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作战牺牲最大的第51军
来源：腾讯军事，作者 胡博   2019-03-08 14:50:41

　　历史最悠久的民国军队

　　说起第51军的前身，可从1917年成立的陆军第18混成旅谈起。而该旅的组成基干人员，则可继续向前追溯至清末的毅军。因此有人说，第51军是民国时期各军队中，历史最为悠久的部队。

　　第18混成旅成立之初，由老牌毅军军官赵荣华担任旅长，该部属直系，后在继任旅长于学忠的率领下发展成师，继又投奔奉系。此后几经改编，于1933年2月扩编成第51军，军长由于学忠继续担任。

接受检阅的第51军机关枪队

　　于学忠(1890.11.19-1964.9.22)，山东蓬莱人，字孝侯。他出生于军人世家，祖上都是在淮军任职。淮军一部改编为毅军后，于学忠在父亲的保送下入伍当兵，随后考入毅军随营学堂接受军官速成教育。有了这段历史，使于学忠在今后的发展中，逐渐成为毅军余脉的领军人物。

　　于学忠为人正直诚恳，对军官恩威并重，对士兵则倍加爱护。在北洋军阀时代能做到这种程度的将军，可谓少之又少。也正因为如此，于的部属都能与他同甘苦共患难，大家共同为这个小团体的存在而努力奋斗着。

　　第51军首任军长于学忠

　　要想在军阀林立的派系中求得生存，还必须能打硬仗。当于学忠率部加入奉系后，便在河南、江苏与国民革命军展开激战。在奉系部队接连败退的情况下，于学忠的部队不仅挡住了国民革命军的进攻，而且还承担起掩护奉系主力北撤的重担。如此种种，不仅奠定了于学忠在奉系内部的地位，也使部队不断得到壮大，直至发展为军。

　　1933年2月第51军成立时，是一支三师制甲种军。但在经过1936年的"西安事变"之后，东北军被分化瓦解，第51军也在此形势下被缩编为两师制乙种军。其实在事变发生前，驻军甘肃的第51军是拥护张学良最为坚决的部队之一。事变发生后，第51军又是率先在陕西境外对中央军采取武装缴械的部队。照理来说，这样的"叛军"随时都有被南京方面解决的危险。好在事变结束后，蒋介石还想安抚东北军余脉，尤其是于学忠这位在东北军中素有威望的高级将领，便任命他为江苏绥靖公署主任兼第51军军长，使这支部队能够拥有自己的小地盘，继续得以维持。

　　鏖战淮河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第51军的任务是戍守原防。等到1938年1月日军侵入山东、安徽境内时，军长于学忠奉接到了军事委员会的直接电令，要该军开赴淮河布防，以防攻占南京的日军北上，与从山东南下的日军会攻徐州。

　　2月1日，日军第13师团先头部队3000余人对第114师据守的临淮关发起进攻，遭到了第114师的顽强抵抗。在东北军各部中，只有第51军没有参加1933年的长城抗战，但通过友军的经验交流，第51军官兵对于日军的战法已有初步了解。第114师师长牟中珩根据自己的领悟，命令所属第340旅派遣一个营布置前进阵地，以试探日军火力，等到日军实力大都暴露时，牟中珩便命令前沿部队全部撤入关内据险防守。为了使部队在日军猛烈的炮火轰炸下尽量减少伤亡，牟中珩又命令所部只以少数兵力据于关隘之上，主力则退居二线。等日军冲到关下，再全部调上阻击。如此接连作战两天，都能成功将日军击退。

　　2月3日，日军第13师团另一路攻占蚌埠、凤阳，临淮关失去防守价值。根据于学忠的命令，第114师此时归还第51军建制，并后撤至淮河北岸与先期抵达的第51军主力会合。

　　淮河防线原本修筑有坚固的国防工事，防线纵横是由南向北，但日军此次却是由北向南进攻，这使第51军根本无发利用这些已经修筑完成的工事进行防御。第51军所要面对的难题是，这些工事无法利用，但如果放弃，势必成为日军有利的前进据点，而51军根本不可能展开有效的反攻。在此情况下，于学忠只得命令所属各守原防，他以第113师在路西、第114师在路东紧急修筑简易的防御工事去阻击日军。

