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三期王耀武将军浮沉记
来源：中国黄埔军校网   2018-09-30 14:18:17

　　王耀武是国军著名的高级将领之一，长期被蒋介石信任和重用，成为黄埔系第一个出任方面军司令官和省政府主席的人。因此，在山东长期流传着“三李(指李延年、李仙洲、李玉堂，皆黄埔一期学员)不如一王”的说法。他的一生，既有追随蒋介石积极反共的一面;又有在抗日民族战争中英勇杀敌，为国争光的一面。他虽出自旧营垒，却不是个头脑简单的赳赳武夫。

　　弃工从军

　　王耀武，字佐民，山东省泰安市上王庄人，1904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其父与长兄早逝，在一位精明能干的慈母培养之下成人。他9岁入本村私塾念书，拜张宝亭先生为师，读的是“四书”、“五经”。他满以为熬得十年寒窗苦，即可成为“人上人”，但是恰是到了第十个年头上，即他19岁那年，家境败落，不得不辍学谋生。当时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认为在本地已无出路，就投亲到天津，在天津租界里一家烟草公司充当干杂活的工人。污浊的工作环境，沉重的体力劳动，工头的蛮横霸道都大大出乎这个年轻人的预料，使他第一次体—察到人间的痛楚。他强忍着把工作干好。

　　后来，由于烟草叶子异味的熏呛迫使他不得不离开天津，南下上海。通过一个远房亲戚的介绍，到马玉山糖果公司当了店员。在这里，虽然工作条件比在天津好，但还不是他的志向所在。他看清了当时的中国完全是军人的天下，但却没有一支能够捍卫国家的军队。尤其他看到上海租界中外国巡捕的蛮横无理，无视中国人的权利，这使他产生了要做一个军人的念头。为了投考军校，他在日间干好工作后，夜晚上夜校补习数理化知识，还经常阅读报章杂志。

　　由于他勤奋好学，积累了知识，1924年冬，黄埔军校在广州招生，他向老乡李丙炎借了路费，并取得了店东的儿子的帮助相偕前往广州投考，1924年11月，正式被录取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在军校学习期间，他严遵校训、勤奋学习，赢得了学生队总队长严重对他的青睐。

　　崭露头角

　　1925年9月军阀陈炯明占领潮州、汕头，计划进犯广州。为了彻底消灭陈炯明叛军，国民革命军于10月1日开始第二次东征。这次东征，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学生军的教导团为主力，并动用了黄埔三期的学生。王耀武还未毕业就参加了第二次东征，他作战勇敢表现突出，成为侪辈中的佼佼者。

　　1926年1月，王耀武于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三团四连任少尉排长。当时第一师的师长是何应钦，团长是钱大钧，由于他作战勇敢、带兵得法，引起何应钦、钱大钧的注意，不久就被晋升为上尉连长，这是他后来扶摇直上的发轫。

　　王耀武在参加第二次东征取胜之后，部队驻在潮州、汕头一带休整，后来又进驻福州，当时何应钦为整饬军风纪，成立了第一军直属宪兵营，以其内弟为营长。何考虑到其内弟能力有限，特意将王耀武调去当宪兵营第一连连长，并郑重告诫王耀武说：“宪兵关系我军纪律和声誉，至关重要，你很能干，特调你为第一连连长，帮助营长把这个宪兵营带好。”王耀武心领神会，尽心竭力地工作，结果使他得到与自己前途攸关的收获。何应钦的内弟经常向何反映王耀武的工作特长，从而博得了何应钦对他更多的好感。在这同时，他也得到经常与之打交道的福州地方法院郑推事的欣赏，遂将其女儿郑宜兰许配给他。于是，王耀武便娶了这位福州女子为妻。

　　在内战的漩涡里

　　1927年，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这时的王耀武，年方23岁，正是风华正茂之时，但他不懂得政治上的演变，认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是永恒的真理。这年2月何应钦在急于用人之际，把他调到第一军的补充团，任第二营少校营长，他的团长是何应钦的侄子何绍周。同年8月，这个补充团调往江西，参与堵击贺龙、叶挺领导的南昌起义的部队。这是他首次与红军对垒。同年10月，何应钦在南京召见他的时候，对他的工作表示满意，即派他到嫡系部队的第一军第二十二师第四团任第三营营长。那时的军长是刘峙，师长是胡宗南。

　　1928年春，他的部队驻扎徐州郊区整训，不久即奉命参加第二次北伐，作战对象是张宗昌、孙传芳的军阀部队，战事顺利，北伐军所向披靡，5月1日进抵济南。日本军国主义者庇护张宗昌，出兵干预，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蒋介石深怕引发起中日战争，虽然手握正规军20万人，却不敢对付不足万人的日本侵略军，下令绕道北进。当北伐军奉命撤离济南时，王耀武有意留在城垣配合李延年团死守济南。他在《自述》里写道：“我当时十分不愿退出，我曾向上级坚请向日寇反击，未准，气愤满胸膛，忍痛退出济南。”

　　1928年北伐很快结束了，接着又返回徐州郊区休整，在这期间他和刘峙的关系逐渐接近起来，刘峙同何应钦一样，对他十分赏识。1930年3月，刘峙保荐他为独立第二团中校团副。不久即开赴河南参加现代史上最大的军阀混战-中原大战。作战对象是冯玉祥和阎锡山。战事绵延达半年之久，最后以冯、阎的失败而告终。由于他屡建战功，同年9月，刘峙即提升他为独立三十二旅第一团上校团长，这个旅的旅长是刘峙的侄子刘夷。王耀武上任团长之前，刘峙特意召见他，作了一番交代：“我希望你多多帮助刘夷，把他的部队整训得和第一师那样具有战斗力。”王耀武答应照办。上任之后，他精心训练部队，与士兵同甘共苦，一切不让刘夷操心，他的第一团在三十二旅成为训练有素的部队，使刘夷对他刮目相看，刘夷在刘峙那里自然说了不少王耀武的好话。

