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女儿女婿口述：河内“刺汪”案疑云
来源：看历史 作者：[美]高伐林   2016-11-26 09:37:30

　　1939年3月21日凌晨的刺杀案，导致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饮弹身亡，而汪则幸免。河内枪声宣告了蒋、汪的彻底决裂，随后汪精卫远赴日本占领下的上海，次年成立政权。

　　1939年3月21日的河内刺汪事件对于中日关系、蒋汪互动、汪氏命运，都具有转折意义。然而对于这一事件长达的多年的研究始终充满着谜团。本文作者从2004年春以来，与亲历此事的汪精卫的大女儿汪文惺、大女婿何文杰多次进行讨论，反覆推敲当时的情形。

　　1938年12月，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率家人随从，从当时国民政府所在的重庆出走，经昆明辗转来到越南河内。在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发布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条件之后，汪精卫于12月29日发出《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通电，在香港发表，响应近卫声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艳电”(当时电报为节省字数，用一个字代表日期，“艳”为29日)，引起轩然大波。

　　1939年初，蒋介石派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两次到河内见汪精卫，带给他护照，劝他去欧洲；同时授意戴笠派得力部下陈恭澍到河内，令其率人刺杀汪精卫。1939年3月21日凌晨的刺杀案，导致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饮弹身亡，而汪则幸免。河内枪声宣告了蒋、汪的彻底决裂，随后汪精卫远赴日本占领下的上海，次年成立政权。

　　汪氏夫妇共生有六个子女，其中一个夭折，其余为：长子汪文晋、次子汪文悌，长女汪文惺、次女汪文恂(2002年病故)，三女汪文彬(一直在印度尼西亚某地隐居当修女，不问世事)。汪文惺出生于1915年，与晚一年出生的丈夫何文杰(又名何孟恒)，都在香港工作多年，退休后移居美国，选择在新泽西州养老。在河内刺汪事件那段岁月中，他们刚刚成婚，与汪氏住在一起，亲历了那惊魂一夜，何文杰曾给笔者看过他写下的关于这次刺汪事件的详细记录。

　　采访主要由何文杰先生回答，汪文惺女士补充。他们对汪精卫、曾仲鸣等人的称呼，笔者作了统一处理：以当事人身份讲述当时经历时，以亲属关系相称；其余则直呼姓名。请读者谅察。

　　高朗街25号与27号

　　高：我读到多人回忆录中对这个事件的描述，包括最具权威性的三个版本，出入实在太大。你们二位当时就住在三楼，刺客开枪时，二位与汪氏夫妇都藏在对面房间。你们还记得当时情况吧？

　　答：当时的情况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当时我们住的房子的格局，我曾画过示意图，高朗街25号与27号，是连在一起、每层中间都有门相通的三层洋房。

　　高：高朗街25号与27号，两个门出入？

　　答：对。

　　高：房间格局和你们的起居方式是怎么样的呢？

　　答：除了睡觉的时候返回各自卧室，平时我们多在25号饭厅前的一间客厅里聚集，一般来访的客人也在这里见面，除非有事商量，然后请到27号三楼(何文杰图中原标注为“二楼”，乃按照英式习惯。——高注)前面的一个房间，那里摆设着原拟用于新房的另一套新家具，既可用作卧室，也可见客，是全屋最整齐的一角。

　　十一姑(方君璧)刚自香港到来，十一姑丈(曾仲鸣)也就从旅馆回来，住在这个房间里。后面的一个卧室住了微(注：原字为女旁，下同)姑(朱微，国民党已故元老朱执信的女儿，汪精卫的亲戚——高注)和曾仲鸣九岁的长子孟济。

　　25号二楼的前房住了一共五个人：八舅父的三个孩子和两个女佣。后房和后面的小卧室，住的是汪家和陈家的晚辈亲戚：汪屺、雷庆、陈国琦和陈常焘。

　　25号三楼的前房，是父母(汪精卫和陈璧君夫妇)，我们夫妇就住在他们隔壁的后房。

　　至于卫士、司机、厨师、侍应等就分住两屋的一楼，车房旁边的房间。

　　高：汪精卫与陈璧君夫妇，是一直住在25号三楼的这个房间吗？我看到的各种资料上都说，他们原来住的是你所说的“最整齐”的27号三楼的那个房间，只是因为方君璧刚自香港新来，临时才让给他们夫妇俩住，造成了误杀。