　　从2月5日开始，日军第13师团先后对第51军阵地发起多次猛烈进攻，双方激战三昼夜后，日军强渡淮河并成功突破第113师据守之小蚌埠防线。于学忠得知后，决定亲自指挥第339旅发起反击，旅长窦光电见军长上阵，自然不能退缩，他脱光上衣，亲自带着特务排投入冲锋，其余士兵见状也都奋不顾身。第339旅成功于10日将小蚌埠收复。

　　2月11日，占据临淮关的日军开始对第114师防线发起猛攻。第114师师长牟中珩、第342旅旅长李雨霖皆前往一线督战，经过四小时的往返撕杀，终于将日军击退。此后第51军又与日军第13师团鏖战两天，直至奉命将防务移交给第59军，这才撤至西寺坡车站一带休整。淮河一战，第51军以伤亡3000余人的代价，完成了第5战区要求其阻挡日军的任务，可谓首战告捷，坚定了全军敢于同日军硬拼的信心。

　　血战兰陵

　　1938年4月，中日两国军队围绕着以台儿庄为中心展开了一场新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第51军的任务是在台儿庄东北方的兰陵镇阻击日军第10师团一部，使友军能够集中兵力围歼进攻台儿庄的日军。

　　第51军经过一个月的整补，已经恢复如初。此次重新投入作战，于学忠以第113师防守兰陵镇以东，第114师防守兰陵镇以西，并命各部队皆构筑三道纵深防御工事。

　　4月19日，第114师342旅刚刚进入预定阵地准备开始构筑工事。不料日军第10师团先头部队步兵第39联队已经抵达，双方随即交火。旅长李雨霖一面组织抵抗，一面急将情况报告给师长牟中珩。牟中珩得知，亲自带着第340旅前往增援，并又派人通知第113师师长周光烈。此后第114师以第342旅在一线逐次抵抗，以拖延日军进攻速度，以第340旅在第342旅之后迅速构筑简易防御工事，并掩护第113师构筑工事。

　　4月21日，第342旅退入第114师阵地。日军也随即攻至，但遭到了守军第684团的坚决反击。该团团长刘明让为了挫败日军的进攻，决定亲自带着一个营投入反击。经过一昼夜的激战，第684团成功将日军击退，但刘明让也在作战时中弹身亡，成为第51军参战以来阵亡的第一名高级指挥官。

　　日军见进攻第684团阵地失利，便将攻击重点转移到第680团方向。4月25日，日军第39联队集中主力猛攻第340旅的贾家埠阵地，守军第680团伤亡惨重，坚持入夜，终因预备队用尽而被日军突破防线。旅长扈先梅闻讯后亲率旅预备队同第680团团长于学道率领的敢死队一同发起反击。战至26日下午，日军得到援兵后随即发起反扑，扈先梅的反击部队则因为援尽力竭而不得不撤守邵庄。

　　4月28日拂晓，日军第39联队继续对邵庄发起猛攻。守军第340旅拼死抵抗损失惨重，扈先梅也在指挥作战时接连负伤多处，终因伤重而亡，成为第51军参战以来阵亡的第一名将军。

　　为了减轻第114师的压力，于学忠命令第113师抽调所属第673团向进攻114师的日军侧翼发起攻击，但已接连与日军作战的第673团早已疲惫不堪，第337旅旅长窦光电决定改以第674团执行任务，团长张儒彬亲自指挥所部发起攻击，但却不幸负伤，全团也随即败退。窦光电见状被迫再次将第673团投入战斗，但仍无济于事。

　　第51军正面的压力开始越来越大，位于一线的阵地已有多处被日军突破，形势万分危机。此时在台儿庄败退的日军也在得到增援后改守为攻，并兵临徐州城下。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被迫下达撤退令，并放弃徐州。

　　有鉴于此，第51军的任务改为掩护战区主力撤退。第51军以伤亡过半的情况，继续坚持作战，直到22日才开始突围，后开赴南阳、唐河休整。兰陵镇一役，第51军伤亡8000余人，其战前精锐大都在此役折损。

　　武汉会战

　　三个月后，未得整补的第51军又奉命参加武汉会战，其任务是在大别山北麓的六安部署防线阻击日军，掩护友军富金山阵地的侧翼。军长于学忠接到命令后以第113师在麻埠、独山镇、清山一线布防，以第114师在叶家集、杨柳店至六安一线布防。

