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奸陈公博的下场
来源：中国青年网    2016-10-18 11:18:39

　　“砰！”随着一声枪响，一个面色惨白，蓬头散发的男囚犯，应声倒在了血泊之中。两个小时之后，数十名新闻记者闻讯蜂拥而至，忙着向死者现场拍照，向法警采访……。第二天，这一消息便被许多家报纸登出，成了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这是发生在一九四六年六月苏州监狱里的事。被枪决的那个囚犯，即是汪精卫死后，做为他的继承人，曾任南京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长的陈公博。　

　　陈公博的一生充满了多种色彩，他既当过共产党的“一大”代表，也做过国民党的政府要员；他既以国民党左派的面目出现过，也扮演过一个汉奸、卖国贼的丑角……。他在中国当时翻卷的政治旋涡中左右逢源，上下沉浮，但是最终也没逃脱可耻的下场。　

　　陈公博是广东省南海县人。他的父亲曾在清政府里做官，当过都统，后因犯事，被清政府抄家，投入牢狱，最后死在狱中。陈公博从此由一个公子哥儿变成了一个穷光蛋。　

　　家庭的破败，生活的贫寒，使陈公博对当时的社会有一种不满的情绪。考入北京大学后，他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发表过一些革命的言辞，在当时的进步青年中有一定的影响。但是，陈公博加入共产党，并不想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他不过是想为个人发迹，寻一条出路罢了。　

　　不久，当他在朋友的资助下，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便很快脱离了共产党。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他有幸结识了廖仲恺先生。他感到这是自己可以发迹的一个良机，便很快加入了国民党，并俨然以一个忧国忧民的革命者的面貌出现，果然不久骗得了廖仲恺先生的信任与器重。从此，他官运亨通，被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出任过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一九二五年，廖仲恺先生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此刻，陈公博感到要想爬得更高，就需要寻找新的靠山。于是，他又投靠了当时任广东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很快得到汪的赏识，成为汪精卫手下的两员大将之一。汪的另一员大将是顾孟余。当时，人们以“陈顾”并称。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七月，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也宣布反共，叛变了革命。陈公博当时积极追随汪精卫，对共产党人进行了迫害。　

　　汪蒋合流后，蒋介石凭恃手中握有的军权，对汪精卫的势力千方百计地予以削弱和排斥。同时，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还受到国民党内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的攻击，大有被瓦解和被吃掉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陈公博、顾孟余等不甘示弱，极力反击。他们利用当时民众中的反蒋情绪，以国民党“左派”的面貌出现，大力发展自己的势力，扩大自己的影响。陈公博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大陆大学，自任校长，并办了一个刊物《革命评论》，不断发表文章，攻击蒋介石南京政府腐化贪污，主张要恢复民众组织和民众运动，同时它也极力反对共产党的武装暴动。这个刊物得到国民党内不少青年党员的拥护，但因反蒋，多次被蒋介石派人查缴封闭。一九二八年底，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标榜“恢复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精神”，他们在各省市发展组织，以和国民党其他派系争权夺利，被称为“改组派”。他们还串通冯玉样、阎锡山、李宗仁等各派联合反蒋，但都以失败告终。　

　　经过几次倒蒋失败之后，汪精卫深深懂得自己是个赤手空拳没有实力的人，倒蒋是不容易的，只有向蒋介石靠拢才能站得住脚。而蒋介石也懂得，像汪精卫这种人，排除出去，不免会兴风作浪，对自己不利；放在手里，还可以用来装装门面。因此，在一九三二年孙科辞去行政院长之后，蒋介石便提出由汪精卫继任行政院长，接着陈公博做了实业部长。陈公博自从做了国民党政府的要员之后，便不再搞什么“改组派”的活动了，而一心过官瘾，利用职权，贪污受贿，沉湎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之中。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党的临时代表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汪精卫不甘心再受蒋介石的控制，于翌年年底由重庆出走。不久，即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侵略者。一九四○年三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任主席。　

　　汪精卫公开降日后，陈公博也离开了重庆。不过他没有马上前往南京，而隐居于香港两年。这也可能是他不愿贸然背上汉奸的罪名，而遭国人的痛骂。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汪精卫几次托人打听陈的下落，当得知他的消息后，汪除亲致函电外，还派专人前往香港对他劝驾。陈开始还动摇不定，但终不顾民族耻辱，投入了汉奸卖国政府的怀抱，当上了伪国民政府的立法院长，成为汪伪政权的第二号人物。　