　　1932年6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起第四次军事“围剿”，三十二旅奉命去江西“围剿”苏区，该旅在刘夷率领下，由修水向万载、铜鼓进击红军，因红军运用游击战术，使刘夷的部队到处扑空，周旋数月，毫无所获。因此，刘夷被蒋介石免职，改派柏天民接替三十二旅旅长，王耀武和柏天民本无任何渊源，只有谨慎尽心工作。

　　进犯苏区“受奖”

　　柏天民接任三十二旅旅长后，即奉命开赴江西宜黄。宜黄县是苏区的战略要地，该旅刚进驻宜黄即被红军团团围住。王耀武素知红军善于围城打援，因此对守城作战特别谨慎，以牵制红军主力，在最紧张的时候，蒋介石断定危城难守，曾命令柏天民相机突围，但王耀武劝柏天民说：“红军善于攻点打援，我若突围，必遭全歼，如若死守或可幸存。”柏采纳其计，决定死守。结果，他们守住宜黄24天未被红军攻取，这是连蒋介石也没想到的奇迹，红军奋勇攻城，曾发生多次激战。旅长柏天民腿部负重伤，送往后方医院治疗。柏在治疗期间，蒋介石曾亲往医院看望，柏天民认为自己的腿伤需要较长时间的医治，在向蒋介石面陈作战经过时，极力推荐王耀武接替旅长职务。

　　1932年10月，蒋介石在南昌召见王耀武，除慰勉有加外，曾当面问他：“我有命令让你们在难于坚守时可以相机突围，你何以建议柏天民坚守?你是如何想的?”王耀武回答说：“当时已经身陷重重包围，突围已不可能。与其突围失败而死，不如坚守与城共亡，何况宜黄是战略要地，一旦失守，即便付出1万人的牺牲也未必能够重新夺取。为整个战局着想，我们便下了与城共存亡，宁死也不放弃的决心。”蒋介石听后频频点头，连声称好。同时告知升他任补充第一旅旅长，军衔为少将。蒋介石还向他说：“补充旅由保定编练处的部队改编，士兵都是北方人，你带很相宜。三十二旅的团长、副旅长等都是黄埔军校一、二期的，你带不了。所以我调你任补充旅旅长。”

　　王耀武这次被蒋召见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步，既肯定他的战功，在面谈中又发现了他的胆识，从而给蒋氏留下了深刻印象。王耀武的心情相当兴奋，自然受宠若惊。他后来在《自述》里写道：“当时我对蒋先生用心之细和考虑的周详，既佩服又感激，认为他有识人之目，是个难得好领导。对于柏天民的不嫉才妒能举荐我，亦非常感激。”

　　1933年10月，王的补充一旅暂归俞济时(蒋介石的外甥)指挥，参加浙、赣、闽、皖边区对红军的作战。曾经积极参与阻击北上抗日的方志敏红十军团与红七军团。1934年11月王耀武率部在皖南谭家桥与红十军遭遇。激战竟日，红十九师长寻淮洲在此战役中毙命，红二十一师师长胡天陶被俘。这是王耀武军旅生涯中围剿红军立下的战果。经过这次战斗，迫使红十军不得不重返赣东北根据地。1935年1月，因叛徒出卖，方志敏被国军第四十三旅俘获，同年8月在南昌被处决。

　　方志敏虽然不是王耀武所俘，但蒋介石认为，方志敏的主力部队是被王耀武的部队击溃的。因此，之后不久，王耀武升任第五十一师师长。

　　关于王耀武阻击方志敏所率部队的历史事实，他本人撰写的《阻击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一文中有详细叙述，并深自引咎。

　　在抗日前线

　　1937年七七事变后，王耀武的五十一师从汉中调往上海，参加著名的八一三上海抗战。五十一师的作战任务是，坚守在吴淞口附近以罗店为中心的阵地战，阻止日军从海上登陆，打破日军从川沙登陆经罗店直趋嘉定，并切断京沪线的企图，因此罗店的得失关系整个战局。日军发挥海陆空协同作战的优势，向罗店发动多次猛攻，均被五十一师官兵击退。王耀武还巧妙地运用夜战，派出部队强袭，先后击毙日军联队队长竹田和炮兵联队队长莫森，受到总部通报表扬，上海数家报纸如《申报》、《大公报》等均报道了五十一师战绩，还刊登了王耀武的照片。上海抗战进行3个月，双方投入兵力数十万人，战役结局虽然以中国的军队撤退而告终，但也重创了日军，同时挫伤了日军当局制定的“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战后将五十一师与五十八师合编成立七十四军，以俞济时为军长，之后七十四军成为国民党抗日劲旅，王耀武成为七十四军的一员主将。

　　1937年12月初，王耀武率五十一师参加南京保卫战，奉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的命令，负责淳化镇、牛首山一带的防御。此役从12月7日开始到13日结束，中国军队顽强地抵抗6天，终因武器悬殊而撤退。由于战役指挥的失误，中国军队撤退时十分混乱。王耀武率部队殿后，维持秩序，但他到了长江岸边已经无船过江。正在非常紧急之时，军长俞济时派副官带一只小火轮来接，才得以脱险。自此，他和俞济时的关系成为生死之交。五十一师官兵渡江到达浦口时仅剩4000余人，损失过半，不久即调至湖北沙市休整，补充兵员。1938年5月，该师奉命参加河南兰封战役，与日军土肥原之第二师团激战于三义寨附近，重创敌军。同年7月，又奉命参加江西之万岭会战，五十一师、五十八师协同其他部队与日军激战数周，伤毙日军4000余人，取得万岭战役的胜利。战后王耀武升任七十四军副军长仍兼五十一师师长。

　　“抗日铁军”的由来

　　以王耀武的性格分析，他是属于积极进取型。加上他自幼家境贫寒，又当过多年的苦工，养成吃苦耐劳的特点。对下属，他平易近人，爱护团结，因此为官兵所拥戴;对上司，他是绝对服从;对于同级则无不协调。

　　同1939年6月，蒋介石在重庆召见王耀武，对他任五十一师师长期间的战绩大加赞许，并提升他为七十四军军长(原军长俞济时升任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后来王耀武在《自述》里写道：“那时非常感激蒋先生对我的赏识，我下决心把七十四军整训好，使其成为纪律好、能作战、不怕死、听指挥的部队。”

