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热血青年到卖国汉奸
来源：国家历史 作者 李远江   2018-08-07 16:26:30

　　“低调俱乐部”

　　1931年中日开战伊始，陈公博还是一个强硬的主战派。当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时候，他与李济深携手北上，从阎锡山手里要来10万颗手榴弹，送给十九路军，鼓励他们抗战到底。

　　然而，一年后发生的长城抗战却彻底改变了陈公博对中日战局的判断，促使他逐渐走向“和平主义”。1933年3月，中国军队在长城古北口抗击日军。这场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日军出动飞机对中国守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多次发动进攻。尽管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反击，却因为武器落后，缺乏现代战争训练，遭到了惨败。

　　战役最为惨烈的时候，刚刚就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命令陈公博代表行政院北上劳军，鼓舞士气，了解前线战况。陈公博刚到北平，便得知各路军队均已败退，而且是“不奉命令，擅自撤退”。面对溃军，主持华北军事的何应钦束手无策，不得不央求陈公博向各军将领说假话，宣称政府已经设法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中日问题，这才将人心惶惶的军队稳定下来。

　　前线溃败之惨状，让陈公博大为恐慌。当他回到南京把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向蒋介石和汪精卫汇报以后，蒋汪二人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军事既难解决，还是走外交的途径吧”。

　　正是在此背景下，国内“和平路线”的议论声浪越来越大，一大批对抗战失去信心的国民党高官逐渐聚集起来，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低调俱乐部”，周佛海和梅思平都成为其中的核心成员。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蒋介石投入70万军队浴血抗战，坚守三月后不得不全线撤退。此役，中国军队伤亡达25万人，日军仅为4万余人。这更坚定了周佛海对此前“战必败，和未必乱”的认识，极力主张对日求和。

　　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的私宅为防日军轰炸，特意建了一个坚固的地下室。淞沪会战时，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等人干脆搬到此处，而与周佛海等人志趣相投的顾祝同、熊式辉、高宗武等一批高级官员也不时来此聚会。他们大多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认为共产党和桂系高调抗日，不过是推翻蒋介石统治的手段，其实“除了头脑极简单的糊涂虫外以，没有不明白继续打下去，中国绝不能侥幸成功的道理”(《周佛海日记》)。

　　1937年12月，陈公博作为专使出访欧洲各国，并利用他与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的私交，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因此，陈公博并未参加低调俱乐部。不过，他和“低调俱乐部”都是民族失败主义者，反对共产主义，并且都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主张推汪与日本和谈。至此，一个以汪精卫为核心的主和派团体已经悄然形成，并于日后成为汪伪政权的核心。

　　汪伪急先锋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放弃与日本和谈的努力，日本政府也试图通过德国政府居间调停，尽快结束在中国的战争。然而，日本政府苛刻的停战条件却让蒋介石无法接受，德国的调停最终失败。1938年1月16日，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日本内阁作出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决议，关闭了和谈的大门。

　　对此，蒋介石一面积极组织抗战，一面派人搜集日本情报，寻找机会与日本重开谈判。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受命于汪精卫的高宗武、梅思平在香港创立“蔚蓝书店”一面搜集情报，一面与日方频频接触，试探日本的底牌。当高宗武带回了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马”重开谈判的消息时，蒋介石怒不可遏，表示与高断绝关系，并下令停发其活动经费。但抱定和平“救国”主张的周佛海却背着蒋介石，照旧每月从宣传部的经费中，拨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继续与日本保持联系。

　　1938秋，高宗武生病，周佛海指示由梅思平代替高宗武前往上海与日本人秘密谈判。在今井武夫准备的接风宴上，梅思平的心情异常沉重。他深知此行签署的必然是条件苛刻的城下之盟，自己难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席间，梅思平突然哀叹：“从今而后我不也成了汉奸?”

