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从浪漫主义诗人到革命先驱
来源： 北京日报   2018-09-12 18:58:09

　　1921年8月，郭沫若的第一部新诗集《女神》的问世，震动了“五四”新文坛。他以崇尚主观、崇尚自我、崇尚自然的崭新艺术风格，开一代诗风，奠定了“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诗人的不朽地位。瞿秋白说他“代表着黎明期的浪漫主义运动”，“开辟了新文学的途径”。

　　自我表现，是郭沫若“五四”时期浪漫主义诗歌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他的浪漫主义诗歌的首要特征。他说：“诗底主要成分总要算是‘自我表现’了”。所谓“自我表现”，就是诗人要以最激越的语言形式表现自己的个性，反映主观的内心生活，抒发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女神》就是诗人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直抒情感的最成功的艺术作品。《女神》的每一首诗都有诗人的形象，他的自我以特别突出的姿态和鲜明的色彩，渗透在奇特的、优美的诗意诗境中。在《天狗》一诗中，诗人自比是“一条天狗”，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把月、日、星球、宇宙全部吞食，并把自我融化为全宇宙的能的总量。诗人以恢弘的气势、雄浑的格调呼叫着：“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近乎狂热地张扬自我，呼唤着个性自由。

　　高昂激越，火山爆发，狂飙突进式的诗作，强烈地震撼和激动了“五四”一代青年的心灵，并形成了一支独特的浪漫主义文学流派。郭沫若的诗作不仅是诗人浪漫主义个性的显现，同时是时代的产物。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中就曾说过：“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精神。”正是“五四”狂飙突进、摧枯拉朽的时代精神，拨动了诗人的心灵，给诗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使他用诗歌这只芦笛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郭沫若在《凤凰涅?》一诗中，用五百岁的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象征旧中国的灭亡和“五四”以后中国的新生，象征诗人自己以及广大知识青年把旧有的形骸焚毁以后的更生，体现了“五四”青年在新旧文化更迭期自我的觉醒和渴望中国新生的急切心情。这不只是诗人独特心灵的展现，而且是“五四”一代青年的心声。

　　郭沫若不仅是时代精神的号手，而且是紧紧追随时代步伐的弄潮儿。将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性格。“五四”以后，中国革命形势的急速发展，更使许多知识分子参与了政治革命的实践活动，从《女神》时期就高喊“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的郭沫若，更不会游离于当时的政治圈外，如他自己所说：“社会的要求不再容许我们笼在假充象牙的宫殿里面谈纯文艺了。”后来，在四十年代他也曾多次说过，他对实际的社会活动的兴趣比纯粹的文学及学术活动大的多。这种对社会改造的积极参与意识，1926年使郭沫若获得机会毅然投入了北伐战争，在北伐中他冒着枪林弹雨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考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以无畏的精神愤然写出了震惊当世的讨蒋檄文《试看今日之蒋介石》，痛斥了蒋介石屠杀革命人民，背叛革命的滔天罪行。之后他参加了震撼世界的八一南昌起义，并在随起义军进军途中，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革命的滚滚洪流中步入了革命先驱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