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纵评戴笠：肯为部下向蒋下跪 不准部下结婚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裴毅然   2018-10-06 16:01:34

　　唐纵乃蒋介石贴心侍从，历任要职：侍从室六组组长(负责情报)、政务次长、保密局副局长、警察总署署长。他在日记中多次对其上司戴笠进行评价。

　　唐纵日记对戴笠评价甚高

　　1938年夏，福建省保安处长叶成不买戴笠的账，利用福建省主席陈仪的权力，惩办了戴笠派往福建的军统站长张超，判了死刑。戴笠为出这口气，自然要找叶成算账。但叶成出身黄埔三期、曾任蒋介石侍从副官，也是蒋介石的心腹，再说钩挂着陈仪，蒋介石也两边难摆平。当戴笠找到蒋介石，要求惩办叶成，蒋不同意，戴便下了跪。蒋介石责备他不要人格，要挟领袖。戴笠退出后，写了一份很长的辞职报告，次日递上。蒋不准。后来，胡宗南让叶成去西北当师长，戴笠与叶成的关系才缓和下来。

　　戴笠为部属下跪，其属员认为戴勇于任事，敢挑担子，十分感动。唐纵评道：“跪恳的事，谁能做，非有人所不能的精神，谁肯如此做。”(《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75页。)

　　戴笠之所以得到蒋介石的绝对信任，也确实有点绝招。如他夫人死后不再迎娶，情人亦仅一胡蝶。更绝的是他不允许部下结婚，戴氏名言：“针不能两头尖”，意谓必须一心一意服务党国事业，不受家室拖累。其部属唐纵评曰：“雨农(戴笠字雨农)不主张部下结婚，也不主张孝亲，未免太偏，而且失之情理，因此引起部下不少反感。但是在人多为家室奴役的条件下，这个见解是有相当理由的。”不少女军统为此苦恼不已，常醉酒哭泣。包括一些大特务想结婚都不敢提出申请。“他只知道要人为他卖力，而抹杀人类生存欲望。”(《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298页、第336～337页。)

　　1946年3月17日，戴笠上午十时由青岛乘航委会222号运输机飞南京，下午一时到达南京上空，因天气不佳，有雷阵雨，无法正常着陆。戴笠之所以去青岛，说是为了接影星胡蝶一同赴沪。当时，南京明故宫机场打开导航台，引导222号机进行穿云下降。如不行，改飞上海或济南。但因上海、济南天气也不好，222号只好在南京再作穿云下降。但222号运输机在云雾中失去方向，与地面联系困难，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雷雨中，三次下降都越过机场，无法着陆，最后一次下降时偏飞至江宁县。下午1时6分，222号电讯联络突然中断，地面多次呼叫也听不见222号的讯号。高度只有200米的板桥镇戴山，成为戴笠的葬身之地。

　　222号机撞山后着火爆炸，残骸四处飞溅，有的被雨水冲走，机上11人(机组4人，乘客7人)全部摔死，主要随员有军统局人事处长龚仙舫。又经过大雨的冲刷，尸体被冲到沟内和山脚下的小庙旁，尸体被发现时，大都肢体不全，个个焦黑。222号的机翼和机身均已烧毁，只留下一截飞机尾巴，仍可看清尾部编号“222”。飞机失事以后，大雨不停，尸体在大雨中泡冲数天才被发现，随即雇人整理，埋葬于南京灵谷寺烈士公墓。

　　222号运输机之所以失事，主要是飞行员张远仁技术问题。他听说有飞沪任务，当时上海的黄金美钞生意正大有赚头，他捞钱心切，向队长送礼，一再要求派任。张远仁与队长同住一院，关系本来就不错，但队长因张飞行技术不高，有所犹豫。张巧言道：“主要替队长赚钱，请队长也出些本钱，一定能赚回大钱。”于是队长动了心，两人在222号起飞前，连夜准备，翌晨赶到机场，以队长命令将原飞行员换下。

　　这位原飞行员事后分析：从正副驾驶员张远仁和冯俊忠的飞行技术来分析，一般气候条件下是没有问题的，尤其冯俊忠年龄较长，飞行经验丰富，完全能够胜任。但他们都是在日式飞行训练中培养出来的，缺乏科学头脑和先进技术训练，尤其对利用无线电波、罗盘及单凭听觉的定向盲飞，全未学过。张远仁只是学过初步的穿云下降理论，毫无实践经验。冯俊忠是广东航校的老前辈，经验飞行很出色，但一遇到要使用仪表、电波、无线电等设备，就有困难了。因此一遇到恶劣气候，缺乏应变能力，这是这次空难的必然性因素。作为空运队长本应有所预料，但他为牟取暴利，心怀侥幸，违反飞行纪律，滥用权力取消原飞行技术方案，此乃事故主因。222号专机失事，实为国民党空军史之丑闻，当时不可能披露真相。

　　1946年3月21日，唐纵在戴老板升天后，在日记中对戴氏盖棺定论：“雨农兄英明果断，机智过人，勇于任事，不辞劳怨，十四年来艰苦奋斗，不遑宁息;对领袖忠诚无间，对朋友热情可亲，处事敏疾神速，约束部下森严可畏，有忍人之心，行忍人之政;在生活方面待人过严，待己过宽，过世人所最诟病;做事无计划，视其需要者而为之，故其部下莫知所从;其成功处在能选择重点，以集中之精力、最大之财力办理一事，无顾忌无畏葸!”(《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601页。)

　　唐纵其人

　　唐纵日记乃绝对私密性记述，连老婆都不让看的，军统高层人士都知道唐纵的日记很“精彩”，沈醉在其文章《唐纵其人》中曾回忆说，一次趁唐不在家，(沈醉)“曾好奇地问他老婆，是不是看到过唐每天写的日记，不料此话一出，她马上表现出很气愤的样子，对我大发牢骚，说他写的日记谁也不准看，他们结婚十多年，多次想看看他的那些宝贝日记，都被拒绝了，吵过好几回也没有让她看。”

　　李锐先生评唐纵：“可以看出这个人生活严谨，工作也认真踏实，深得蒋介石器重。”唐纵的眼光也确实老辣，1942年8月，不到39岁的他在日记中进行一周反省，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当今之世，欲求闻达，行不由径者滔滔皆是，兹就其所知者列单于下：

　　一、品格高尚为人赞扬，但攫权得势者多为小有才智，恭顺权贵，为权贵所赏识提携。

　　二、学识渊博为人称道，但踞高位者，多为善权术长机智，应变有方，处事圆滑之人。

　　三、对上要善承意旨，不可自作主张，上之所欲者集全力为之，上之所恶者竭力避免，是非曲直不必计及，信任第一，是非其次。

　　四、对同僚，应酬可以换取同情，同情即是友谊的保障，一切过失误会，皆可消释。

　　五、对下操纵在手牵制得法，苛刻严峻，反为当权者得意之作，宽恕仅为儒生之谈助。(《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299页。)

　　由此，我们可以部分见出唐纵之为人，而他在绝对私密性的日记中对戴笠的评价则显示出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