　　陈公博主持的立法院，不过是推行汪精卫卖国政策的一个工具。凡是汪精卫的卖国意图，都要利用立法院通过所谓立法程序，使之成为一种法案，以便施行无阻。陈公博对汪精卫的旨意可说是言听计从，凡汪提出的议案，在立法院是没有通不过的。在民族危亡之秋，陈公博就是这样，与汪精卫一唱一和，共同为日本侵略者效劳。而日本侵略者也正是利用了他们制定的这些“法案”，大肆对沦陷区人民进行搜刮和驱使，实行了“清乡”及保甲制度等，加强了日伪在沦陷区的统治。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汪精卫在日本病死，陈公博便继承了汪精卫的“大业”，所有汪精卫的官衔――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都由他一古脑承当，只是国民政府主席前加上了“代理”二字。这是由于陈公博看到形势不利，想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将来如果日本人战败，蒋介石回来，好把国民政府交给蒋介石，以做为自己投靠蒋介石的“资本”。　

　　当时有一个和陈公博已十多年不见面的老朋友许松圃由内地去上海。陈公博特意把许叫去，让许回内地后，替他向何应钦、龙云、唐生智致意问候，并让许松圃把他当时写的一篇名为《国必统一，党不可分》的文章向他们介绍。这篇文章实际是为将来蒋伪合流制造舆论。许松圃问他：“你们这一摊子将来怎么善后呢？”陈公博回答：“听蒋先生处理。”于是许又问：“你个人呢？”“我个人还没有打算。”陈公博“唉”了一声，接着又说：“我本不干的，但经不起汪先生三番五次派人找我。现在他死了，这顶帽子我戴上了，我是代人受过。”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陈公博本想从此卵翼于蒋介石之下。而蒋介石正急于下山摘桃，千方百计要把自己打扮成抗日民族英雄，以独吞抗日胜利之果。因此，对陈公博这一伙汉奸，蒋介石深知不但不能收留，还得予以“严惩”，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声望。此外，当时汪伪国民政府中的另一名汉奸头子周佛海企图要捉拿陈公博等向蒋介石邀功。在这种情况下，陈公博一伙自然不敢再露面，急切之间，无计脱身，乃由陈公博面恳日本在南京外交军事负责人，愿付日元一万万元为酬，要求逃往日本避难。　

　　八月二十五日上午七时四十分，陈公博及其他几名汉奸头子，乘机密逃东京。他们满想从此遁迹异国，可幸免一死。但由于日本驻华大使谷正之发给日外务省的密电，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技术室破译，使蒋介石知道了陈公博等潜逃后的藏匿所在。于是即由何应钦严令冈村宁次转知日本当局立即交出陈公博一行，同时电请驻东京盟军统帅部协助缉拿。此时，日本已是无条件投降的战败国，冈村宁次也是战犯，当然只有唯命是听。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这批汉奸就在日本京都地方落网，由盟军当局解回南京，羁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一九四六年二月，陈公博由南京押解至苏州监狱囚禁。囚禁期间他写了一篇很长的供词，对自己的汉奸罪恶进行狡辩，说在沦陷区成立汉奸政府，是为百姓作事的，他还这样写道：“我之飞往日本，是为了避免纷嚣。离宁之际曾有一信给蒋先生，说明暂往日本，如蒋先生要我回来自首，随时可以回来。另外还有一封信给何敬之(何应钦字)，也是表明这层意思，这两封信都是送交冷欣主任留转的。”但后来冷欣却矢口否认此事。　

　　在苏州囚禁期间，陈公博还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为自己辩护并要求获得宽大处理。但这封信只写了一半，他即于一九四六年六月被蒋介石南京政府判处死刑。在执行死刑前，法警把死刑执行状和半瓶白酒给陈公博送去，陈公博接过执行状，身子发抖，呆了一会儿，长叹一声，连呼：“完了！完了！”就签了名，并把白酒还给法警，摇摇手说：“不必，不必。”但他要求给他一点时间整齐衣冠并与陈璧君(汪精卫之妻)、褚民谊等告别。他换了一双黄色尖头皮鞋，穿上蓝布长衫，在法警押送下来到陈璧君的监房。陈璧君见他突如其来，十分惊讶：“你怎么来看我？”陈公博回答说：“我马上就要执行了。”陈璧君听说之后，颤声地对陈公博说：“想不到你竟死在蒋介石的手里，叫人死不甘心！”陈公博听罢，摇摇头，苦笑了一声。　

　　一九三九年，陈公博在香港期间，曾根据他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经历，写成《苦笑录》一书。为何取名《苦笑录》？陈公博在《自序》中这样写道：“政治的内幕，太复杂而且太变幻了，……身当其事的人们，自己也难得知道它变幻的来源，也难得知道它演化的结果。……只有像大风雨里的孤舟，听着它漂流，听着它簸荡，有时连身命也要听天由命的让其浮沉。在当时遇事时，固然使你哭不得，笑不得，只有苦笑一下，即在今日我把笔纪载，事已隔了许多年，还是感觉哭不得，笑不得，也只好苦笑一下。”　

　　他苦笑，投机一生，却落得了如此下场；他苦笑，笑出了难言之隐，他何曾料到自己会死于同路人蒋介石之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