　　答：不是这样的。他们住在25号三楼前房，从来没有移动过。他们根本没有在27号三楼那间前房住过。

　　高：汪氏夫妇住的房间与曾仲鸣夫妇住的房间一样大小？

　　答：一样大，25号与27号是完全对称的。

　　高：那么，特务们从外面监视，应该看得见这前面临街的是一左一右两间？

　　答：刺客们从门前走，应该看得见前面临街的房间格局。不过这栋洋楼的前面倒没有楼房，相邻楼房是在右侧，如果他们是在那里观察，只能从侧面看得见27号前面这间房。

　　夜半惊魂

　　高：那天晚上的事是怎么发生的？

　　答：3月20日晚上，大家照常饭后在客厅聊天，到了11点左右便各自散去，回房就寝。在我的记忆中好像只是刚刚合眼，便给噼噼啪啪的声音吵醒。年轻的时候，我是最嗜睡的，连我都醒过来，可见声音也就一定不小。不用说，妻子早就睁着眼了。

　　“是什么声音？”“大概放爆竹吧？”

　　一想不对，农历新年早就过去，而且这时候夜静无人，这里离开街市也很远。我一边想一边翻身起床，走出房门口，这时爸爸(结婚后，我跟着妻子这样称呼)也正开门张望。他轻声地问：“是什么？”

　　“别是有什么人来捣乱吧。”我已经开始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快回到房间里不要出来，我去看看。”我把妻子也推进了老人家的房间。

　　忙中鞋子没有穿上，走起路来正好没有一点声音。我沿着楼梯往下走了几步，噼啪的声音又起，这时已经很清楚地知道那是枪声，却一时分辨不出是从哪里传来的。往下面一望，见到走廊的灯亮着，二楼后面两屋相通的门口忽然伸过来一只手，摸索到墙上的电灯开关就一下子把电灯全部熄灭了。我不觉一怔：这是什么人的手？已经有人入屋了？马上缩身走回老人家的房间，把房门关紧，四个人背靠墙壁，坐在地下。这时别无办法，这样子已是相对安全的了。

　　这时候噼啪连声，更夹杂着脚步声，敲击声，感觉上好象有人从天窗上跳下来似的。我们噤声不响，我悄悄地走近露台，向外张望，看见对面十字路口的街灯底下有一个人正向我们这边跑过来，我立刻闪避，免被外面的人看见。同时轻声嘱咐大家千万不要作声，不要走动。

　　过了一会儿，再没有动静。我把妻子和两位老人家稳住在房间里，再走到外面探视。很明显的，事情发生在27号，我径直推门走过去查看，迎面碰到微姑腰部以下染满了血迹，不住地发抖。我问她伤在哪里，她却连连摆手，说受伤的是十一姑丈和十一姑。我走进去，借着床脚地上放着的一盏灯的微光(卧室里留着一盏灯是十一姑丈一向的习惯)，我摸索到十一姑丈和十一姑躺着的地方，一伸手就触摸到地上一滩厚厚的、滑腻的鲜血，同时听到十一姑丈强忍着的呻吟声。我不再迟疑，立刻催促微姑打电话召救护车——自己不懂法文，真是没有一样办得通。电话装在25号二楼衣帽间外面的墙上，我就把她连拖带抱地送到那里，好不容易才接通了电话。

　　这时候27号也有人用法语呼救，那是汪屺的声音。接着国琦兄用手帕扎着左腿过来，他虽然受了伤，还能够挣扎着走动。他说受伤的还有厨师何就，卫士戴芸生和陈国星，而情况最严重的就是十一姑丈和十一姑。

　　我们是后来才谈起各人的遭遇，综合出一个事情的轮廓的。估计刺客约三、四人，从27号后园越墙进入，卫士戴芸生闻声出来看，就遭受枪击，弹中手臂；陈国星伏身汽车后面，也被扫射，水泥地面的碎片溅伤了他的胸部。刺客从底层的楼梯上二楼，国琦已经听到声音走出房门，正伸手把电灯熄灭，就被刺客的手电筒照射到，跟着就是一排枪。幸而只是洞穿右股，被迫退回房间。刺客继续登上三楼，那时十一姑丈和微姑同时从前后两房间出现，见到刺客已经迫近，只得一起退进前面十一姑丈的房间。刚刚把房门锁上，刺客即已赶到，用利斧把房门劈开了一个洞，伸手进去开枪。这时朱微刚好蜷缩在门侧的一个死角，避过了枪击，枪弹都射到十一姑丈和十一姑身上了。事后刺客们仍循原路退走。因为我们实实在在手无寸铁，所以他们来去之间绝未受到阻挡。他们离开的时候还留下胶鞋手套，和两排全未用过的子弹。

