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日军为何始终没有占领西安
来源：陕西传媒网   2015-06-18 13:23:36

　　1942年5月16日，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边来到南京，通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考虑在9月左右开始实行西安作战，然后根据情况于明年4月进行四川作战。希望在6月底以前制订出西安作战计划。”(15)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遂命令华北方面军对此进行研究。华北方面军将过去的计划加以修正，制订出新的作战方案，于6月15日由安达参谋长呈报南京总部。这一方案的主要内容是：“由中央派两个师团前来增援，自10月中旬开始以六个师团的基干部队共约77个大队实行攻击，并考虑到将来的四川作战，准备进占到巴山山脉中的广元。”(16)当时，日本一个师团(辖2个旅团)的兵力11900多人，一个旅团(辖4个步兵大队)定额为5000多人，步兵大队1200多人，华北方面军总兵力为138个大队共17万多人，其中准备留下89个大队以确保占领区，使用10个大队策应作战；估计西安方面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和可能增援的兵力约46个师30万人。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对此方案进行研究后，即派出人员前往东京，向参谋本部呈报。7月9日，日本参谋本部起草了“五十一号作战(四川作战)准备纲要”，在陆海军中进行讨论，但意见并不一致。8月25日，参谋本部向天皇上奏了“根据目前形势陆军方面的作战准备”的文件，提出“对华积极作战的设想”，其内容如下：

　　本作战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中央军的主力，占领四川省的主要地区，摧毁敌方抗战根据地，以促使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为此，中国派遣军以主力从西安方面，以另一部分兵力从宜昌方面向四川平地进攻，消灭敌中央军，攻占重庆及四川主要地区。在此期间，应以最小限度的兵力确保已占领地区的安全。同时，应使武力作战与对重庆的政治谋略工作紧密地联系起来。

　　基于上述方针，应在1943年春由一个方面军(以12个师团、2个混成旅团为基干)从山西南部，另以一个军(以5个师团为基干)从宜昌方面开始进攻，各自击破当前之敌。方面军应确保西安平原地区并前进到广元(西安西南约350公里)附近；从宜昌方面出击的部队应前进到万县(宜昌西方约300公里)南北一线，各自做好以后作战的准备。根据形势的发展再发动攻势攻占重庆和成都，占领四川省主要地区。(17)

　　8月24日至26日，参谋本部还与中国派遣军、关东军就上述设想的详细计划、作战准备，特别是航空、兵站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因为四川作战是由原来的西安作战发展而来，所以，8月30日，将四川作战由“五十一号作战”改称“五号作战”。

　　9月4日，日本统帅部正式向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河边正三下达了“五号作战准备纲要”。9月9日，中国派遣军召开各军参谋长会议，传达五号作战计划，要求积极进行准备工作。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除具体研究进攻西安的军事方案外，还亲自乘飞机飞往秦岭和巴山上空进行侦察，以解决渡河和突破山岳地带作战问题，妄图使长途奔袭一举成功。

　　但就在这时，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局势出现逆转。6月，美军在中太平洋的中途岛与日军展开激战，日本损失惨重，丧失了战略主动权。8月，美军又奇袭西南太平洋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日本又与美军展开了命运攸关的瓜岛持久战。瓜岛战役一直牵动着日本大本营和政府的神经，成为日本大本营和政府的最大苦恼。

　　太平洋战局的恶化使日本决策层对“五号作战”的分歧加大，一部分人企图通过西安重庆作战使重庆蒋介石政府屈服或垮台，从而尽早结束中国战事，抽出驻华大军增援太平洋战场，扭转危局；但另一部分人对西安重庆作战的兵力配置、物资供应、作战效果等表示怀疑，强烈要求中止“五号作战”。实际上，“五号作战”的准备工作就是在这种分歧、争论和怀疑中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