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北洋海军官兵存"必死""怯战"等不良心态
来源：人民网-军事频道   2022-06-09 17:05:01

　　2000年，海外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孔祥吉先生在国内一家著名刊物发表了《甲午战争北洋水师上层人物的心态——营务处总办罗禄家书解读》一文，认为北洋海军甲午战败与北洋海军领导层的心态存在直接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并由此开启了关于北洋海军官兵心理活动的研究。这是一个极富价值的研究视角，因为无论战争的形式和样态如何变化，所有的战略战术都要靠指战员们实施。所以他们心理活动尤其是心理素质与精神状态自然与战争和战斗进程休戚相关，具体到甲午战争，问题显然就是北洋将领们在怎样的心态下出现能战不战、一战即溃、自杀殉职等相互交织的奇特现象的。但是，除了孔文，笔者尚未见到“接着说”的研究，便不揣冒昧，拟从甲午战前(普通军官和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两个层次)和甲午战中两个大阶段分析北洋海军的军官心态。

　　众生一相：战前北洋海军军官家书充斥“必死”心态

　　北洋海军是整建制的近代海军，官兵尤其是军官的文化素质普遍较高，海军的军种性质又使得他们不能长时间陪伴家人，平时基本上都靠鸿雁传书与家人联系。正因为是个人私密家书，各级军官尤其是中下层军官得以在其中尽诉衷肠，充分展现他们最真实的精神状态和内心活动。人们透过这些家书中“战死”、“备死”等字眼，同时也从军官们前赴后继以身殉国的壮举中，认为很多北洋海军军官是抱定为国捐躯的心理而投入战斗的，目前来看，这很可能是后人的一种误解甚至是曲解。厘清这种误解并不有损于英雄的形象(作为军人，无论在什么样的心理活动中，战死沙场以身殉国都是英勇的表现)，而是为了让后人更深刻地理解战争与人性的复杂。

　　丰岛海战打响前，“经远”舰驾驶二副陈京莹(在甲午海战中牺牲)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陆战中国可操八成必胜之权，盖中国兵多，且陆路能通，可陆续接济;但海战只操三成之权，盖日本战舰较多，中国只有北洋数舰可供海战，而南洋及各省差船，不特无操练，且船如玻璃也。况近年泰西军械，日异月新，愈出愈奇，灵捷猛烈，巧夺天功(工)，不能一试。两军交战，必致两败;即胜者十不余三，若海战更有甚焉。所以近年英与俄、德与法，因旧衅两将开战，终不敢一试也。北洋员弁人等，明知时势，且想马江前车，均战战兢兢，然素受爵禄，莫能退避，惟备死而”。驾驶二副属于北洋海军的中层军官，很难说掌握整个北洋海军的战斗力情况，而且日后的战局也证明了陈京莹对陆战有八成胜算的预测纯属臆想，但从他信中的上下文分析，他的“备死”实际上就是“等死”。这种未战就先言死的心态不仅陈京莹独有。“扬威”副管轮郑文恒(在甲午海战中牺牲)在给其兄长郑彬候的信中写道：“甲申中法之役，‘扬威’本拟赴台澎，与法决战，旋复转赴朝鲜防御。吾已自分殁于战事，乃复视人间，距今十稔。此次临敌，决死无疑。”仗还没打，就已将十年前的中法战争惨败作为先例，这既是与敌决一死战的坚强决心，也是对战争结局和个人生命悲观的心态。

　　下层军官的心态同样如此。北洋海军“济远”见习军官黄承勋(在甲午海战中牺牲)战前与人在刘公岛喝酒时，喝着喝着突然悲从中来，对交情不错的关姓军医说道：“此行必死，他日骸骨得归，为君是赖，莫逆之交，爰以敦托。”把一同喝酒的人吓了一跳，赶紧岔开了话题。

　　著名女作家冰心的父亲谢葆璋时任与陈京莹同级别的“来远”舰二副，作为海军军属，她也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甲午战争爆发后，因为海军里福州人很多，阵亡的也不少，因此我们住的这条街上，今天是这家糊上了白纸的门联，明天又是那家糊上了白纸门联。母亲感到这副白纸门联，总有一天会糊到我们家的门上!”军官和军属们的心态足见一斑。在众生一相的“必死”心态中，北洋海军官兵是战、是和、是降、是自杀，都很难说不与这种心态颇有关联。

