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一词,《辞海》的解释是:“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或引诱外国入侵中国,出卖祖国利益的人”。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一个令人纠结和心痛的问题是:为什么抗战时期中国出现了那么多汉奸?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战时期,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的伪政权有十几个,伪军伪警达到200~300万,这还不包括大量在伪政权任职的公职人员和汉奸文人,而当时的侵华日军只有120多万。诚然,汉奸现象并不是中国特有,中国历史上也早出现过汉奸。但抗战时期大量汉奸的出现,实在令人唏嘘与深思。
一、近代中国“一盘散沙”是汉奸产生的基本原因
民国以来,中央政权力量式微,国内派系林立,军阀割据,一些民众对国家没有认同感,地域观念很强。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统治后,这种局面也没根本改变,在这种状况下,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华纷纷扶植自己的势力,以达“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之目的。而某个派别的领导人在争夺中央政权而不得或为了保存自己实力的情况下,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和利益诱惑,极有可能就会选择投降的道路。伪满洲国,就是在日本的利诱与溥仪等满清遗老的“复国”梦狼狈为奸的结果。伪满政权主要由东北人组成,在伪满高级官员中东北人有35人,占被统计人数的71%,奉系背景占82%。这折射出民国时期东北长期脱离中央政府,在张作霖父子统治下浓重的地域派别色彩。汪精卫一向以孙中山的继承者自居,但长期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最高领袖地位而不得,最终在日本的利诱下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汪精卫资格老又是国民党副总裁,有相当的号召力。汪精卫投敌后,汉奸数量迅速增多。1938年伪军数量是78000人,汪投敌后,伪军数量迅速上长到145000人,上升了85%,以后数量连年增加。尤其在1942-1943年期间,由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暂时得势,蒋介石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加上汪精卫“曲线救国”论的影响,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其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共有118万余众,比日军多出一倍以上。
二、严重社会矛盾是汉奸产生的社会原因
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吏治的腐败,人民生活水平的极端低下,引起严重的社会矛盾。这加剧了社会离心力,使国民党及其政府缺乏亲合力和号召力,为汉奸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陈璧君公开宣称“抗战就是为蒋介石一具人殉葬”。一些民众国家民族意识淡薄,认为孙传芳来了要吃饭,蒋介石来了要吃饭,日本人来了也要吃饭。由于旧中国老百姓生活极端贫困,很多人不得不靠做伪军或为日军服务来谋生,而更多的下层汉奸是社会上的无业游民,如流氓、无赖、兵痞、土匪、失意军人等。电影《1942年》描述的一个情景:是选择饿死还是选择吃日本人的馒头,很多饥民都会选择馒头,这应该是历史的真实反映,很能说明问题。
三、民族性格的懦弱和传统文化的劣根性是汉奸产生的深层原因
中国漫长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滋养了守土为安、中庸仁厚、以和为贵、重文轻武、文弱有余、强悍不足的民族性格。中国几千年的皇权专制,造就了不少国人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臣民奴性心理和明哲保身、随遇而安、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处世哲学。抗战时期,十几个日本兵端着七八支“三八大盖”就可以占领一座中国县城、几十个日本兵押着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去屠场竟没有一个人反抗,就是这种懦弱的民族性格和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在特殊境况下的极端折射。这种懦弱的民族性格和传统文化的劣根性,进而就使得一些人在国难当头特别是在敌强我弱时,容易腰杆子不硬,意志不坚,归顺强者,叛国变节,为敌驱使,“甘做牛马殷汝耕,认贼作父郑孝胥”。
四、日寇的威逼利诱是造就汉奸的直接原因
鸦片战争后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使一些国人恐外崇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大为发展,特别是抗战初期敌强我弱,使部分国人丧失抵抗信心。周佛海等汉奸官员就认为中国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明治维新后中国掀起了赴日留学的热潮,一些赴日留学生接受了日本的思想与生活习惯,结交了一些日本朋友,这些人对日本多有亲切感和崇拜感。这为日本对中国人的文化争取提供了有利条件。日本鼓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帮助亚洲从欧洲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等等,这也麻痹了部分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为弥补人力物力之不足,巩固占领区,掩盖侵略面目,泯灭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日本十分重视扶植汉奸伪政权和豢养汉奸。他们或武力威逼、或权官许诺、或金钱勾引、或美色相诱,终使一些失意政客和军头卖身投敌,而生活无靠的部分民众为了生存不得不充当汉奸或为日军服务。
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认贼作父,为虎作伥,对抗战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他们将永远被钉在中华民族历史的耻辱柱上。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不仅要重温胜利的荣光,激发民族的骄傲与自豪,更要反思历史的“痛点”,铭记民族的耻辱和教训。环顾当今,西方集中对我“颜色革命”,“汉奸理论”“汉奸思维”并未清除,滋生汉奸的土壤依然存在。我们必须保持清醒认识,同时反躬自省,以绝后患。
(一)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提升民族自信心
综合国力是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物质基础。当年日本就是因为我们国弱民穷才胆敢发动侵华战争,而不少国人又由于日本的强大产生恐日媚日心理。诚然,国弱并不一定就会遭侵略,贫穷者不一定就会成为汉奸,开日本车、用苹果手机的人也并不就是汉奸。但如果我们在综合国力特别是在经济科技上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必将极大地消蚀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当前,世界和中国都处于一个历史节点,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增强国家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二)化解社会矛盾,增强执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公信力是国民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当年就是因为严重的社会矛盾,造成国民党及其政府公信力的大大下降,使国民党及其政府缺乏亲合力和号召力,催化了汉奸的滋生。改革开放后,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执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大为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着力化解社会矛盾,特别是突出解决官员腐败和收入差距问题,深得民众认可,极大地提升了执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三)铲除汉奸文化,净化民族精神家园
汉奸文化是滋生汉奸的土壤。当前,汉奸思想、汉奸行为在一些地方依旧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存在或延续。抹黑英雄、洗白叛徒、为汉奸“翻案”的奇谈怪论,仍在挑战我们的价值和道德底线。有人说汪精卫当汉奸是为“曲线救国”;有人在对外交往时,见利忘义,吃里扒外,丧失国格人格;有的地方为招揽日资为侵略者立碑;更有甚者,把爱国者冠以“爱国贼”的骂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对这些汉奸言行,要坚决铲除。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强化中华民族认同。可以利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等重大事件纪念日,教育国民,牢记屈辱的历史,增强忧患意识。通过对民族英雄人物的讴歌,强化民族气节,消除民族的懦弱的性格。通过控诉汉奸的罪恶行径,提高社会对“汉奸文化”危害性的认识。
(四)坚决打击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的团结统一
国家的不统一是造就汉奸的温床。当年日本就是利用了中国的分裂“以华制华”,而分离分子、失意政客和地方实力派等为一己私利投靠日本,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现在,大陆和台湾还处于分裂状态,台独分子,还有疆独分子、藏独分子、港独分子,为不可告人的目的,挟洋自重,里通外国,犯上作乱,这些人就是当代的汉奸,必须按照《宪法》的有关规定和《反国家分裂法》,坚决地给予打击和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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