　　高：汪氏有卫士，难道没有自卫武器？

　　答：没有。当时法国殖民当局说，安南地方除了法国人，谁都不允许有枪，也谁都不可能有枪，所以我们的卫士也都没有自卫的枪。

　　蹊跷的油漆店东主

　　高：刺客们在这次行动之前，想必早就跟踪、监视你们和侦查你们，你们难道一点都没有发现？汪氏等人在河内曾经搬迁过数次，是否因为发现有任何可疑的异常迹象？

　　答：我们都没有想到蒋介石会来这一手。在河内确实搬迁数次，都并不是因为担心人身安全。不过，事后回想，还是有些蛛丝马迹的。

　　凶案发生的前一天，天气晴朗，有人提议到市郊的三桃去逛逛。于是两位老人家、十一姑丈夫妇、国琦、微姑和我们两个，带着一个卫士，分乘两部汽车，趁天气还未太热，便赶早起程。那天出外的人特别多，又赶上红河大桥进行修理，我们过桥之后已经比平时慢了大半个小时，路途还远，见到有空地就停下来歇息。这时候有一部车子驶过来，走下一位法国人士，向我们出示证件声称是警局人员，劝我们不要到僻远的地方。他们接到情报说有人对汪先生不利。在我们离开家门的时候，警方人员暗中就跟在后面，看见我们过了红河桥，果然是要远行，便赶上来想拦阻我们。

　　我们将信将疑，不过他们既然是地主，只好接受他们的好意，不要令人为难，于是放弃了逛三桃的计划，掉头回家。

　　高：对，陈恭澍的回忆录中写了这段经过，他们驾车追踪你们，是想伺机下手的。但是你们突然掉头返回了。还有什么迹象吗？

　　答：住在南洋一带的人都有午睡的习惯。因为午间天气实在太热，令人难以忍受，所以午饭后大家都去午睡，一切工商政务，全部暂时休息，直至下午四时以后才恢复办公。我们住在河内，也都入乡随俗。记不得是前几天了，我正进入卧室准备歇息，家人叩门告诉我说油漆匠要测量施工面积──我们因为赶着迁入，所以内墙还没有油漆好。我出去一看，来人并不是工匠打扮，说的一口不纯正的国语，不过他自称是“油漆店东主”，我就让他进入我的卧室。他量了好一会儿，还要我带他进入楼里的每一个房间去。我回答他这是午睡时间，不能把一家人都吵醒，而且量了一间就可以以此为例，推算其余，再从外墙量度，计算一下就行了。我坚决拒绝，他只好悻悻地走了。这人的举动令我觉得突兀，不过过后也就不再放在心上。

　　高：这人的真实身份后来是否查清？

　　答：没有。不过我没有让他进入其余的房间是对的。而且那天晚上幸亏25号和27号两边中间相通的门扇是关着的，虽然从来不会上锁──平时门扇经常开着，如果那夜也开着，刺客们只要往我们25号这边看一眼，我们就完了！

　　高：我有一个疑问：那个可疑的“油漆店东主”进了你的卧房，而你的卧房是在25号的三楼，那么如果他是来侦查的刺客，说明他们知道左右两侧25号和27号都是汪氏的人在住。那么为什么后来刺客还是直奔27号那一侧，对25号这一侧完全不闻不问？

　　答：不知道，这确实很奇怪。他究竟是否刺客中来侦察的，我并不能确定。而且马上就发生了刺杀事件，我们就无心去验证他的身份了。

　　但是我要强调一点：陈恭澍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曾派手下人“蹂升屋顶”，用所谓“倒卷珠帘式”的身手查看过“目标人物”汪精卫住在27号三楼前房，确切无误。我很怀疑他的这一说法，因为爸爸连写文章都在自己卧室里，晚上不可能在27号的三楼前房出现。

　　医院唧筒两面漏血

　　高：请再接着说那天晚上的情况。你们报警之后怎么样了？

　　答：警察和救伤车终于到了，我和妈妈(陈璧君)跟随着救伤车把十一姑丈他们两位和全部受伤的人送进河内的法国陆军医院。那所医院的一切就在当时也显得落后，人手缺乏，把情况最严重的十一姑丈送进手术室后，中了四枪的十一姑躺在担架床就没有人照料了，还是我们家人到处找来一张床单给她盖上。

　　十一姑丈胸部腹部中了许多枪，必须马上输血，可是医院却没有血液的贮备。抗日战事开始的时候，为了应变，我们都做过血型鉴定，现在用上了。十一姑丈和我都是B型，我立刻告诉医生，医生也来不及再作鉴定，就动手从我身上抽血给十一姑丈。他用的是一具古旧的复式唧筒，把血从供血者身上抽出，同时输进伤者的血管，可是这具唧筒毛病百出，两面俱漏，弄得淋漓满地。这时十一姑丈还轻轻地对我说：“阿杰，浪费你的血了。”

