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治
来源：抗战纪念网综合   2018-09-27 17:59:23

　　蔡文治(1911—1994)，国民党陆军中将， [1] 湖北黄冈(今武汉市新洲区仓埠街人)人。黄埔军校第九期、日本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毕业。历任军职。抗战时期，任国民党军令部第一厅第二处处长。抗战胜利后，任军调部参谋长、徐州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国民政府参军、国防部第四厅厅长。1950年去香港。后去美国。曾任美国国防部顾问等。1976年退职。后多次回大陆访问，被选为黄埔同学会理事。1994年1月9日在美国逝世。

　　个人履历

　　蔡文治身材修长，口齿清白，头脑清晰，且英语流利，在当时的中美关系协调和高层军事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蒋介石所宠信。1943年10月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蔡文治随蒋出席开罗会议，后蒋还特准他带职进入美国参谋大学受训一年，结业后调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三处处长，参与中、英、美、法四国联合参谋部在华盛顿召开的亚洲对日作战计划的制定。后经美方推荐，升任陆军总部中将副参谋长。1945年8月随何应钦赴南京主持日军受降事宜。1946年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委员、参谋长。1948年任徐州前线参谋长，国防部四厅厅长，主管美援，翌年调任作战厅厅长，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被迫下野，当人民解放军迫近长江沿岸时，在一次国防部紧急会议上，因与汤恩伯就守上海和守长江之战略问题发生严重争吵，愤而离职，避居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陆军战略情报部拟设立一个对中国大陆的”敌后工作委员会“，负责训练游击队和收集情报，此案经迪安·艾奇逊批准，马歇尔推荐蔡文治主持其事，这一秘密机构，被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称作”亚洲抵抗运动“，以免民主、共和两党因中国字眼而引起纷争，而蔡文治应承其事后，竟将”亚洲抵抗运动“该名为”自由中国运动“，俨然成为美援下反共反蒋的第三势力领袖人物，到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的三年中，总共花掉一亿美元，一事无成，最终被解散 [2] 。

　　蔡文治虽已取得美国国籍，但不忘故土，热爱祖国。通过一段时期的反思与对比，对国民党政权深感失望，对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日益进步，欣欣向荣，则赞不绝口。1980年，曾在重庆谈判时与之打过交道的叶剑英元帅托赴美访问的耿飙带去口信，约请其回国访问，同年10月，蔡文治偕夫人吴佩琪女士(汇丰银行天津分行买办吴调卿的孙女，在家排行老九)来到北京，受到叶剑英、徐向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后数次回国，并到各地观光访问，对共产党的成功领导深感钦佩，为祖国经济建设的进步，人民生活的安定不胜庆幸。

　　此后蔡文治将军被选为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一直致力于祖国的统一工作，他还作为顾问参加旅美爱国华人发起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成立大会。在会上，他大声疾呼海内外炎黄子孙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求得祖国统一的早日实现。1984年，蔡文治会同在美国居住的第一期黄埔同学李默庵、宋希濂、侯镜如等成立了黄埔同学及其家属联谊会，并被推为会长，尽力扩大团结面，从事祖国统一工作。后他还经常为《人民日报》、《团结报》、《大公报》、美国《中报》等主流媒体和报刊撰文，为祖国和平统一奔走呼吁，抨击“台独”势力。

　　台湾问题

　　蔡文治在美国《中报》撰文《论台湾与祖国统一》一文中，纵论当时国际形势、美苏冷战危机，分析军备竞赛现状以及提出“先礼后兵”解决台湾问题的策略等。当时，蔡文治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上中下三策为：

　　上策

　　中国已昭告世人与台湾和谈统一。到和平绝望时，将诉诸武力的决策，照会美英法德日，为保障安全，请其撤离在台湾的官方人员、侨商及其在中国与中国台湾省领海领空的飞机船舶。对于侨商在台湾之投资，中国保证其继续与台湾之原有合约。

　　中策

　　(为上策之后盾。如时势人事变迁，和平有望时，中策可备而不用)：集中CSS—3中程导弹(非核子)，先击毁台湾兵舰飞机，海空军基地，及台北、松山机场，淡水一带之地对空导弹基地，取得完全制空制海权，然后以空降部队在松山机场附近降落，以两栖部队在淡水附近登陆，至相策应，协同进占台北，迅速结束战局。广播全岛同胞安居乐业。