　　1939年9月，王耀武率七十四军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奉命拦截向长沙进犯的两个师团的日军，激战于赣北重镇高安，王耀武运用反包围的战术，首先切断敌之退路，以五十一师为主攻部队，经过3天激战，于9月22日收复高安城。这一胜利有力地配合了长沙会战的主战场，为夺取整个会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第一次长沙会战历时1个月，日军出动l0万人，并有海空军配合，中国军队出动约20万人，前后在3个战场进行鏖战。由于中国军队同仇敌忾，英勇作战，使日军伤亡3万余人，迫使日方返回原先阵地，取得武汉会战后的第一次胜利。

　　1941年春，王耀武率部参加了著名的江西上高会战。上高县城为赣北重镇，日军侵占武汉后，赣北成了江南防线的第一线。日军企图发动所谓鄱阳扫荡战，攻克上高、高安等镇，摧毁赣江、抚河两条流域间的中国军队。为此，日军制定了“鄱阳扫荡计划”，他们以两个师团与一个混成旅团约5万余人的兵力侵犯上高县城。

　　驻在赣北的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命令以王耀武的七十四军(辖五十一、五十七、五十八师)为正面决战部队，以李觉的七十军为左翼策应，以刘多荃的四十九军为机动部队。

　　1941年3月15日，日军合击上高县城。王耀武令五十七、五十八两师进入第一线。为了避开敌空军的轰炸，利用夜间主动出击敌人，与敌接触后，发生激战，连战3日，双方伤亡惨重。位于锦河南岸的五十一师利用鸡公岭有利地形与敌战斗，连长樊逢春在迫击炮的掩护下，率部冲入敌阵，与敌展开肉搏，在其他部队的配合下，血战竟日，敌遗尸200余具，樊逢春等全连官兵全部殉国。五十一师争夺鸡公岭，毙敌1000余人，迫敌败退。为后期的胜利创造了条件。3月24日，敌师团长大贺亲自督战，并调南路军3000人，以求最后一逞。日军出动百余架飞机，反复轰炸七十四军主要阵地白茅山，投弹多至1700余枚，阵地大部被毁，人员伤亡惨重，情况十分危急。这时王耀武指挥预备队先后发起7次冲锋，与敌人进行7次肉搏，毙敌2000余人，七十四军将士全力拚杀，为实施友军对敌人的包围，争取了时间。

　　3月25日，七十四军在王耀武指挥下，全线出击，锦河南岸之敌很快被肃清。26日中国军队形成包围圈，将敌包围在直径不满5公里的包围圈内，27日，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突围，七十四军将士猛追不放。日军狗急跳墙，投掷毒气弹，使七十四军第一线官兵中毒很多，但全体官兵前仆后继，奋勇猛追。28日，中国军队主力迫近官桥镇，五十八师进至长岭一线，与日军展开激战，敌为掩护其主力东遁，拚死顽抗。激战至中午，五十一师赶到，袭击敌之右侧。五十七师已形成对官桥镇的包围，日军被迫退守官桥镇内，五十八师乘胜冲锋，与日军展开巷战，激战至下午，官桥镇全部收复，歼敌600余人，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少将指挥官岩永被打死。31日，中国军队克复陷入敌手半月之久的高安镇。

　　上高会战至4月9日结束，历时25天。此役中国军队毙伤日军少将指挥官岩永、大佐联队长滨田以下15000余人，军马2800余匹。击落飞机一架，俘虏日军百余人，缴获山炮、追击炮10门及步枪干余支。

　　上高会战是一次颇为成功的歼灭战，何应钦称之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此役以七十四军战绩最为卓著，战役指挥官罗卓英称赞七十四军为“抗日铁军”，战后，七十四军被授军中最高奖品——飞虎旗，王耀武本人亦受军队最高勋章。

　　不惑之年的擢升

　　1942年4月，奉蒋介石之命，王耀武率部参加浙赣会战，在衢州、江山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延缓了日军西犯的企图。1943年4月参加鄂西战役，七十四军经石门对湘北松滋县敌人侧背攻击，并截断敌人之交通，此次会战结束后，王耀武升任第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仍兼七十四军军长。同年11月，日军纠集7个师团约10万人进攻常德，王耀武率七十四军参加会战。他率主力在常德东北地区与敌激战，常德被日军陆、空军及坦克优势火力猛攻16天，全城夷为平地。坚守常德城的部队是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余程万师弹尽粮绝，在死伤超过3/10的情况下，一度退出县城。

　　王耀武率五十一师反击，在友军的配合下，经过6天激战，终于收复了常德城。这一战深得最高军事首脑蒋介石的赞赏，称赞王耀武善于带兵，有指挥才能。战后蒋介石在南岳召见他，备加奖励。1944年2月，蒋介石提升王耀武为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九、一OO军。著名小说家张恨水还撰有《虎贲万岁》章回小说，具体地记述常德之战。

　　1945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当局为了加强陆军装备，作反攻的准备，成立了陆军总司令部，以何应钦为总司令，下辖四个方面军，王耀武升任第四方面军司令官。与老资格的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等三个方面军司令并驾齐驱。

　　1945年是抗日战争根本转折的一年。由于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配合，中国军队的整个战场转入反攻阶段。日本军国主义已成为强弩之末。该年4月，国民党陆军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亲自指挥湘西雪峰山战役。当时日军以坂西一良中将为指挥，纠集6个师团的兵力，约10余万人，沿湘黔公路向芷江进击。那时芷江是中国军队最大的空军基地，中美混合飞行团所在地。这个基地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战斗机、远程轰炸机，还有数十架运输机，担负着苏、浙、皖、闽等数省的空中运输任务。日军进攻芷江的目的就是夺取这一重要空军基地，并企图打通湘桂线，进而西犯入川。

