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运祜,男,1966年生,山东诸城县人。1995~199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学习,获博士学位。1998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后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共党史、中华民国史和现代中外关系史。
科研项目
2007年内承担北京大学“桐山教育基金研究资助”项目1项。
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重大课题“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
2006年起参加“中日共同历史研究”,近现代史组中方委员之一。
2005年起承担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1项。
2002年起承担教育部“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项目1项。
出版著作
杨天石、臧运祜主编:《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二 战略与历次战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
朱汉国、杨群主编《中华民国史》第六—九册(“传”1-4)部分人物的撰稿,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牛大勇、臧运祜主编:《中外学者纵论20世纪的中国——新观点与新材料》,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3年5月。个人专著:《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2月。
个人专著:《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
合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大辞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6月合著:《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史记》(副主编、撰稿人之一),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9月。
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红军反“围剿”·回忆史料》(编辑之一),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10月。
合著:《中国新时期军事工作的纲领——学习邓小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著述的体会》,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
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红军初创时期游击战争·回忆史料》(编辑之一),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1月。
学术成果
A、期刊论文
《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述论》,《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
《西安事变与日本对华政策》,《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
《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演进》,《史学月刊》2007年第8期。
《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及其演变》,《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
《日本秘档中的“汪精卫工作”考论》,《民国档案》2007年第2期。
《甲午战争与近代日本的亚太政策》,《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3期《“兴亚院”与战时日本的”东亚新秩序”》,《日本学刊》2006年第2期。
《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上永远的缺憾——关于日本投降前后烧毁文书的情况及其他》,《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
《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文本体现——叶夏声〈五权宪法草案〉研析》,《民国档案》2005年第4期。
又载:国父纪念馆编《第八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父纪念馆,2005年版。
《主要文书より见たる日本の対华政策——満洲事変から卢沟桥事変まで——》,(日本)《现代中国研究》第16号(2005年3月)。
《中日关于济案的交涉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华南政策》,《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
《华北事变的来龙去脉》,《北大史学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
《近现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与特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又载胡春惠、宋成有主编《东北亚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台北,正中书局,2003年5月。
《九一八事变时期日本的对华新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2期。
《关于一份七七事变前夕日军阴谋侵占华北的机密文书的考论》,《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
《论各省代表会与中华民国的创建》,《民国档案》2002年第1期。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的华北谋略》,《北京档案史料》2001年第3期。
《20世纪前半期的中日美三角关系》,《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第1期。
《20世纪前半期的中日美三角关系述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卢沟桥事变前夕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
《关于“精兵简政”的再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3期。
《抗战严重困难时期我军精兵建设的历史经验》,《军事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民国宪法史〉评介》,《光明日报》1992年10月8日第三版。《延安时期的中央党校》,《刊授党校》1992年第9、11期《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的精兵建设》,《中国军事科学》1992年第3期。
B.文集论文
《从七七到八一三: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编《日本研究论集2008》,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台湾与日本南进政策的准备》,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编《割让与回归——台湾光复60周年暨海峡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海出版社,2008年8月版,第207-221页。
《日中戦争中後期における日本の重庆工作について》,[日]西村成雄、田中仁编《中华民国の制度変容と东アジア地域秩序》,东京:汲古书院,2008年3月,227-244ペ—ジ。
《1930年代前半期日本对华南政策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673-699页。
《革命党人对于“中华民国”的最初追求》,徐万民主编《孙中山与同盟会——“纪念同盟会成立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280-287页。