　　8月24日，第51军的老对手--日军第13师团兵临六安。由于日军只是火力侦察，守军第683团仅用了一个冲锋，就成功将日军击退。但等到27日时，日军第13师团将六安三面包围，第683团团长王鹏举指挥所部沉着反击，一直坚持到29日拂晓才奉军部命令突围而出，六安遂告沦陷。

　　8月30日，日军第13师团集中主力攻占第113师据守的独山镇，随即分兵对第114师据守的杨柳店发起攻击，守军第684团团长杭子祥率部只抵抗了半天，就因所部伤亡殆尽而被迫率部向大固店方向撤退。

第51军的机枪阵地

　　第684团的撤退，使第114师的防线产生缺口，于学忠见状被迫调整部署，他命第113师退守麻埠至沙家湾一线，第114师退守沙家湾至八里滩一线。但第51军各部立足未稳，日军又于9月2日发起进攻，第51军不得不再向史河西岸撤退。

　　9月4日，于学忠为了挽回战局，命令第114师向八里滩方向发起反攻，主攻团第679团团长李超林身先士卒，却不幸中弹身亡，导致全团失去核心指挥官而陷入混乱。师长牟中珩见状亲临前线督战，这才勉强将八里滩收复。此后第51军与日军又接连几次展开激战，直至11日富金山被日军攻占后，第51军也随即解除阻击任务，并奉命撤入大别山休整待命。此役，第51军再次付出了伤亡6000余人的惨重代价。

　　挺进鲁南

　　第51军进入大别山的任务是打游击。让一支正规军去执行游击部队的任务，这对经历过两次会战的第51军官兵来说很不适应。但军令不可违，于学忠还是硬着头皮带着部队以立煌(现金寨)为根据地打起了游击战。

　　第51军进入大别山不久，就在淮河沿岸的三河尖以西地区打了两个胜仗。在10月下旬，第114师679团第1营接连两次成功伏击日军运输船队，接着又在商城以东伏击了日军辎重车队，累计歼灭日军30余人。有了这些胜绩，第51军的游击战经验开始逐步积累，并迅速贯彻到全军。

　　1939年2月，蒋介石在洛阳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高级军事会议。会中决定在山东和江苏沦陷区开辟敌后游击根据地，并建立鲁苏战区，任命于学忠为总司令。与此同时，还确定调第51军深入山东，作为开辟鲁南游击根据地的主要军事力量。为了担负起整个游击战区的指挥职责，于学忠于同年3月辞去了军长兼职，将第51军军长一职交由第114师师长牟中珩接任。

　　牟中珩(1898.7.19-1981.3.12)，山东黄县人，字荆璞。牟中珩的父辈参加过同盟会和辛亥革命，受此影响，他也立志从军报国，并在保定军校第9期步兵科毕业后投入陆军第18混成旅任职。在此期间，牟中珩曾离开混18旅辗转于川军和鲁军，但最终还是重新回到于学忠麾下效力。

　　牟中珩因办事细心，参谋业务出色，而受到于学忠的青睐。经过不断的磨练，牟中珩成为于学忠麾下的"五虎将"之一。在经历过抗战初期的两次会战之后，牟中珩更是在第51军的几名高级将领中脱颖而出，成为众望所归的军长继任者。

　　牟中珩就任军长后即开始着手所部挺进鲁南敌后，开展游击作战的具体事宜。根据于学忠的安排，第51军所属第113师随鲁苏战区总司令部先行出发，牟中珩则指挥他的老部队——第114师殿后。具体安排是各师、旅、团均相隔两天路程，经阜阳、涡阳、蒙城，在宿县以南地段穿过津浦铁路，随后折向东北，由徐州以东、邳县以西地区越过陇海路进入鲁南。

　　进入鲁南的第51军

　　由于行动保密，第113师护送总部人员安全抵达目的地，但随后跟进的第51军军部和第114师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日军在发现中国军队企图进入鲁南地区的行为后，以独立混成第6旅团为主，第21师团和独立混成第10旅团各一部，对第51军主力从三个方向实施包抄。

　　先是保护军部行动的第114师340旅在邳县遭到日军阻击，为了保护军部人员安全转移，第679团1营营长单树圣主动率部殿后，最终以全营牺牲的代价完成了任务。接着，由第114师新任师长方叔洪指挥的师主力又在宿县以南地区遭到日军重兵围攻。师长方叔洪指挥第684团打前阵，第683团殿后，经过一天激战，终于突围而出，但素有"猛张飞"之名的第683团团长王鹏举却为了掩护师部突围而阵亡了。