　　此时王耀武率十八军、七十三军、七十四军、一OO军及湖南省吴奇伟所率保安部队共约30万兵力迎击敌人，经过周密部署，决定将主战场选在雪峰山之东南麓，并且选择有利的地形，构筑复杂的工事，争取战役的初期就能遏止敌人。日军采取以联队为作战单位的运动战术，轮番强攻，冒险西犯。王耀武部则以逸待劳，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初战即获胜利，打死打伤日军5000余人。

　　初战告捷，中国军队士气大振。战役历时近两月，日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后来中国军队从防御转入进攻，日军狼奔豕突，溃不成军。战役结束后，计伤毙敌28174人，俘敌军官17人，士兵230人，战马347匹，火炮24门，机枪100挺，步枪1300余支，其他战利品20余吨，湘西雪峰山战役的胜利是王耀武的得意之作。正是这一战役的成功，不久他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这是一般黄埔同学望尘莫及的。当时他年仅40岁。

　　堕入反共内战深渊

　　正处英年时期的王耀武，成了一个方面军的最高长官，这是他的顶峰时期，可是几乎在转瞬之间他忽然堕入内战的深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王耀武奉命任长衡地区受降长官。9月初，在长沙、衡阳、岳阳、常德举行隆重的受降仪式，昔日在湘西会战的对手日军第二十军指挥官坂西一良中将，这时作为战败国的降将，毕恭毕敬地将战刀高高举起，双手呈给中国军队指挥官王耀武。经过八年的战争，王耀武终于体察到作为一个胜利者的骄傲。

　　但这种兴奋的情绪未能持续多久，心头即蒙上一层阴影。因为他已得悉国共要发动内战，陈诚扬言6个月消灭共产党。如战事一起，蒋氏必然又会把他推到前线。这时的王耀武经过八年全面抗战，心力交瘁，不愿带兵再打内战。有友人劝他，既然是功成名就，不如激流勇退，不图流芳百世，却也可同家人团聚，倘若涉入反共内战，势必前功尽弃，恐将沦为罪人。尤其他想到“一将成名万骨枯”，想念起随他在抗战中牺牲的千千万万的部属时，他认为友人所见，确是肺腑之言，未等蒋介石交与新的任务，立即称病请假，迅速住进了武昌的一家医院。蒋介石闻讯之后连发函电，并派专机接他飞往重庆。

　　在王耀武的《自述》里有这样一段对话，蒋问：“看你气色、精神都很好，你有什么病?” 王答：“胃病咯血，这是多年饮食起居失常的缘故。”蒋说：“休息休息，生活一正常，不久会好的，日军虽赶出去了，可还有内患，共产党和我们能合作吗?内战还是要打的。时局能让你休息吗?你知道济南{B重要，派别人去难以胜任，你是山东人，我认为你去最为相宜。你不要怕困难，我一切都有办法。”正象常言所说：“人怕见面鬼怕缠。”王耀武在蒋氏恩威兼施之下，不敢违拒，加上他长期与共产党为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妄想为蒋氏再效犬马之劳。于是接受了命令。同年12月他和何应钦同机到达济南，与先期到济南的何思源、李延年等研究情况，王耀武感到缺乏具有战斗力的部队，内心未免惶恐不安。

　　国民政府第二“绥靖”区的组建

　　1946年1月5日，蒋介石一方面与中共达成“停战协定”，一方面却积极进行反共内战的准备。同月下旬即召见王耀武，命令其率第四方面军司令部秘密空运济南，建立第二“绥靖”区司令部，王耀武任司令官。这是抗战胜利后，继淮阴第一“绥靖”区司令部之后新建的第二个“绥靖”区司令部。编制规模之大，辖区范围之广，都远远超过了前者。其主要任务是想遏制山东全境解放军的活动。并切断山东解放区与东北解放区的联系。

　　当时王耀武曾要求带他的基本队伍七十四军与一OO军到山东，否则，没有得力的部队，难以对付解放军。蒋介石说：“‘还都’与山东同样重要，调七十四军回南京拱卫首都比山东还重要，调—OO军警备上海与京沪线也比济南重要。何必非带自己的部队不行呢?那不成了军阀思想了吗?”王耀武见势岂敢强作要求，乃说：“带我所指挥的十八军与新六军也可以。”蒋说：“十八军要守备武汉，新六军要支援东北，都不能带，你如要带，只能带七十三军，韩浚不是也很能打仗吗?你必须顾全大局。此外，我还可以给你另调有力部队，你先去吧。”

　　王耀武不便多说什么。于是他开始作七十三军乔装打扮、空运济南的准备。他先将第四方面军司令部一个空壳和一个直属的特务团随他空运济南。此外，蒋介石还安排了李玉堂为他的副司令官。王耀武认为他接的是李延年的摊子，若再派其堂兄(李玉堂与李延年是堂叔兄弟)为副司令官。恐怕难以为情，不好相处，何况李玉堂是黄埔一期的老大哥，而且早年他还在李玉堂任过下属营长，而今官阶倒置，诸多不便。个中苦衷，他当然不敢向蒋介石直接陈说。事经商之陆军总司令兼徐州“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并提出请调丁治磐为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有的意见。丁治磐不是黄埔军校出身，但其人军事学识、带兵经验为顾祝同所赏识，顾祝同当然乐于从中转圜。

　　一经在蒋介石面前说明情况，立即获得批准。随即以丁治磐为副司令官组建第二“绥靖”区司令部，仍以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原班人马为基础，除了留用小部分李延年移交过来的熟悉地方情况的人员外，仍以贺执圭为参谋长，罗幸理为副参谋长，徐庆誉为秘书长，龙书云为办公厅主任，吴鸢为第一处(人事)处长，陶富业为第二处处长管政工，钱伯英为第三处处长管作战，吴迪基为第四处处长管兵器、交通、辎重，赵汝汉为副官处长，张望伯为经理处长管军需，邓云博等为军法和军医处长，刘钦礼为调查室主任，陈宝仓、郑希冉任第四兵站正副总监。这个组成班子的主要官员不多，却包括川、广、湘、赣、鄂、直、鲁等7个省籍，可谓人马齐备，不为不强。