《辛亥独立各省军政府的约法之研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等编《一九一〇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41-49页。
《近代中日关系与中国民族主义——以六个关键年度为视点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主办《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412-432页。
《日本诱降汪精卫的政府自白——关于一份日本绝密文书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等编《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425-443页。
《中国历史上的台湾问题》,《北大讲座》编委会编《北大讲座》第十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85-97页。
《日本在热河—长城作战期间的华北谋略》,民革中央、中国抗战史学会主办《长城抗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团结》2005年增刊,第57-60页。
《试论20世纪前半期的中日美三角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549-569页。
《孙中山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徐万民主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9月。
《八路军、新四军的武器装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丛》第四辑,北京出版社,1993年12月。
学术会议
2008年11月,“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北京。
2008年10月,“武汉抗战与民族复兴”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武汉。
2008年9月,“台湾历史人物及其时代”学术研讨会,中国开封。
2008月7月,“近代中外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长沙。
2007年11月,“清末中华民国初期的日中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日本东京。
2007年8月,“194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北京。
2007年7月,“纪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0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国北京。
2006年11月,“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国延安。
2006年8月,“191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北京。
2006年8月,“第二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烟台。
2006年8月,“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日照。
2006年4月,“21世纪的东亚:文化建设与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北京。
2005年10月,“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韩国光复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上海。
2005年9月,“孙中山与中国同盟会——纪念中国同盟会成立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北京。
2005年8月,“纪念台湾光复60周年暨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中国长沙。
2005年8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国北京。
2005年8月,“193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成都。
2005年3月,“第八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中国台北。
2004年9月,甲午战争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山东威海。
2004年7月,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例会报告,大阪教育大学。
2004年5月,东方学会第49届国际会议,日本东方学会主办,东京。
2004年3月,“近代中国政治史国际讨论会”,日本庆应大学法学部主办,东京。
2004年1月,中日战争军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办,夏威夷。
2003年9月,“第四届日本侵华史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历史系、美国日本侵华史学会主办,北京。
2002年8月,“中华民国史(1911——1949)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主办,北京。
2002年5月,“东北亚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北京大学历史系等主办,北京。
2001年9月,“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九一八事变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等主办,北京。
2001年9月,“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历史系等主办,北京。
2001年8月,“21世纪初中国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办,北京。
2001年6月,“20世纪中国的历史回顾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华20世纪史学会主办,北京。
抗战史研究的冷与热——中国抗战史研究70年之我见
臧运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抗日战争史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专门学科,经历了从“冷”到“热”的研究历程,目前的研究现状也可以说是“冷”、“热”不均,未来我们更要在爱国主义的热情之下,力倡学术冷静。
一、从“冷”到“热”的历程
无论是抗战胜利以后、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70年来,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专门学科,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经历了从“冷”到“热”、达于“高潮”的历程。南京大学的张宪文先生,曾将其比喻为“一波三折”的过程。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近40年间,总体的研究情况是“冷”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在世界冷战的国际格局之下、国共内战之后两岸长期冷战的局面之影响,以及中日关系从无邦交到正常化的转换过程,也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的重点并不在于此和过分强调的“人民战争论”之影响。
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中日关系大发展的局面,中国抗日战争史及中日关系史的研究逐渐升温,进入“渐热”的阶段。
一方面,虽然中日关系在近20年间仍处于大发展的阶段,但由于日本在80年代产生过历史教科书与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90年代也有右翼势力的影响和政界人士的屡屡“失言”,中国国内在爱国主义教育的影响之下,开始关注与研究日本侵华的历史,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本侵华战争暴行及战争遗留问题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帝国主义侵华史基础上编著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1992年),就是一个体现。
