪!
根据指令,他在北平监狱关了半年,后来被押到南京接受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审判,判决书云:周作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虽因意志薄弱、变节附逆,但其所担任之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究无重大罪行,判处14年有期徒刑。
他被捕后,嚎啕大哭,他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唉,我好后悔呀!唉,唉!晚了,晚了!当年悔不该不随北大南迁,女人真是祸水呀,我怎么就听了夫人羽太信子的话呢?也怪自己意志不坚,唉……”
他把这一切都归于自己的夫人羽太信子,实际上这和他自己有很大关系。根据他的犯罪事实,在担任日本人的职务后,一口气又接了三十多个职务。
根据周作人回忆,他说第一次他拒绝了日本人后遭到恐吓,羽太信子告诉他:你是文职,又不是武职。武职杀人,文职不杀人,但是有时候需要负责洗地。
周作人一步错步步错,周作人悔悟后,他身边很多朋友和学生向国民政府求情,希望考虑到周作人是因为妻子的影响才走上了汉奸的道路,而且在给日本人做事期间,并没有犯下什么滔天大罪。最后周作人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减少了4年。
周作人说,他一生做了两件错事,一件是和哥哥决裂,一件就是“当了汉奸”,而且都是和妻子有关系。实际上,周作人和鲁迅小时候的关系非常好,一起在日本留学,一起写文章,周作人在北京大学的工作,正是鲁迅推荐给蔡元培的,最后他还留了鲁迅一套豪宅,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周作人对鲁迅都是有太多太多的亏欠。他被捕后,对哥哥极其怀念,甚至对自己非常悔恨。
1949年1月,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在国共和谈的氛围中,下令释放了政治犯,周作人在1月26日出狱,来到了上海学生家暂住。
1949年8月14日,周作人从上海回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管治的北平生活。来到北平后,周作人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实际上是一封长达六千字的检讨书,其中他重新交代了自己这些年犯下的错误,而且还对自己“叛国”做了很多解释。当周恩来看到这封信时,立刻转呈给了毛主席。毛主席说:
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毛主席批示后,周作人搬回了八道湾的老房子居住,并且重新进行翻译和写作的工作,生活来源通常是稿费。
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新生的中国百废待兴,毛主席对各个方面的人才也会特赦,1951年周作人给毛主席写了一封感谢信,2月14日,秘书胡乔木给毛主席做了总结报告,说周作人为自己辩白,希望不要没收他的房子,也不要把他当成汉奸。
胡乔木说: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请您批示。
毛主席批示:照办。
实际上,毛主席对周作人已经非常宽容了,毕竟他的名声已“败坏”。当时出版社表示,在不用周作人本名的情况下,才同意出版他的译著。所以他可以在文化界有自己一席之地已经非常不易。从1952年起他担任出版社特约译者,每月可以里领取稿费200元,10年后,他给中央写信,表示自己经济有困难,领导又把他的稿费调高到了400元,可见我党对他是有特殊关怀的。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病逝,享年82岁。
周作人的一生有功也有过,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的理论主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因为他的名气,所以沦为“文化汉奸”后才会更加臭名昭彰,或许周作人晚年才终于明白了哥哥鲁迅的那句: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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