　　至于司令部的地址，他嫌原第十一战区司令部置于—大明湖畔，城防司令部设在院前街，地处城内，形同龟缩，他自选定经二路邮政大楼为司令部，原德国领事馆为司令官邸。两楼相对，并都装饰得雄壮整齐。这是王耀武初到济南“欲展雄风”的表现。城防司令部也由内城迁到火车站附近的津浦大楼，军容为之一振。然而兵力有限，处于解放军四面包围之中，军事行动一时尚难开拓。

　　略有开展 自鸣得意

　　王耀武初到山东，在经济上所接收的是一个“劫收”后的残余，在军事上是一个正规军与地方武装互不合作的杂乱摊子，在政治上是CC派、复兴社、改组派残余势力三者交相倾轧的局面。王耀武使出浑身解数，凭借他在抗战时期的功劳和威望，加上他本身不属任何派系且有一套善与人交的本领，使他首先取得了人际优势，得到了多方的支持。但是王耀武也深知这种表面的协调是不会长久的，如在诸多问题上不能满足某些方面的愿望时，即受到少数人的怨尤甚至掣肘，王耀武认为不消除矛盾，统一意志，就不可能团结一致。

　　于是他于1946年3月报请国民党中央，设“山东省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以谋事权统一。南京方面据情迅即批准。并指定王耀武为“统一指挥部”主任，省政府主席何思源与省党部主任庞镜塘为副主任。这样，王耀武不仅将山东的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而且将驻守在山东境内，原不归第二“绥靖”’区司令部指挥的军队完全置于自己的指挥之下。

　　1946年初，七十三军全部运抵济南，新八军李弥部、五十四军阙汉骞部由云南经广州、九龙海运到达青岛。在王耀武统一指挥下，分别由青岛向西和由济南向东相向进军，新八军、五十四军是全美式装备，初与解放军交战，锐气较强，占领了沿线不少城市和乡镇。西面的七十三军是半美式的装备，九十六军和十二军全是旧式装备，而且屡受解放军挫折，进展缓慢。但在1946年初冬，二者终于在益都会合，当第一列火车由青岛经济南、徐州直达南京时，蒋介石认为打通胶济、津浦两线的战略目的达到了，山东的军事形势也已改观，于10月23日，国民党政府明令王耀武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于是王耀武成为黄埔学生中第一个出任省政府主席的人。

　　莱芜受挫 形势突变

　　1946年初冬，国民党在山东的军政形势急剧恶化。陈诚虚报军情，谎称共军受挫，已失大规模作战能力。蒋介石信以为真，命陈诚率其精锐部队整编十八师胡琏、整编七十四师张灵甫、整编八十三师李天霞、整编二十五师黄伯韬共四个全美式装备的主力进犯临沂。陈诚亲在新安镇设指挥部。同时电令王耀武在二绥区抽调两个军和一个师由明水、博山向莱芜、新泰推进，以收对解放军南北夹击之效，企图全歼华东野战军主力于沂蒙山区。蒋介石曾写亲笔信给王耀武说：“据空军侦知，共军在黄河渡口搭有浮桥，确有渡黄河北窜之图，望弟在胶济路北，黄河以南，布以兵力，务求歼之于黄河南岸，毋使逃窜，事关重大，机不可失……”

　　王耀武根据情报和在鲁南被俘释放回来的原二十六师的军官所说，华东野战军十分强大，士气非常高昂，因而判断陈诚的部署是冒险而不可取的，蒋介石所说解放军已在黄河搭浮桥准备北渡，定是解放军为迷惑敌方制造的假象。而且事实上王耀武手下也抽不出两个军和一个师来，于是，他接连去电和派人向蒋介石、陈诚据情陈述建议，但不为采纳。最后陈诚电令中竟毫不客气地说：“对全国情况有所不知，速即遵照前令执行，无庸再渎……”蒋介石唯恐王耀武不按指示投入兵力，还用电话严加督令。王耀武明知军令难违，乃决定调兵遣将组织前线指挥所，令第二“绥靖”区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为指挥官。

　　限2月14日到博山至莱芜一线，令第二处长陶富业为参谋长，令第四处长吴迪基率一个保安团和章邱县自卫团协助第十二军的工兵部队抢修自明水经吐丝口到莱芜的公路，以保证补给畅通，并令新三十六师曹振铎负责保护此线路的安全。急调第四十六军韩练成部由胶东兰村，用火车直运博LU与第十二军霍守义部齐头并进，分别向新泰、莱芜进犯。嗣因第十二军霍守义不听李仙洲指挥，临时易以七十三军韩浚所部，以致迟至2月18日开始行动。当韩浚率十五师、一三九师进入莱芜，韩练成率四十六军向新泰行进途中，同时发现大部解放军活动于他们的侧背。于是七十三军停驻莱芜县城，四十六军驻扎城西山头。19日，七十三军所遣七十七师作为后继部队由博山开赴莱芜途中，即为解放军伏兵全歼，师长田君健被击毙。

　　莱芜全军覆没 济南告急

　　1947年2月19日，解放军在博山、莱芜之间伏击全歼了国民党七十三军七十七师，已进驻莱芜的七十三军及四十六军陷于孤立。21日，新三十六师又被迫退缩到吐丝口东南。莱芜的补给线已全部切断。另据空军侦察，发现有大部解放军数万人，经泰安向肥城运动。王耀武立即考虑到莱芜的补给和济南的安全问题，不得不令李仙洲率四十六、七十三两军迅向吐丝口转移与新三十六师靠拢。同时，派参谋长罗幸理飞南京向蒋介石面报军情。

　　李仙洲接到撤退命令，遂决定于22日行动。但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力主必须整顿一天，即23日开始行动。李仙洲依韩练成意决定23日转移。自22到23日这两天，韩练成紧紧伴随着李仙洲，几乎是寸步不离。李命韩回军部整顿，韩说：“不必。”但到23日临行之际，韩倒说有一个团坚守阵地，他不去撤不下来，岂知他一去就没再回来。韩浚说：“不能等了”，部队这才开拔。李仙洲仍于心不安，一再说：“撤退时闪下个军长也不像话啊!”

