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鲁迅的亲弟弟，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更是著名的大汉奸
来源：   2022-05-13 16:28:02

　　鲁迅先生原名周树人，他的两个弟弟分别是周作人和周建人，文学巨匠鲁迅先生自然不用介绍，而三弟周建人虽然与鲁迅比起来，名声要小很多。

　　但他的成就同样非常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生物学家，也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曾官至副国级。

　　当然了，今天我们要说的重点，是鲁迅的二弟周作人，不过在说周作人之前，我们先说一下，周氏三兄弟的关系。

　　周建人(前排左二)

　　周氏一门三兄弟的成就都非常大，但鲁迅先生很早就跟二弟周作人绝交了，同样三弟周建人，也几十年不与二哥周作人来往。这里面的原因，周氏三兄弟都没有做过解释，给人们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其实，一提到周作人，很多人会对他比较陌生，因为在很长时间内，人们都不愿提起他。如果翻开历史，我们会发现周作人在文学、思想上的造诣，丝毫不在鲁迅之下，他是著名的翻译家、思想家，精通日语、古希腊语、英语。

　　周作人也曾在五四运动时期，做出过巨大贡献，他是《新青年》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其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人的文学》，更是在当时被誉为“改革文学的重要宣言。”他还与鲁迅等人共同创办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以散文为主的文学刊物—《语丝》周刊，继承了“五四运动”的思想精髓。在1925年，女师大事件中，他同样站了出来，与鲁迅等七名教授联名在《京报》上发表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坚持去女师大上课，声援学生。可以说，年轻时代的周作人，是一位忧国忧民、放眼世界的热血青年。但可惜的是，他并没有继承鲁迅先生的硬骨头，这种热血很快就消失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在北京大学撤离北平时，因为很多重要设备无法搬走，时任北大校长蒋梦麟就安排周作人等四位教授留守北平。由于周作人与日本人走得近，所以蒋梦麟特意叮嘱周作人，尽量跟日本人交涉，全力保全北大的教学设施。周作人虽然与日本人走得近，但最初并没有担任日本人安排的工作职务，而是全心地保全着北大的教学设施。

　　可到了1939年，他的立场突然改变了，之所以突然转变，要从一次枪击事件说起，1939年1月1日，他在家中会客时，突然有人冲进来将他开枪击倒。至于到底是谁对他开的枪，一直没有定论，有说是日本特务，也有说是国民党特务，还有说只是单纯看不惯他亲日行为的学生。不过，周作人只受了轻伤，但随后他就向日伪妥协了，在他遇刺10天后，他就接任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职务，2个月后又接任了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文化界听到此消息后，顿时陷入一片哗然之中，艾青悲愤地说：“周作人，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背叛了我们!”

　　但面对全国文化界的反应，周作人并没有一丝悔改之意，而是继续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41年1月1日，周作人担任汪伪政府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教育总署督办，如果说以上几个职务还可以容忍的话，接下来周作人却走向了不归路。同样是1941年，周作人担任了所谓的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更过分的是，周作人还率代表团访问日本，慰问在侵华战争中，受伤的日本伤员。同时，周作人还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对华北地区大、中、小学的课本进行修改，并将日语学习纳入必修课范畴。自此，周作人从“五四运动”时，国内的进步人士，彻底沦落成，唯日本人马首是瞻的大汉奸。郑振铎在《惜周作人》一文中，曾感叹：“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可以说，周作人的附逆，在中国文化界掀起了波涛海浪，所有人都在悲愤地思考，周作人为什么要去当汉奸。

　　晚年周作人

　　耿传明在《晚年周作人》一书中特别分析过这个问题，耿传明认为，周作人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一直在被现代虚无主义思想影响。

　　鲁迅先生活着的时候，周作人还没有当汉奸，但鲁迅对周作人的评价却只有一个字：“昏!”。同样张中行也评价周作人：“小事不糊涂，大事糊涂!”

　　而周作人确实是悲观的，在抗战爆发之前，周作人在跟郑振铎谈起抗日这个话题时，就说过：“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抵抗人家?”所以，或许很早的时候，周作人心中就已经埋下了恐惧、悲观的种子。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文化界人士，纷纷劝周作人南下。茅盾、郁达夫、老舍等18人甚至联名发表公开信，劝周作人南下。当时在文学界还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城可失，池可破，周作人不能投降!”对于周作人来讲，他对日本的感情是复杂的，他的妻子羽太信子就是日本人，他在北大撤离后，也确实全力保全了北大的教学设施。

　　左一：羽太信子，左二：周作人

　　这一点，在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被以汉奸罪抓起来时，蒋梦麟也发表声明，说周作人留守北大，是他的安排。但任何理由，都无法成为周作人当汉奸的借口，只要是有良知的中国人就知道，在民族受到侵略时，任何为侵略者服务的行为，都是无法容忍的。于是，1946年，周作人被以汉奸罪判处14年有期徒刑;1947年，改判为10年有期徒刑，不过在他坐了两年多的牢后，1949年就被特赦放了出来。

　　出狱后，周作人没有跟随胡适等人飞往台湾，而是选择留在了上海。1949年7月4日，周作人写了一封五六千字的长信，托周总理转交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信后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自此，周作人开始了晚年平淡孤独的生活，他先后翻译了11部作品，也撰写了大量纪念鲁迅的文章、书籍。特别是撰写纪念鲁迅文章、书籍，获得的稿费，使其晚年生活有了一定的保证，不过这也让很多人讽刺他，说周作人当初骂鲁迅，现在又吃鲁迅了。周氏一门三兄弟，都在中国近现代社会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身影，但很可惜，周作人却沦为汉奸，为世人所不齿，周作人晚年在自己的遗嘱中写道：

　　“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虽然，周作人晚年一直从事翻译工作，但在当时，别说他不能出现在公开场合，甚至连名字都不能出现。“一步走错，全盘皆输”，或许是对周作人最好的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