　　消极避战：“一把手”丁汝昌战前的“躲闪”心态

　　人们对丁汝昌在甲午战争期间的表现一直存有争议。其中，对他主战还是主和的争论最大。实际上，丁汝昌虽是北洋海军的“一把手”主官，守土有责，但战争尤其是国际战争从来不是仅由一支军队的个别将领所主导的，指挥官更多地只是战略或政略的具体执行者和落实者，因此，只有真正弄清指挥官的实际表现与其心理活动之间的具体关联，才能更完整地判断其言行举动。丁汝昌在战前曾给人写过一封书信提及：“师船计陆兵大队开动，有明战之命即选锐向机，或占据，或雕剿，必协力为助。就目前两势相衡，我不过船炮力数较单少耳。若以人力相衡，水军以一抵三，陆军则力复有溢，是素所深察确凿不移之势。纵彼器精利，我但于冲锋时运以巧计，断以果力，过此则不难所向披靡，并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从中，人们确实可以认为丁汝昌在甲午战前确在整军备战，但遗憾的是丁汝昌的真实心态远非如此。

　　1893年底，朝鲜半岛局势急剧恶化，中日随时有爆发战争的可能。但身为北洋海军提督的丁汝昌，在离丰岛海战不足一个月的6月28日(农历五月二十五日)却给书法家鲁芝友写了这么一封信：“威海新建公所，四壁微有点缀，然绝少名贵伟丽之观，未足以资润色。若荷惠赐单款翰宝数幅，增绚花厅，益恋人流览矣”。战斗在即，作为北洋海军“一把手”的丁汝昌，他不仅没有指挥上下投入紧张的战备，反而在为一个“会所”的装修向友人索要字画。这委实令人匪夷所思!当然，这只是清廷上下大小官吏骄奢淫逸的一个缩影，丁汝昌绝不是一个孤例。将帅有个人情趣爱好理论上与战局无关，但丁汝昌统帅北洋海军期间，又与李鸿章有着密切关系，他的一举一行都与其心态有着直接联系。

　　根据孔祥吉的研究，“北洋上下弥漫着消极备战，积极求和的气氛”。丰岛海战爆发前几天，李鸿章曾电令丁汝昌带军出巡，同时强调要见机行事以保全坚船为妥。丁汝昌当然了解李鸿章的真实意图，便在回电中称：“惟船少力单，彼先开炮，必致吃亏，昌惟有相机而行。倘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而已……牙山在汉江内口，无可游巡，大队到，彼倭必开仗，白天惟有力拼，倘夜间暗算，猝不及防，只听天意，希速训示”。李鸿章随即电令：“暂用不著汝大队去。将来俄拟派兵船，届时或令汝随同观战，稍壮胆气。‘扬威’可即调回”。显然，丁汝昌正是通过揣摩李鸿章的心理，成功得到了取消巡游的命令。其实，甲午战前丁汝昌的一些请战电报，实际上也是婉转表达退回威海卫以自固的深意。而此举致使北洋官兵在初战丰岛中不仅得不到援助，还损失了“广乙”、“操江”、“高升”等数艘战船和近千名陆军官兵。最高指挥官的心态尚且如此，还能指望北洋舰队在残酷的中日海战中能有多大作为?

　　无心恋战：海军将领群体战时的怯战心态

　　著名甲午战争研究学者戚其章先生生前曾撰文指出：“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打赢，中国打败，绝非偶然的因素在起作用。战争的胜负，不仅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而且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即制定了以夺取制海权为目标及海陆统筹兼顾的战略方针，对其获得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相反，中国海军却采取消极防御方针，自动把制海权让与敌人，以致在丰岛海战后错过了许多采取攻势的好机会;黄海海战后又慌乱无计，坐视日军从花园口登陆以陷旅顺;后来被迫采取以威海基地为依托的海口防御方针，但在陆上后路全无保障的情况下，也只能走向失败。”此乃不刊之论!而北洋海军的消极行动正是与将领群体的怯战心态有着极大的关联。

