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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热血青年到卖国汉奸
来源:国家历史 作者 李远江   2018-08-07 16:26:30

  “低调俱乐部”

  1931年中日开战伊始,陈公博还是一个强硬的主战派。当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时候,他与李济深携手北上,从阎锡山手里要来10万颗手榴弹,送给十九路军,鼓励他们抗战到底。

  然而,一年后发生的长城抗战却彻底改变了陈公博对中日战局的判断,促使他逐渐走向“和平主义”。1933年3月,中国军队在长城古北口抗击日军。这场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日军出动飞机对中国守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多次发动进攻。尽管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反击,却因为武器落后,缺乏现代战争训练,遭到了惨败。

  战役最为惨烈的时候,刚刚就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命令陈公博代表行政院北上劳军,鼓舞士气,了解前线战况。陈公博刚到北平,便得知各路军队均已败退,而且是“不奉命令,擅自撤退”。面对溃军,主持华北军事的何应钦束手无策,不得不央求陈公博向各军将领说假话,宣称政府已经设法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中日问题,这才将人心惶惶的军队稳定下来。

  前线溃败之惨状,让陈公博大为恐慌。当他回到南京把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向蒋介石和汪精卫汇报以后,蒋汪二人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军事既难解决,还是走外交的途径吧”。

  正是在此背景下,国内“和平路线”的议论声浪越来越大,一大批对抗战失去信心的国民党高官逐渐聚集起来,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低调俱乐部”,周佛海和梅思平都成为其中的核心成员。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蒋介石投入70万军队浴血抗战,坚守三月后不得不全线撤退。此役,中国军队伤亡达25万人,日军仅为4万余人。这更坚定了周佛海对此前“战必败,和未必乱”的认识,极力主张对日求和。

  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的私宅为防日军轰炸,特意建了一个坚固的地下室。淞沪会战时,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等人干脆搬到此处,而与周佛海等人志趣相投的顾祝同、熊式辉、高宗武等一批高级官员也不时来此聚会。他们大多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认为共产党和桂系高调抗日,不过是推翻蒋介石统治的手段,其实“除了头脑极简单的糊涂虫外以,没有不明白继续打下去,中国绝不能侥幸成功的道理”(《周佛海日记》)。

  1937年12月,陈公博作为专使出访欧洲各国,并利用他与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的私交,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因此,陈公博并未参加低调俱乐部。不过,他和“低调俱乐部”都是民族失败主义者,反对共产主义,并且都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主张推汪与日本和谈。至此,一个以汪精卫为核心的主和派团体已经悄然形成,并于日后成为汪伪政权的核心。

 

  汪伪急先锋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放弃与日本和谈的努力,日本政府也试图通过德国政府居间调停,尽快结束在中国的战争。然而,日本政府苛刻的停战条件却让蒋介石无法接受,德国的调停最终失败。1938年1月16日,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日本内阁作出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决议,关闭了和谈的大门。

  对此,蒋介石一面积极组织抗战,一面派人搜集日本情报,寻找机会与日本重开谈判。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受命于汪精卫的高宗武、梅思平在香港创立“蔚蓝书店”一面搜集情报,一面与日方频频接触,试探日本的底牌。当高宗武带回了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马”重开谈判的消息时,蒋介石怒不可遏,表示与高断绝关系,并下令停发其活动经费。但抱定和平“救国”主张的周佛海却背着蒋介石,照旧每月从宣传部的经费中,拨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继续与日本保持联系。

  1938秋,高宗武生病,周佛海指示由梅思平代替高宗武前往上海与日本人秘密谈判。在今井武夫准备的接风宴上,梅思平的心情异常沉重。他深知此行签署的必然是条件苛刻的城下之盟,自己难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席间,梅思平突然哀叹:“从今而后我不也成了汉奸?”