　　撤退中李仙洲虽令七十三军与四十六军各抽相当兵力，分作左右侧卫，以保行军安全。但因行动晚了一天，解放军已经调集了足够兵力埋伏在公路两侧山地。当七十三军与四十军大队行进到不利地形时，伏军突出，满山遍野，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左右两侧俯冲下来，居高临下，弹如雨发。行军队伍密集在狭道之中，岂有用武之地?在激烈冲杀后解放军很快就全歼了行进中的6万余人，除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没有随队行动，新三十六师师长曹振铎逃回明水外，自指挥官李仙洲以下所有军、师长及各级官兵，或伤、或亡、或俘，很少幸免。

　　在此情况之下，王耀武在济南心中又怨又疼又怕。怨的是蒋介石、陈诚不采纳他的忠言，疼的是6万大军全被葬送，怕的是济南空城难保。假如解放军乘胜前进直逼济南，那将不堪设想。在万分危急之中，王耀武命令：主动放弃淄博、周村、张店。十二军与绥区特务旅，限在6至24小时内全部陆续集合到省城济南东郊，如违时限，必以违军令论，并严令将所有火车机车全部开至明水以西。

　　王耀武刚刚布置完毕，电话铃响了。原来是蒋介石要来济南。王耀武的汽车刚赶来机场门口，蒋的飞机已在徐徐下降。与蒋同机来的有军务局局长俞济时、参谋次长刘斐。

　　蒋介石这次到济南，未敢进城，在机场开会住宿，明知济南空虚特来视察并布置一切。在检讨莱芜战事失败情况时，王耀武引咎请求处分。第二“绥靖”区参谋长罗幸理却大胆发言，陈述了战前曾两次向总长(陈诚)提请改变出兵新泰、莱芜的建议未被采纳，反而受到“无庸再渎”的申斥等情况。蒋介石问刘斐：“有此事否，何以不予考虑?”刘说：“确有此事，但未采纳，而且我也不同意轻进。只因辞修(陈诚字)坚持，故仍按原定计划进行。”蒋听完之后，把拳头往桌上一击，忿怒地说了一声：“辞修胡闹!”后来陈诚丢掉参谋总长职位，莱芜战役失策即主因之一。

　　周恩来点破莱芜之谜

　　莱芜战役是扭转国共华东战场局势举足轻重的一战，也是解放济南，乃至淮海战役的前奏。国共双方对之皆十分重视，世人对之更是议论纷纷。当时李仙洲、王耀武一直互相埋怨。李仙洲抱怨王耀武遥控过多，时而令其进，时而令其退。王耀武则归罪李仙洲的有失果断，晚撤了一天，延误了战机。难怪他二人均成为俘虏后，在北京再次相见时，还是耿耿于怀，争论不休，甚至连一起学习的杜聿明等也参与评说。然而莱芜之战的实情，还是后来周恩来点破的。

　　1975年国家最后宽释所有在押战犯时，因为黄维的思想仍还有点顽固，周恩来特意电召李仙洲到北京去，让李以黄埔一期同学的关系看望黄维，并以亲身经验与黄谈心，意在帮助黄维解决思想问题。李仙洲初到北京住在京西饭店。周恩来特意让他搬往前门饭店，俾与黄维相近，同时还告诉李仙洲说：“韩练成也住在前门饭店，你们可以见面谈谈莱芜失散的往事，对你也是有帮助的。”李仙洲住在前门饭店的房间正与已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的韩练成的房间对门。

　　韩练成主动到李的住室，一进门就向李仙洲作了一个大揖说：“大哥，我对不起你啊!尤其听到你在吐丝口负伤的消息时，内心十分不安。”李却说：“话不该这么说.我应该谢谢你，若非你，我不是死于疆场，便是跑去台湾，怎还能得与老师周总理相见。”后经数次长谈，李对莱芜的事情方始恍然，从而对韩练成的怨尤顿即释然，对自身的失败也就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

　　原来韩练成既不是黄埔军校出身，也不是国民党中央军嫡系。西安事变时，他正驻军西北，是一名营长。他目睹中共军队的优良作风，又受到西安事变的影响，早巳萌发了进步思想，并曾亲受过周恩来的教诲启迪。他涉足白崇禧的广西桂军还是周恩来的间接引介。在他1946年率国民党四十六军调至青岛驻军时，即与中共华东野战军有了联系。及至调到淄博向莱芜、新泰进犯时，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即亲自派出两名地下工作者驻进四十六军军部，专作韩练成与陈毅的直接联络工作，其中一人就是后来的中央军委总政联络部部长杨斯德。因而在四十六军进入莱芜之后，凡国民党四十六军、七十三军的一举一动，解放军方面无不了如指掌。

　　至于在1947年2月22日至2月23日韩练成既坚持把撤军行动推迟一天，而又迷惑和纠缠着李仙洲不放，正是为了给解放军留出调遣军队布置途中夹击、吐丝口聚歼的时间。四十六军、七十三军撤退时所以找不到韩练成，是因其时韩已去华东野战军面见陈毅。嗣经陈毅面授机宜，又派一名得力干部将装扮成商人的韩练成，安全地送回蒋管区。韩练成经徐州至南京面见陈诚，又经陈诚引见蒋介石，他谎称自己是率一营兵力冲出解放区的。蒋介石、陈诚二人信以为真，除对韩练成慰勉有加外，还许诺为之重建四十六军，仍以韩为军长;并大骂李仙洲指挥无能。搞清这一真相之前，王耀武已经病逝，他始终没有明白莱芜一役是怎么垮的。

　　孟良崮惨败 七十四师重建

　　莱芜战役国民党军队被歼6万余众，山东战场形势顿然发生变化。国民党军渐现颓势，王耀武在军事指挥上已经捉襟见肘，顾东顾不了西。1948年3月间，周村、张店、淄川、博山先后解放。整编三十二师周庆祥部、交警总队和第十督察专员区的保安部队旋被全歼。紧接着4月27日潍县亦被解放，整编四十五师陈金城部与整编十二师一个旅以及八区专员张天佐的保安师、十四区专员张景月驻守昌东的保安部队同时全部被歼，张天佐自杀，陈金城被俘。济南立即陷于孤立。当时王耀武虽知大势已去，尚能镇定自持。而孟良崮惨败，整编七十四师被歼、张灵甫战死的消息传来，他不由得大惊失色。