　　下策

　　封锁基隆、高雄、马公港口。此策长期持续战争状态，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且有牵涉蔓延战争的危险。

　　同时蔡文治还陈述了提出以上三策的理由，分析了两岸军事实力对比，指出台湾军事弱点，以及其三策实行的可行性，至今看来亦颇有研究价值。

　　其他相关

　　1、参加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

　　1986年6月，蔡文治回国参加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纪念会并讲话，呼吁两岸黄埔同学共同促醒台湾当局早日实现台湾回归，实现同祖国的和平统一。并提出，台湾当局应以化冰霜为甘露的原则，建立与祖国的互信互谅，团结建国，这对于祖国的光荣贡献，必将永垂史册。1987年12月12日，他作为《开罗宣言》的见证人，针对“台独”势力，撰文：《鼓吹“台独”违背民族大义》投书《人民日报》，并说：“我的良心促使我写了一篇短文”，被《人民日报》加编者按予以刊载。蔡文治将军的这些观点和论述，对于为一己之私，置台湾人民安危于不顾的台湾当局堪称是促醒之良方。

　　2、与汤恩伯吵架经过

　　4月的一天，参谋总长顾祝同在上海召开作战会议，检讨长江失守的原因，请各与会人员对即将开始的上海之战发表见解。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是蔡文治。他先对战局作了详尽的分析，接着批评汤恩伯在战略上的失误：“我不知道这仗是怎么打的。我上次说，共军一定会由荻港先行渡江，如果我军不把防守重点放在荻港，而把主力集中在京沪铁路线上，不但南京被包围无法固守，而且浙赣大门大开，共军可长驱直入，到时连各机关逃走都没有部队掩护。现在，几十万部队退集上海，我们前无出路，后有大海，难道要在这里集体跳海吗?”蔡文治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我判断共军行动无一不准确，可是指挥作战的人毫不采纳。这样，我这个幕僚还有什么当头。作为作战厅长，真是愧对自己，愧对祖宗，愧对总理、总裁!”蔡文治越说越气，他用两只手扯着军服下摆，猛向两边撕去，军服上的几颗扣子向会场飞去。“这个军人我不再当了!”说完，便痛哭起来。

　　这一举止使得全场惊愕不已。开始，汤恩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等蔡文治闹完了，他才站起来说：“军人怎么样，军人不就是要服从命令吗?”蔡文治反问：“命令，什么命令，你为什么不听顾总长的命令，擅自向上海调动军队?”会场静下来，人们的眼光齐刷刷地看着汤恩伯。汤恩伯一下子语塞，支支吾吾。会场上议论开了，大家纷纷指责汤，身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南京失守他应负主要责任。 汤恩伯憋红脸，举着公文包说：“我集结主力，退守上海，是奉总裁的命令，就是顾总长也要服从这个命令。”说完，汤恩伯从公文包内拿出蒋介石的手令当众念了起来：

　　上海存有黄金、白银3亿之巨，着令吴国桢市长请假，由市政府秘书长陈良代理市长，负责征调轮船，将全部金银运往台湾。在金银未运完之前，汤恩伯集中全部兵力，死守上海，直到金银运完为止，方准率部向舟山群岛撤退，阻止共军海上追击。如果该项金银不能安全运到台湾，惟汤、陈是问。---蒋中正启

　　与会人员听罢，面面相觑。汤恩伯接着又说：“因为金银数目太大，停在上海的船舶又不多，陈良怕我守不住上海，命令每艘船上超载装运，导致‘太平’号轮在舟山海面触礁沉没，我和陈良还不知道怎样才能逃脱总裁的责骂。”汤恩伯把目光转向蔡文治：“你这个毛头小伙，懂得个什么!”

　　1980年秋天蔡将军从美国回中国内地访问，回忆当时的情景，记得因百感交集而流泪。当汤恩伯冲出门去，他也甩掉军帽，解除武装带，申言不能再干，从此自动离职，几年后由港赴美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