  不出所料,秘密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梅思平提出的要求往往被日方断然拒绝,以致于近乎哀求日方不要把承认“满洲国”写进条款,以免自己背负汉奸卖国贼的千古骂名。结果,本除了有名无实的撤军期限外,一切要求都遭到了拒绝。11月20日,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本代表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合称《重光堂密约》)。

  11月27日,梅思平返回香港,随即将密约缝在西服马甲中飞往重庆,向汪精卫交差。然而,当汪精卫第一次看到这份密约时,忍不住大骂这是卖国条约,甚至拒绝承认其中的任何一个字。但妻子陈璧君却“规劝”道:“你说这份协议是卖国文契,我问你满洲在谁手里?内蒙在谁的手里?华北又在谁的手里?是我们断送的吗?我们只是承认既成事实。” 陈璧君的谬论很快缓解了汪精卫内心的痛苦,他沉默良久,终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凡已由梅思平签字的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议。”梅思平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坠入深渊

  既然决定接受日本的条款,汪精卫便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出逃了。他召集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人秘密商讨叛逃事宜。此时,身在成都的陈公博得知汪精卫准备逃离重庆的消息,赶紧打电报劝告汪精卫:“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在汪精卫的追随者中,最痛苦的莫过于陈公博。他对汪精卫深怀知遇之恩的感激,作为汪精卫的肱骨之臣,陈公博主和,但反对汪精卫与日本私下媾和,更反对汪出面组织汉奸政权。然而,他对汪精卫的死忠让他作出了错误的决定。12月18日,汪精卫一意孤行叛逃到河内,陈公博应召尾随而至。矛盾重重的他临行前曾写信给蒋介石,声称要做“最后的努力”,力劝汪回心转意。然而,他的劝说终告失败,最终随汪精卫一路走到黑。

  其实,汪精卫等人自己也很清楚,汉奸行为是不会被国人饶恕的。如梅思平事后坦言:“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梅思平却有先见之明,当他叛国投敌之后,立刻被钉上了耻辱柱,甚至是众叛亲离。

  1939年12月15日,《浙瓯日报》的《展望》专版于显著位置,刊出了梅思平的女儿梅爱文的“宣言”:《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呼吁“每个做了汉奸儿女的人,都能快快地觉醒,和我携起手来,共同进行反汉奸运动,参加到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中去!”面对女儿的愤怒声讨,梅思平自知大节已亏,尽管内心苦楚却始终无法辩白。此后,父女决裂,梅思平再也没能活着见到女儿。

  与陈公博被动投敌不同,周佛海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主动地走上汉奸道路的。在汪精卫叛国投敌的过程中他非但没有劝解阻止,反倒利用自己对高宗武、梅思平的影响力,授意他们与日本秘密联络并签署《重光堂密约》,最终成为汪伪政权的始作俑者。

  尽管如此,面对叛国的道德困境,周佛海也还是经历了痛苦的内心挣扎。据说,在出逃前,他整整一个月都在思考该不该走出这一步,常常彻夜难眠。最后,现实的利益,对战局的悲观心态,或者干脆说是对战败的恐惧,最终战胜了做汉奸的耻辱。

  身名俱灭

  岂止是陈公博、周佛海和梅思平,因为对战局的悲观,一大批丧失信心的国民党高官纷纷投靠日本侵略者,最终集体堕落为汉奸。尽管其中不乏良心未泯、幡然悔悟,甚或曲线救者,但附逆者之多恰如过江之鲫。

  就在汪精卫准备筹建南京伪国民政府时,作为骨干的高宗武和陶希圣因种种原因悄然逃离上海,并在香港《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高陶二人的幡然醒悟,却没能唤醒陈公博、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的民族意识,在全国民众的一片骂声中公然走上卖国投敌的最前台。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作为“首义分子”身居要职。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日本,陈公博代理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宣称“凡主席手定之政策,皆为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汪先生生前之设施,皆为公博今日之设施。”继续执行汪精卫的汉奸政策。而对汪伪政权丧失信心的周佛海却已经开始与重庆方面暗通消息,开始为蒋介石在沦陷区的特工活动提供方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南京伪国民政府在陈公博的主持下宣告解散。此后数月,汪伪政权的高官相继被捕,并受到审判。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均被判处死刑。陈公博和梅思平先后被处决,周佛海则因其“戴罪立功”而改判为无期徒刑,最终病死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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