　　孟良崮不属第二“绥靖”区序列，与王耀武似无关联。然而整编七十四师(原七十四军)和整编八十三师(原一OO军)都是王耀武带起来的基本队伍，官兵全是跟随他多年的下属。所以在张灵甫等战死，李天霞以驰援不力交付军法审处的时候，王耀武为之精神沮丧、寝食不安。蒋介石也深谙个中奥秘，故给王耀武写了封亲笔信，安慰说：“……灵甫之死，乃中国陆军之损失也，闻之心痛。七十四军原弟建军，为保持七十四军之特殊军风，必须重建，希速就七十四军原有人员中选荐一优秀人员继任整编师长。”

　　于是王耀武召集原七十四军的主要骨干郑希冉、吴鸢、龙书云等人，连夜计议。他说：“老先生(指蒋)现如此关顾七十四军，整编七十四师必须重新建好。”第二天清晨便派吴鸢乘专机飞南京，拿着他写给蒋介石的信，面见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一同晋见蒋氏。

　　信中说：“……奉读钧示，甚感校长对张灵甫之眷念与七十四军之关顾。至于整编七十四师师长之继任人选，窃以为四期同学邱维达较为相宜，武任五十一师师长时，灵甫、维达同为我师团长，凡淞沪、南京、上高、长沙、常 (德)衡(阳)诸役，他二人无战不与，俱曾负伤立功，早存‘张勇’、‘邱智’之誉。湘西会战邱任四方面军中将参谋长，雪峰山大捷的作战计划即出自他手。其人才智双备，故敢保荐，是否恰当，敬候钧裁，另列整编七十四师重建后团长以上名单一份并请阅批。”蒋介石当即批令陈诚偕同新任师长邱维达迅赴徐州收容旧部，重建整编七十四师。为了维持整编七十四师一师三旅的编制，王曾与陈诚起了争执，王耀武不惜将他第二“绥靖”区司令部的特务旅投入为整编七十四师五十七旅，以保持一师三旅的编制。而且所有该师的中下级军官全是由第二“绥靖”区所属军官总队和学兵总队编补的。

　　济南孤立 赴京请命

　　昌(乐)、潍(坊)、张(店)、博(山)、周(村)相继解放，济南陷于孤立。王耀武深知，仅凭现有三个整编师和保安团队总共不过11万人的兵力，济南是难以固守的，便于1948年5月15日急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军情，并提建议：中央现无力增援，与其坐受共军以围攻歼灭，莫如主动放弃济南，集兵力于兖州，巩固徐兖防务，以利尔后作战。蒋介石则强调：济南是华北的战略要地，关系济南与青岛的呼应和美援之路，一旦放弃则必冀、鲁、晋三省，胶济、津浦、德石铁路联成一片，华东野战军将更加运用自如，北对平、津、晋、冀，南对徐、蚌、苏、豫、皖，威胁亦将难以遏止，主张必须固守济南。王耀武深切体会“校长”的上情，只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承诺了坚守济南。蒋介石深受感动，最后对王说：已令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督率第二(邱清泉)、十六(孙元良)、十三(李弥)3个兵团17万人作驰援济南的准备。甚至说，必要时他将亲自督战。

　　7月间兖州解放，致济南失去依托。8月间华东野战军主力急剧由豫、苏、皖分头进入山东。王耀武一方面向南京告急，请将其旧属整编八十三师周志道部空运到济，一方面加紧济南的防御部署。他明知华东野战军投入进攻济南的兵力不在20万人以下，但他认为只要把整编八十四师调进，坚守20天定无问题，只要保住飞机场，蒋介石是不会不派空运增援的。

　　他的部署是：整编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为西守备区指挥官，率一五一旅、一六一旅、九十六军独立旅、整编二师的二一一旅、青年教导总队、救民先锋队、保四旅等共21个团的兵力，担负北自洛口、南至八里洼(不含)、西至长清防务，以腊山、周官屯、白马山、兴隆山为主阵地。以整编七十三师师长曹振铎为东守备区指挥官，率十五旅、七十七旅、整编二师的二一三旅、特务旅、保六旅等兵力，担负自黄河泺口至城南八里洼之线的防务。以黄台山、茂岭山、砚池山、千佛山、四里山一带为主阵地。再以八十三师之十九旅、七十四师之五十七旅及一七二团之7个连，共约9个团的兵力为总预备队。以整编二师师长晏子风为指挥官，将五十七旅置于党家庄一带，十九旅置于北蒋山。

　　解放军方面攻城部署：东有许世友、王建安所率之九纵、十三纵、渤海纵队等，西有宋时轮所率之三纵、十纵、鲁中南纵队等，南有新八纵、新十一纵及两广纵队，另有浩浩荡荡的支前民兵齐向济南推进，气势凶猛，锐不可当。王耀武于9月14日急飞南京报告军情，经蒋介石批准急速空运整编七十四师增防济南，并指令刘峙、杜聿明于济南受攻之日寸，立即按原计划率3个兵团向华东野战军进攻，驰援济南。

　　济南初战失利

　　1948年9月15日，王耀武匆匆飞回济南。长清附近已发现大队解放军东进，胶济路两侧亦有渤海纵队、九纵和山东兵团由龙山以东向西推进，城南山区十三纵与鲁中南纵队也正向北挺进。王耀武认为济南东南多山，近郊有茂陵、砚池两山作屏障，设有坚固工事，易守难攻，解放军主攻必在长清至张庄飞机场一线，依此判断，立即动用了总预备队，令晏子风率十九旅、五十七旅向古城迤西增援，策应长清。