　　1894年9月17日，北洋舰队在护送军队赴朝的途中与日本联合舰队遭遇，双方在大东沟发生激战。数小时激战后，北洋舰队虽重创“松岛”、“西京丸”等日舰，但己方却损失了“超勇”、“扬威”、“致远”、“经远”、“广甲”共5艘主力舰，损失程度远超日军。并且在战斗的关键时刻发生了“济远”、“广甲”的临阵脱逃事件。“至管带济远铁舰之方伯谦，即七月间护送高升运船至牙山，途遇日舰，匿铁甲最厚舱中，继遭日炮毁其舵，竟高悬白旗，下悬日旗，逃回旅顺口者也……两阵甫交，方伯谦先挂本船已受重伤之旗以告水师提督;旋因图遁之故，亦被日船划出圈外。致、经两船，与日船苦战，方伯谦置而不顾，茫茫如丧家之犬……”更不可思议的是，方伯谦为了逃命还撞上已搁浅的“扬威”舰，使其进入沉海。“镇远”舰美籍雇员马吉芬也回忆黄海海战时，“管舵之福州人，隐身于右舷挡炮铁牌之后，面白如纸。及日舰第二弹至，船身大震，管舵人已不知所之……乃见总兵林泰曾匍匐而口求佛佑。林，官也，全船之司命也，乃胆小如鼠，效乳臭小儿之啼哭，偾事必矣，不觉浩叹。”北洋海军将领的怯战堪称海战史上的奇葩!

　　自黄海海战到旅顺失守，丁汝昌不仅没有指挥快速整修受伤舰只，就连最要紧的出海巡防以备日军登陆一事，都几乎没有任何举动。直到10月20日，日舰已在荣成附近探测水位了，丁汝昌才在李鸿章的一再严饬下率领六船、两雷艇到石岛一带游弋，结果自然是无功而返。10月24日，日本第一军渡鸭绿江入侵，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拟攻旅大，丁汝昌在李鸿章的严令下率舰出巡大连湾一带，并表态说：“此行遇敌，惟有督率将士，尽力死拼，第船少械亏，胜负未敢计”。不久，丁汝昌再在给友人的信中表达了这种绝望的心态：“寇烽日逼，军壮绝少转机。海军东沟一战，船力本已单钝，猝减其四。致、经两船尤多干勇之士，悉就沦亡……虽倭船同有沉失，而折我致、经两号上战之舰，殒我邓君万夫雄特之将。飘纵倭氛，未能一鼓歼绝，痛棘于心，伊谁为助?……现惟缮此烬余，竭此衰驱，效命以报，或济或否，亦复不遑深计也……贱驱腿伤未平，事非身先更有难测”。

　　这种对战事绝望的心态，当然不只丁汝昌一人。林泰曾服毒身亡后，丁汝昌在电文辩解道：“至林镇泰曾何故遽尔轻生，严询该船员弁，据称该镇素日谨慎，今因海军首重铁舰，时局方棘，巨船受伤，辜负国恩，难对上宪。又恐外人不察，动谓畏葸故伤，退缩规避，罪重恶名，故痛不欲生，服毒自尽”。李鸿章似乎预料到丁汝昌会这么说，便先于丁对此事定了性：“林泰曾向来胆小，想因疏忽，内疚轻生”。林泰曾的死与性格上的懦弱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但越是胆小的人往往越不敢选择自杀，而且“镇远”舰虽受伤但未觉，林泰曾还可以继续在新的岗位战斗御侮，他却一死了之来回避一切，这恰恰表明林对未来的战事已丧失了所有的信心。

　　林泰曾的自杀，对丁汝昌刺激极大，他在给龚鲁卿的信中写道：“林镇于十八夜情急吞烟自尽，指臂不良，一直于此，可复奈何!心情恶劣，至斯已极。而回思旅防杂沓，尤至竟夕不寐”。他还特地请6个木匠打制了棺材，丁本人甚至还躺进去试了试大小，并给每个木匠两块钱的赏金。由此，我们也就不难想像为什么丁汝昌自退守威海直至全军覆没都没有亲自率舰出海巡防的原因了。当日军在荣成登陆，拟攻威海卫北洋海军基地时，清廷及李鸿章一再要求出海巡剿，而北洋海军将领们却再三表示：“除死守外，别无策……惟有船没人尽而已”，从而一味龟缩港内，直到腹背受敌，最后或以自杀方式结束生命，或将军舰拱手投降。

　　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的覆灭深刻地启示了我们，指挥员的心态事关战略战术的选择，有积极向上的心态，往往就会选准时机主动出击;反之，如果任由绝望、胆怯、怕死等充斥内心，则必然要坐失良机直至一败涂地。因此，加强战役战斗中军官心态问题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