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15岁进黄埔军校,为该校第四期学员。19岁毕业后在国民党十九路军任指导员。当时国共合作,他加入 共产党后,为苏维埃连党代表。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他被清除出军,又被投进监狱……他的一生艰难、坎坷。后来 经朋友推荐,又进了黄埔军校二分校任教官,几年后,被提升为上校战术教官。
1945年,父亲39岁那年,抗日战争进入夺取胜利的最 后阶段了。日本侵略军在华南发起一场又一场垂死挣扎攻 势,已攻到了武冈东门边沿;同时又向邓家铺地区挺进,当时在武冈太沅村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武冈城也眼看要 入虎口了。在这时期,父亲由军校退役回家,第二天,他把我们一家老小,我的奶奶、爷爷、母亲及两岁半的我和 半岁的弟弟,全部转移至偏僻老家天鹅山蛤嘛塘住下。他则由天鹅山直接去了邓家铺,与谢锦涛同志(共产党员,后被土匪杀害)组成一支五十多人的“东方联防指挥队”, 准备和日寇开展游击战争。谢当时担任指挥官,父亲为副指挥官。
由于天鹅山生活条件艰苦,再加上我母亲过分操劳,出鼻血的毛病也复发了,可高山上无西医,中医也少,请 来几个懂点土药方的郎中应付,仍然出血不止。奶奶只好请了二位堂侄去叫父亲回来,并顺便到邓家铺请个医师。
当送信的人出发不到一小时,弟弟又发高烧,两眼直瞪抽搐不已。一家人顿时急得束手无策。由于路途较远,近40里山路,送信人下午动身去,要等二天才赶得回来。我可怜的弟弟,那晚三更就一命呜呼了。好在母亲鼻血稍止住 一点点,用草药塞住鼻孔,仍然有少量渗出。
直到第二天中午,只看见送信人进屋,父亲却没回来,医师也没请来。因为兵荒马乱的日子,医师不敢外出。送 信人只带回父亲给母亲一封简单的信:
“彩林吾妻:得知你重病,我心急如焚。但大敌当头, 我无法抽身,望你就地治好病。孝敬父母,带好小孩,待 日本投降之日,我定会接全家回城,好好庆祝……”
弟弟去世的消息,父亲一个月后才知道。在我的记忆中,日本投降的时候,我家特地请了两桌客,以庆祝抗战 取得伟大胜利。
(原载湖南人民出版社《武冈黄埔情----黄埔军校第二分校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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