　　9月17日凌晨，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急用重炮猛轰茂陵山、砚池山阵地，以步兵迭番强攻，以敢死队轰炸碉堡，经一昼夜激战，首先攻下茂陵、砚池两山。茂陵、砚池两山是居高临下俯瞰济南全城的制高点，解放军首先攻下，大出王耀武意外。为夺回制高点，他将十九旅由西线调回，与七十三师在空军和坦克配合下多次反攻，付出数名团长的伤亡，无数士兵的牺牲，终于无济于事。不得不退守近在城垣不足三里之马家庄。解放军乘胜猛攻，士气越打越旺，守军十九旅旅长赵尧负伤，官兵伤亡惨重，马家庄阵地失守，19日守军退至城垣，进入巷战。此时王耀武犹寄希望于七十四师空运济南，而解放军的炮火已经控制机场。

　　肘腋一变 经营徒劳

　　茂陵、砚池两山失陷之后，王耀武犹思凭借外城坚固工事和西防守区北自黄河南岸之北店子、古城、杜家庙南至崮山之第一道防线，与北自吴家堡、大饮马庄、腊山、陡沟桥，南至党家庄之第二道防线，及北自匡山、白马山至兴隆山之第三道防线，作殊死抵抗。岂料19日晚，西守备区指挥官吴化文率第九十六军第八十四师撤离防地。迨吴部团长王玉臣向王耀武报告，方知吴已率部起义。这是王耀武万万料想不到的肘腋之变。于是令参谋长罗幸理率第二“绥靖”区全部人员迁至内城省政府内，他本人径至四里山二一三旅驻地，一方面电请南京、徐州支援，一方面变更部署。将特务旅、保安部队、七十三师、十九旅、二一三旅等调近市区配置于内城、外城;将西守备区的二一一旅配置于商埠地带;以空运到济的一七二团固守邮政大楼。

　　自19日至21日，西郊辛庄营房、十二马路、齐鲁大学均在激战;外城、石桥、永绥门、林祥门、普利门、永镇门、小北门、新建门、中山门、永固门、永靖门均在反复争夺之中。22日省政府大院已入解放军炮兵射程之内。王耀武乃令参谋长罗幸理等在省政府内指挥战斗。他本人则绕内城巡视一周，分别对七十三师师长曹振铎、七十七旅旅长钱伯英、整二师师长晏子风、十五旅旅长王敬箴面授机宜，并对守城官兵讲了话。最后由大明湖南岸乘船抵北岸北极庙，于北极庙西侧成仁祠设司令官指挥部，与省府参谋长指挥部成犄角之势。23日至24日，外城因伤亡惨重，相继失守。随之解放阁、坤顺门、大西门、老东门等内城据点经血战亦先后失守。巷战开始，逐街逐巷白刃争夺。24日上午，大明湖东、南、西三面湖岸全被解放军占领，仅余大明湖北岸，北极庙迤西、铁公祠迤东，东西不及500米，南北不足100米的狭窄地带，而且全部处于解放军视野之中和步枪射程之内。

　　冲锋出逃 沦为战俘

　　当时形势紧迫，指挥部并末紊乱，王耀武令提前开饭，饭时他一言不发，饭后他手指成仁祠的匾额说：这地方叫成仁祠，前天乘船到此，我一见这三个字，就想到校长(指蒋介石)曾给我们每人一支佩剑，镌有“不成功，便成仁”。今天我们惨败到如此地步，我们应当怎办?作为军人，早已以身许国，这场战争，内有叛逆外无援兵，我们持续了八天八夜.已经尽了责任。此不同于抗日，不必萌发轻生的念头。现在大势已去，到了事不可为的地步，希望大家各自珍重。我身受校长栽培，身负重任，不同于大家，我带一个营突围。徐图后效。校长不是不关心我们，从全局着想，应知他有难处，不应对老先生稍存怨尤。

　　王耀武言毕镇定，神情凝重，官兵无不落泪，王对他们慰勉有加，温存备至，挥手而别。他西行，从铁公祠附近一个地堡中出城，率十五旅高子曰团的一个营。乘解放军意料不及，猛然向城北沼泽地带突围。进至一华里处一个小村庄，伏在一家民房中。及至解放军发觉.他已令该营南撤。他换上便衣，反向解放军问路，急速东逃，从此结束了他30年的戎马生涯。行至周村，犹闻济南枪声未息，传闻已有援兵到济，他曾一度犹豫。西行20余里，及遇西来车马，方悉并无援军，于是重新东行，因而延误了五六小时。行至寿光境内，盘查已严。王入厕大便之际，有一农民见其所用手纸是白细棉纸，不同一般，遂觉可疑，随即提裤追赶，并报公安人员。王耀武自知不免，向盘诘人员要求面见县长。当得知盘诘人员原来就是公安局长时，王干脆承认“我就是王耀武”，自此开始了战俘生涯。

　　晚年生活

　　王耀武在寿光被俘之后，被送往益都解放军军官训练团学习。起初听到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批判，甚感难堪。久之，他揆之自身经历，反思失败的原因，有了新的认识。见到被解放的将领都集聚在那里过新年的时候，他竟写了一副对联“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进来;先出去后出去先后出去。”横幅写的是“全都来了”。解放军渡江之后，他南下苏州继续学习。

　　建国后全国300余名战犯集中到北京地安门战犯管理所学习。他被指定为学习委员，负责全所各组的学习。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隆重宣布特赦第一批战犯时，他与杜聿明、宋希濂、溥仪等10人首批被特赦。后经周恩来提名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他撰写资料、审阅稿件，严肃认真，细致负责。1963至1964年间，他与杜聿明、宋希濂、溥仪等在中南海和颐和园多次受到周恩来和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在参观东北、西北、华东、华中各地工业建设之后，感触极深。尤其到湘赣各省巡礼革命老区时，深悔早年在江西截击方志敏，尾追红军。

　　1964年冬，他与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溥仪等同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1966年冬，他在周恩来关心示意下，经人介绍与北京82中教师吴伯伦结婚，婚后伉俪和谐，晚年生活幸福慰藉。1968年王耀武因病逝世于北京人民医院，享年64岁。198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为他与溥仪、廖耀湘3人补开了追悼会，置骨灰于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