　　医生为他动了手术，切除了一尺多长的小肠，洞穿太多，无法缝补了。十一姑丈这时想到向来由他经管的一切，挣扎着叫人把国琦叫来，吩咐了几句，又叫人把支票簿拿来，要签一张空白支票，以防万一有急用而取不出钱来。他人已经非常虚弱，签了又签，才选了一张笔迹没有太走样的。

　　十一姑身中四枪，一枪穿过右胸，击碎一条筋骨然后从背后穿出；一枪穿过左膝盖，从膝下穿出；一枪洞穿右腿；另一枪擦过右胸。

　　爸爸来了电话，坚持要来医院看十一姑丈，这种时候，就连妈妈也无法阻止。但是刺客可能就在住所门外，他们还可能继续伺机下手，怎样出入才能避过刺客的耳目呢？一时也想不出办法，我与妈妈赶回寓所商量。一位在法国商店当经理的朋友阿兰，听说我们家出了事来探问，这时自告奋勇，提议由他驾他的车送爸爸到陆军医院，谅可避免特务的注意。于是我们上了他的车，爸爸在后座尽量伏低身体，我和妻子二人在两侧把他遮挡住，妈妈坐在前面司机旁座。打开大门车子一冲而出，虽然还是不少人探头探脑，总算没有人跟踪。

　　到了医院，十一姑丈的情形更困顿了。爸爸和他执手相看，记得十一姑丈说过一句：“国事有四哥(汪精卫)，家事有十一妹(其妻方君璧)，我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们催爸爸不宜多留，他也知道多留无益，于是仍照来时的办法，由我夫妇两人送他坐阿兰的车回家，他一面拭着眼泪，一面为十一姑丈找出全套干净衣服让我带回医院备用。

　　十一姑丈于21日下午四时逝世。我跟随妈妈把噩耗透露给躺在另一病房的十一姑，十一姑含着泪说：“抗战的可以死，致力和平的也可以死。我们要把个人的死亡，换取国家民族的生存！”

　　汪氏左膀右臂

　　高：你称曾仲鸣为“十一姑丈”，他称汪精卫为“四哥”，他与汪家是什么样的亲戚关系？

　　答：你曾经写过文章澄清所谓“汪精卫绯闻”，介绍过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的女杰方君瑛，曾仲鸣正是方君瑛的四嫂曾醒的十弟，他的夫人方君璧又是方君瑛的十一妹，我们是跟着方家的排行，叫他十一姑丈的。

　　汪家、曾家、方家彼此之间关系十分密切。在上个世纪初汪精卫去日本留学时，最要好的几个同志，就是方君瑛、曾醒这几位。方君瑛和六弟方声涛、七弟方声洞(后在广州起义中牺牲，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及八妹方君笄，姐弟相继到日本留学，先后加入了同盟会，献身反清革命。其四哥方声濂的遗孀、他们叫“四嫂”的曾醒，也受方君瑛襄助到日本留学，也参加了同盟会。

　　曾仲鸣在辛亥革命时才15岁，辛亥革命后，汪精卫不肯做官，与陈璧君、方君瑛等八人同赴法国留学，曾仲鸣也是其中之一，在那里，汪精卫为了使他不致淡忘中国文化，曾经给他讲授过文、史。汪精卫在曾遇刺身亡之后，哀愤交加，写过一篇《曾仲鸣先生行状》，其中叙述曾仲鸣在法国“初治化学，兼治文学，先后在法国波铎大学获化学士，在里昂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复在里昂中法大学任秘书长之职”。

　　高：我曾经查到过曾仲鸣的一些著述译作，有《中国与法国》、《法国文学论集》、《法国文学丛谈》，翻译《法国歌谣》、《法国短篇小说集》等。

　　答：1925年他与方君璧一起回国，一起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曾仲鸣被任为秘书。从此以后他就参与政务了，在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五大时当选连任。1931年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铁道部次长；1937年2月，就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

　　高：你们当时分析刺客是什么人、为何而来呢？

　　答：刺客自然是蒋介石派来的军统特务。多人持枪前来，直奔三楼，开枪就射，射了就走──这就排除了所有其它的可能性，唯一的可能就是蒋介石派来特务，进行政治谋杀。

　　高：你们当时就作出了其意图是暗杀汪精卫，曾仲鸣是被误杀的判断吗？

　　答：是的，后来读当地报纸才知道，余鉴声、陈邦国、张奉义等三名刺客出去后不久就被警察捕获，化名杨卫河、张亚东和袁伯勋，自称是小商人，激于爱国之心，愤而杀人。他们杀曾仲鸣并没有什么意义，目标应该就是汪精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