　　不出所料，秘密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梅思平提出的要求往往被日方断然拒绝，以致于近乎哀求日方不要把承认“满洲国”写进条款，以免自己背负汉奸卖国贼的千古骂名。结果，本除了有名无实的撤军期限外，一切要求都遭到了拒绝。11月20日，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本代表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合称《重光堂密约》)。

　　11月27日，梅思平返回香港，随即将密约缝在西服马甲中飞往重庆，向汪精卫交差。然而，当汪精卫第一次看到这份密约时，忍不住大骂这是卖国条约，甚至拒绝承认其中的任何一个字。但妻子陈璧君却“规劝”道：“你说这份协议是卖国文契，我问你满洲在谁手里?内蒙在谁的手里?华北又在谁的手里?是我们断送的吗?我们只是承认既成事实。” 陈璧君的谬论很快缓解了汪精卫内心的痛苦，他沉默良久，终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凡已由梅思平签字的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议。”梅思平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坠入深渊

　　既然决定接受日本的条款，汪精卫便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出逃了。他召集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人秘密商讨叛逃事宜。此时，身在成都的陈公博得知汪精卫准备逃离重庆的消息，赶紧打电报劝告汪精卫：“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在汪精卫的追随者中，最痛苦的莫过于陈公博。他对汪精卫深怀知遇之恩的感激，作为汪精卫的肱骨之臣，陈公博主和，但反对汪精卫与日本私下媾和，更反对汪出面组织汉奸政权。然而，他对汪精卫的死忠让他作出了错误的决定。12月18日，汪精卫一意孤行叛逃到河内，陈公博应召尾随而至。矛盾重重的他临行前曾写信给蒋介石，声称要做“最后的努力”，力劝汪回心转意。然而，他的劝说终告失败，最终随汪精卫一路走到黑。

　　其实，汪精卫等人自己也很清楚，汉奸行为是不会被国人饶恕的。如梅思平事后坦言：“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梅思平却有先见之明，当他叛国投敌之后，立刻被钉上了耻辱柱，甚至是众叛亲离。

　　1939年12月15日，《浙瓯日报》的《展望》专版于显著位置，刊出了梅思平的女儿梅爱文的“宣言”：《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呼吁“每个做了汉奸儿女的人，都能快快地觉醒，和我携起手来，共同进行反汉奸运动，参加到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中去!”面对女儿的愤怒声讨，梅思平自知大节已亏，尽管内心苦楚却始终无法辩白。此后，父女决裂，梅思平再也没能活着见到女儿。

　　与陈公博被动投敌不同，周佛海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主动地走上汉奸道路的。在汪精卫叛国投敌的过程中他非但没有劝解阻止，反倒利用自己对高宗武、梅思平的影响力，授意他们与日本秘密联络并签署《重光堂密约》，最终成为汪伪政权的始作俑者。

　　尽管如此，面对叛国的道德困境，周佛海也还是经历了痛苦的内心挣扎。据说，在出逃前，他整整一个月都在思考该不该走出这一步，常常彻夜难眠。最后，现实的利益，对战局的悲观心态，或者干脆说是对战败的恐惧，最终战胜了做汉奸的耻辱。

　　身名俱灭

　　岂止是陈公博、周佛海和梅思平，因为对战局的悲观，一大批丧失信心的国民党高官纷纷投靠日本侵略者，最终集体堕落为汉奸。尽管其中不乏良心未泯、幡然悔悟，甚或曲线救者，但附逆者之多恰如过江之鲫。

　　就在汪精卫准备筹建南京伪国民政府时，作为骨干的高宗武和陶希圣因种种原因悄然逃离上海，并在香港《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高陶二人的幡然醒悟，却没能唤醒陈公博、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的民族意识，在全国民众的一片骂声中公然走上卖国投敌的最前台。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作为“首义分子”身居要职。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日本，陈公博代理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宣称“凡主席手定之政策，皆为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汪先生生前之设施，皆为公博今日之设施。”继续执行汪精卫的汉奸政策。而对汪伪政权丧失信心的周佛海却已经开始与重庆方面暗通消息，开始为蒋介石在沦陷区的特工活动提供方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南京伪国民政府在陈公博的主持下宣告解散。此后数月，汪伪政权的高官相继被捕，并受到审判。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均被判处死刑。陈公博和梅思平先后被处决，周佛海则因其“戴罪立功”而改判为无期徒刑，最终病死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