　　第51军的磨难还在继续。就在牟中珩带着第340旅艰难地抵达蒙阴时，再次遭到日伪军的联合围攻。为保军部突围成功，第679团团长何士宽率领一个连往返冲杀，虽保牟中珩脱离危险，但何士宽及所属百余名官兵都力战阵亡。

　　在付出如此惨重代价的情况下，第51军终于全部进入鲁南。此后牟中珩将军部驻防在沂蒙公路线上的朱位村，第113师驻防沂(水)青(州)公路以东的安邱，第114师驻防蒙阴以东的大赵家庄。一切部署妥当，牟中珩又与友军第57军和地方武装取得联系，使鲁苏战区的鲁南根据地得以初步成形。然而，日军又怎能容忍中国军队在鲁南地区做大游击区呢?

　　方叔洪自杀成仁

　　1939年6月4日，日军第12军司令部根据华北方面军的第二期肃正作战计划，决定对位于沂州、新泰、莱芜、诸城等地的中国军队实施"肃正作战"，并调集了第5师团为主力，配以第21师团、第32师团、第114师和独立混成第5旅团各一部执行这次任务，其攻击重点便是第114师的防区。

　　面对日军重兵的进攻，第114师根本无力守住蒙阴。在得到于学忠的批准后，方叔洪率部转移到蒙阴以东、沂水以西、博山以南、沂蒙公路以北的区域内开展游击作战。但是当时第114师所属第340旅由第51军军部直接指挥，方叔洪手头可以作战的部队就只有师直和第342旅，要依靠这些兵力支持下来十分困难。

　　6月23日凌晨，方叔洪率领师部抵达丞石沟时，与日军第5师团一部遭遇。他急忙命令所部向沂蒙公路以东转移，经一夜行军抵达沂水以西的三十里铺，获知沂水已被日军攻占，又命令所部向西北方向转移。不料在抵达鲁村时遭到日军第114师团步兵第150联队的阻击，激战中，师部和第342旅被打散。方叔洪被迫率领师直部队继续向蒙阴以东、沂水西北方面转移。此后，他率领的部队不断寻找日军防区的间隙，数次脱离险境。

　　在鲁南战场被中国军队摧毁的日军战车

　　25日上午，就在方叔洪率领师直部队暂驻冯家场时，再次与日军第150联队遭遇。当时方叔洪可以使用的作战部队仅有特务连、骑兵连和半个工兵营，他亲自指挥特务连和骑兵连投入战斗实施突击，试图向南突围。但因所部兵力薄弱，又缺乏重装备，在经过三小时激战后，所部已经伤亡过半，仍无法突出重围，他本人也因头部和腰部负伤而行动困难。在此情况下，方叔洪为了不让成为日军的俘虏，举起佩枪对着头部射击而亡。方叔洪死后，部队由副师长张福禄收拢整理，并继续在防区内与日军周旋。

　　日军虽然打死了中国军队的师长，却始终无法歼灭第114师，加上友军各部不断实施侧击，日军主力终日奔波不得要领，只得陆续撤军而去。第51军成功挫败了日军的这次军事围剿，但也付出了伤亡2000余人的代价，尤其是师长方叔洪的阵亡，使接连损将的第51军部分官兵对今后的游击前途产生了悲观情绪。

　　身负重伤、不愿被俘而举枪自戕的第114师师长方叔洪

　　荣子恒投敌

　　从1940年开始，第51军的主要对手，是日军第32师团、独立混成第6旅团和独立混成第10旅团。但日军这三支部队因防区过大，又需要不断应对其余中国军队的袭扰，始终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攻击。这给了第51军休养生息的绝好机会，牟中珩即乘此机会大力发展根据地，并不断攻击伪军据点，至1941年底，累计作战127次，使日军不得不疲于奔命，到处解围。日军山东驻军最高司令部——第12军曾经派遣情报人员两次侦知鲁苏战区总部驻地，并派出部队予以军事扫荡，但也被第51军所属部队阻挡，未能成功。

　　第51军发展敌后根据地的方式，和八路军十分相似，他们以营为单位遍布鲁南各地，若非必要绝不硬拼，以机动灵活的方式实施作战。但第51军在发展根据地期间，并没能重视地方群众的思想工作，导致部队征兵和粮饷补给等逐渐产生困难，部队的生存变的更加艰难。