另一方面,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与和平发展以及对外开放政策的影响,中国大陆学界了解与关注到了台湾地区及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重新评价国民党及其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有关问题,进而提出了“民族抗战”的论述,刘大年先生提出八年全面抗战是中国复兴的枢纽;还有的学者提出了中国人民十五年抗日战争史的见解。
90年代初以后,随着“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成立与《抗日战争研究》的创刊,“中国抗日战争史”作为一门独立的中国近现代史的学科开始形成,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上的“显学”。
21世纪初期,由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任期间连续六年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处于“政冷”、达于“冰点”的状态。在2005年迎来中国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中日历史问题之争凸显,也使得中国抗战史研究形成高潮。在2006-2010年中日关系的缓和阶段,两国政府推动进行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对于在学术层面推进历史问题的解决,发挥了一定的积极的探索作用。
2010年以后,中日关系因为钓鱼岛事件和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再次陷入“冰点”和曲折发展阶段。2015年在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了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的重要讲话;9月3日,北京举行了纪念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战争史研究再次走向高潮。
最近几年来,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其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的引导下,以《抗日战争研究》杂志为代表,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呈现了方兴未艾的局面,成为中国近现代史最为显著、最有活力的领域。
二、“冷”、“热”不均的现状
70年来、特别是最近30多年来,中国抗战史研究后来居上、高潮迭起,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值得大书特书和认真总结。就目前情况来看,笔者认为仍然呈现出“冷”、“热”不均的局面。兹举要以下几点。
(一)“热中有冷”
1、关于“中国十四年抗战史”的问题,学界虽有争论,但在2005、2015年之后,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国内主流的历史认识和统一的历史表述。但相对于一直“热”的后八年全面抗战史,前六年(1931-37)的抗战史观应该如何构筑与研究?它与八年全面抗战如何关联与分际?这些重要的学术问题,迄今也并没有随着学术争鸣而得到应有的解决。
2、关于中国抗战史的定位,先后有过“中华民族抗战史”(1995)、“中国人民抗战史”(2005)、“东方主战场”(2015)之说。但除了中共敌后战场、国民党正面战场一直成为热点之外,对于其他地区、民众、民族的抗战史之研究,则明显呈现出相对不足的局面。
3、在研究内容方面,除了传统的军事与战争、政治与外交等热门领域之外,对于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与民众生活、文化教育与思想等方面的研究,相对来说还是较为弱势的。
4、在研究对象方面,除了中共、国民党方面或者根据地(解放区)、大后方(国统区)之外,对于沦陷区的历史及其相关的伪政权、汉奸、伪军等问题的研究,相对还是较为缺乏和薄弱的。
5、在战争各方的“知己知彼”方面,对于与日本侵华史以及与此相关的战时日本的研究、战后及当代日本人历史认识问题的研究,逐渐受到了重视与加强,但对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决策问题及其法西斯战争策源地的形成问题,乃至于其他法西斯国家、反法西斯同盟国的研究,仍然还是不足的。
(二)“冷中可热”
1、相对于抗战史研究这个“先冷后热”的学科,在中国近代史上,那些“先热后冷”者,在中国抗战史方面仍然可“热”。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甲午战争,即使在2014年120周年之际,也显得过于荒漠和冷清了;但是,这并不妨碍可以继续从两次中日战争的比较之中,来探讨抗日战争的很多热门问题。2019年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一些学者就从中日关系史方面展开了新的论述。
2、战时中共及其抗日根据地的研究,长期以来最受关注的是高层和上面,而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经济史与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中共及其军队与根据地的基层、底层的状况以及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研究者的青睐。
3、战时国民党及其政府与正面战场的若干方面,特别是在基层、底层方面,有不少问题仍然可能继续由冷变热:而随着蒋介石档案(1996)与日记(2007)的开放,蒋介石及其与抗战相关的问题,也逐渐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
4、战时中国的第三势力(含中间势力、民主党派)、少数民族、西北与西南大后方、华人华侨……这些方面的研究,近年来一直有“渐热”之势;除了中国抗战之外的“国际抗战史”,包括日本方面的反战运动以及亚太与东方其他战场的研究,也在世界二战史的研究中变“热”。
5、战时的日伪政权及其关系问题、日本战后的历史认识问题,已逐渐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沦陷区的经济问题、社会生活与文化现象,也吸引了不少青年研究者的目光。
三、爱国热情与学术冷静
(一)爱国热情与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①它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所取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也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空前雪耻。②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战后迄今国际秩序的奠定(联合国),这也是百年大变局中的一个重要阶段。③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枢纽,也是实现“中国梦”的一个关键节点。
因此,中国抗日战争史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历史资源。在新时代,我们要大力弘扬和宣传抗战精神,克服与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继续加强与提高学术研究的水准,努力构建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抗战史研究的学科、学术与话语体系。
(二)抗战史研究中的学术冷静
尽管70年来我国学界的抗战史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7月30日讲话中所指出的:“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关于今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的实事求是原则,指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
70年后再出发,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任重而道远。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理论为指导,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以更加理性、冷静的学风和求真、实证的成果,继续大力推进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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