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联和列强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径,仅限于道义上的反对,并没有采取经济制裁等实质性举动,使裕仁感到它们接受了既成事实,因此进一步放纵军部的狂妄行动。于是日军侵入关内,制造华北事变,侵略矛头直指平津。后来,裕仁批准3000军人和文职官员的受勋和晋升,他们都是侵占东北、热河和华北的有功人员,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和海军大臣大角岑生被授予男爵。
裕仁支持军队的领土扩张行动,只要能打胜仗,就会原谅他们的忤逆。裕仁在控制军队和鼓舞士气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他经常派侍从武官向前线将士传达敕谕。当日军侵攻得手的时候,裕仁的褒奖敕谕对官兵起到加速剂的作用;当日军侵攻失利的时候,裕仁天皇的激励敕谕对官兵起到兴奋剂的作用。
二、全面操控侵华战争
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挑起全面对华战争后,裕仁多次召见日军参谋总长、军令部长、陆军大臣和首相,询问“如果苏联从背后进攻怎么办?”当被告之“苏联不会进攻”,“即使与中国发生战争,两三个月就可以解决”后,裕仁批准了向中国华北地区派出大军的方案。日本政府大规模增兵华北,月底占领了天津、北京。随着战斗规模的扩大,裕仁开始向军部施加压力,要求进行一场结束战争的决定性战役,幻想再来一次九一八事变式的速战速决。
日本政府和军部在公文中开始使用“皇军”的称呼,鼓动官兵为天皇而扩大对外战争。“因为日军是皇军啊!皇军的任务就是要杀掉一切不服从天皇或不承认天皇的家伙!”
8月13日,侵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裕仁命令组建上海派遣军,增援上海战场,并且发布敕谕:“上海作战部队将士同海军密切配合,英勇奋战,果敢出击,杀伤大批敌军,使皇威扬于世界。”裕仁随后向上海加派第十军,组建华中方面军,增兵达20多万,还批准对南京实施无差别轰炸的作战计划,对中国军民进行“恐怖威慑”。同时,裕仁天皇指示日军华北方面军“摧毁敌人的斗志,消灭中部河北省的敌人。”
9月4日,日本召开第72届临时议会,议员们对政府提出的庞大临时军费预算案颇有责难。在开幕式上,裕仁敕语:“中华民国完全不解帝国之真意,不断引起事端,最终导致目前的事变,朕深感遗憾。如今,朕之军人正排除万难,忠勇制敌,这样才能促使中华民国反省,迅速确立东亚和平。”议会很快就通过了军费预算案,还作出《关于拥戴圣旨,稳定东亚的决议》。日本随即建立全国战时体制,实行全国总动员,显示了彻底征服中国的野心。
为了有效地指挥侵华战场的陆海军,裕仁下令在皇宫里成立自己的幕僚机关──大本营,把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部长作为自己的幕僚长。此后,一周中总有几个上午,两个幕僚长、陆海军大臣及其作战课长、侍从武官长等在这里处理军务。裕仁天皇不仅通过大本营定期提交的战况报告书了解战争进程,还不时向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部长提出问题,要求他们解答,有时还加以质询和告诫。大本营发出的作战命令《大陆命》和《大海命》,都是以天皇的名义发出的。
同时,为了协调军部和内阁的对华战略,裕仁除了直接干预首相或大臣的任命外,还批准组建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由军部、内阁和幕僚长组成,联络会议的决议在裕仁出席的“御前会议”上做出,并以天皇的名义正式公布,日本民众将其作为天皇的旨意而诚惶诚恐地奉行不悖。
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后,展开了包括杀烧淫掠各种暴行的有组织的大屠杀。裕仁对这一暴行招致的国际社会强烈谴责,没有表达任何的不快和遗憾,反而鼓励他的将领争取更大的战果,以促使中国人“反省求饶”,甚至公开褒奖南京大屠杀的战地指挥官松井石根和朝香宫鸠彦。
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并没有迫使中国政府屈服,政府和军部在战略决策上出现分歧。参谋本部提出,在确保既得利益和中国政府能够接受的条件下,争取迅速媾和,以免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淖;近卫内阁则坚持扩大战争,直到迫使中国政府彻底屈服。双方争执不下,请求裕仁裁断。裕仁明确选择了内阁的扩大战争路线,于是1938年1月在裕仁出席的御前会议上,制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决定:“如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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