　　1942年2月，军长牟中珩调升为山东省政府主席，遗军长缺改由副军长兼第113师师长周毓瑛接任。周毓瑛(1897.1.29-1964.12.8)，山东安丘人，字龙渊。他是保定军校第6期的高才生，毕业后就进入于学忠时代的混18旅服务，为于出谋划策，逐渐成为智囊之一。为了培养周毓瑛，于学忠又安排周毓瑛到基层去当充任队职。周毓瑛跟着于学忠南征北战，深得于氏信赖。

　　牟中珩离任军长时，曾想保荐自己的老部队——第114师师长张福禄继任军长。但由于张福禄在国民党发起反共高潮后同情中共，时常发表主张国共继续合作的言论而被撤职(后派任徒有名义的鲁苏战区少将参议)，这就使副军长兼第113师师长的周毓瑛成为了继任军长的不二人选。

　　就在周毓瑛正式宣誓就职后的第二天，也就是2月7日，日军第12军以混成第6混成旅为主辅以伪军10000余人，分别从博山和青州对鲁南游击区发起新一轮的"肃正作战"，其进攻重点分别是山东省政府驻地、第51军军部驻地。

　　对于日军突然发起的军事行动，新官上任的周毓瑛能够沉着指挥，他命令第114师立即派兵保护省府转移，自己则率领第113师主力从侧翼袭击日军。经过两天的灵活机动作战，周毓瑛在确定省府已经成功转移后，也率主力突围，只留下第674团继续与日军周旋，以吸引日军注意。

　　日军的这次进攻虽然仍以失败告终，但鲁南游击区的局面却在战后由稳定逐渐转变为动荡，一些抗战意志不佳的将领如第112师副师长荣子恒等人率部投敌。荣子恒的投敌行为给鲁南游击区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破坏，他十分了解鲁南驻军、尤其是东北军的内部情况，加上此人又在东北军中拥有一定威望，许多对敌后游击失去信心的基层军官都在荣子恒的"号召"下陆续投敌，终使第51军成为一支孤军。

　　1942年8月，日军第12军再次组织日伪军10000余人对鲁南游击区实施军事扫荡。根据周毓瑛的计划，他以第114师在费县、平邑与日军展开游击作战，另命第113师674团前往配合作战。周毓瑛没有料到，在半年前因牵制日军立功的第674团团长刘国桢竟然在荣子恒的拉拢下率部投敌，导致第114师被日军迅速包围。这一突发情况，使周毓瑛的防御部署被全盘破坏，他只能命令部队化整为零各自突围。

　　被迫撤离敌后

　　如果说荣子恒的投敌已经给鲁南游击区造成重大损失，那么1943年1月新编第4师师长兼山东省保安第1师师长吴化文的投敌则是使整个鲁苏战区陷入覆灭的危机。吴化文拥有两师之众，所部战斗力在鲁南驻军中属上乘，他率部投敌后，不仅使游击区内的正规军更加薄弱，更严重打击的地方民团的士气，使山东省政府失去了最具战斗力的保安部队。不仅如此，吴化文在投敌后率领所部反戈一击，于一个月后作为日军先导开始对于学忠的鲁苏战区总部和第51军实施军事打击。

　　1943年2月，日军独立混成第6旅团在独立混成第5旅团一部和伪军山东方面军吴化文部的配合下，对位于沂水、安丘交界的城顶山鲁苏战区总部发起"肃正作战"。当时保卫鲁苏战区总部的只有位于城顶山的第113师678团，势单力孤。周毓瑛为包总部安全，急命离城顶山最近的第113师主力前往驰援。但日军对阻援已经做好准备，当第113师师长韩子乾带着师直部队抵近城顶山外围时，日军伏击部队展开攻击，韩子乾措手不及，所部很快就被打散。混战中，第113师参谋长张植桴、第673团团长曹业彭阵亡，师长韩子乾和副师长潘国屏负伤被俘。援军战败，在城顶山坚守的第678团也随即溃败，团长刘斌力战身亡。经此一战，第113师基本丧失战斗能力。不仅如此，第113师的失败，使鲁苏战区总部在突围时伤亡惨重，战区政治部主任周复、副官处长魏凤韶等高级将领阵亡。

　　演习中的第51军士兵

　　1943年5月，经过两个多月休整的第51军决定对吴化文伪军实施一次反攻，以报城顶山之仇。进攻开始后，第114师的两个主攻团接连突破伪军防线，其中第683团一度逼近吴化文的总部，无奈第683团缺乏后援，又是孤军突入。在经过一天猛攻之后，反被赶来增援的日军包围，第683团团长张本枝率部左冲右突，没能凑效，张见大势已去，在命令所部分散突围后举枪自戕。此战过后，第51军已无力继续维持鲁南游击区的现状，经过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与军委会的激烈磋商之后，第51军残部奉命于7月初放弃根据地，向安徽阜阳转移。

　　根据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的安排，战区总部于7月初先行转移，到月底再将野战部队和山东省政府人员分三路转移。根据计划，第51军军直和第113师为第一路，第114师主力为第二路，山东省政府及所属保安处、省党部等单位在第114师第680团的护卫下为第三路。

　　7月30日，三路部队在马头店子集结后便分道行动，其中第一、第二两路原计划在滕县以北的界河车站附近越过津浦路。军长周毓瑛考虑沿途日军据点颇多，命令各部队都采用昼伏夜行的方式缓慢行动。由于道路艰难，加上缺乏医药补给，第114师参谋长江春炎因体弱多病于转移途中不幸亡故。

　阵亡的师长黄德兴

　　8月1日凌晨，周毓瑛指挥的第一路部队最先被日军发现，日军随即从兖州调来第32师团步兵第210联队予以截击。当天中午，由黄德兴率领的第二路在邹县也与日军第210联队一部遭遇，为了迅速突破日军的阻击，黄德兴冒着日军的猛烈炮火指挥部队发起冲锋。从早上7点一直打到下午17时，日军终于不支后退，第114师则乘机脱险而出，并最终抵达阜阳。然而在激战中，师长黄德兴和副师长王松元、第51军辎重兵团团长董春光先后阵亡。第51军最终以惨重伤亡，离开了为之奋斗了五年的游击区。

　　尾声

　　1943年8月，第51军残部撤抵阜阳后由于损失过重，被迫由两师四旅八团缩编为两师六团。此后第51军在阜阳长期整军，未再与日军有过正面交锋。1944年12月第10战区成立后，第51军被调往河南潢川，随后又移驻商城，担负第10战区副司令长官部以及副司令长官牟中珩的卫戍任务。

　　1945年8月15日，随着日本投降消息的传来，历经磨难的第51军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一个月后，第51军在一片欢腾之下开赴山东韩庄接受日军的投降，就此结束其抗战使命。

　　从1946年起，第51军先后在华东和华中战场与解放军作战，于1949年5月在上海起义。

　　附录

　　第51军历任军长抗战履历

　　于学忠(1890—1964)

　　山东蓬莱人，字孝侯。武卫左军随营学堂毕业。

　　1931年9月时任平津卫戍司令部上将司令。

　　1932年8月兼任河北省政府主席。

　　1933年2月调任第51军上将军长。

　　1935年11月调兼甘肃省政府主席。

　　1937年4月23日调任江苏绥靖公署上将主任兼第51军军长。10月4日调任第3集团军上将副总司令兼第51军军长。

　　1938年6月7日调升第5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兼第51军军长。

　　1939年1月14日调升鲁苏战区上将总司令兼第51军军长。3月18日辞去军长兼职。

　　1944年3月31日调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副院长(至抗战胜利)。

　　牟中珩(1900—1981)

　　山东黄县人，字荆璞。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步兵科毕业。

　　1931年9月时任独立第14旅上校参谋长。

　　1933年2月所部改编为第114师，仍任上校参谋长。6月调任第114师第679团上校团长。

　　1935年8月升任第114师少将师长。

　　1937年6月升任第114师中将师长。

　　1938年7月27日升任第51军中将副军长。

　　1939年3月18日升任第51军中将军长。

　　1942年2月6日调升山东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司令。

　　1945年1月5日调任第10战区司令长官部中将副司令长官(至抗战胜利)。

　　周毓瑛(1897—1964)

　　山东诸城人，字龙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

　　1931年9月时任独立第18旅上校参谋长。

　　1933年2月所部改编为第118师，仍任上校参谋长。6月调任第118师第653团上校团长。

　　1937年6月升任第113师第339旅少将旅长。

　　1939年1月升任第113师少将师长。3月18日升任第51军少将副军长兼第113师师长。

　　1942年2月6日升任第51军少将军长(至抗战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