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提要】
沈葆桢在台任职一年有余,推动台湾实现了从军事防御到制度建设的跃迁。政治上强化主权归属,经济上推动开放垦殖,文化上促进民族融合,防务上构建立体防线,为后来刘铭传治台及台湾建省提供了重要借鉴。
▲沈葆桢
沈葆桢(1820-1879),字幼丹,又字翰宇,福建侯官(今福州)人,系林则徐外甥,深受林则徐爱国思想的影响。沈葆桢在处理日军侵台事件中展现出卓越才能,之后推动台湾全面建设和治理,成为近代台湾发展的奠基人。
临危受命
1871年,琉球宫古岛船民因海难漂流至台湾南部八瑶湾,有人遭高士佛、牡丹两社人误杀,剩余的人经清朝地方官员救助返回琉球。1874年,日本以“牡丹社事件”为借口,声称“保护属民”,悍然出兵入侵台湾琅峤(今恒春),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由于沈葆桢素有威望、熟悉洋务,他被认为是处理台防事务的最佳人选,于是清廷在知悉事件发生后紧急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全权处理台防事务。社会各界对此期待很高,反应也颇为热烈。4月13日《申报》刊发社论《闻沈钦使将往台湾论》:“兹闻朝廷简任沈钦使,不但为得人之庆,且可规久远之模。诚以沈钦使籍隶八闽,督办船政,民情风土,易以周知。况乡党众口交推,中外华洋共信,宏才卓识,闻望声名,诚尤绝乎寰区,超迈于瀛海矣。此次果能前赴,不难迅奏肤功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惟期简任沈公,庶同我太平、保我疆土为亿万年有道之长基,岂不懿哉!”
赴台之前,沈葆桢以福建船政大臣的身份,会同闽浙总督兼署福建巡抚李鹤年以及福州将军文煜联名上奏,迅速制定“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才、通消息”的方略。“联外交”是指拟照会西方各国领事,令各国公评日本举兵侵犯台湾的实情;“储利器”是指购置铁甲船以及洋枪、洋煤、火药等军备以守护台湾;“储人才”是指调提督罗大春、前署台湾道黎兆棠、吏部主事梁鸣谦等,偕同日意格赴台;“通消息”指拟铺设福州至厦门陆路、厦门至台湾水路电线。此四大方略形成了立体防御的布局,之后沈葆桢赴台湾部署防务。
抵御日军侵台
军事布防是紧急要务。沈葆桢抵达台南后,以安平为指挥中枢,修建炮台、调集兵力。他整合楚勇、粤勇等地方武装,扩充军队。同时,他强化南北防线:南路由总兵张其光率洋枪队扼守凤山、东港,与日军正面对峙;北路则于基隆、沪尾修筑炮台,防范日军增援。为提升战力,沈葆桢力主购买铁甲舰,并调派淮军精锐入台。至1874年秋,铭军、武毅军等6500名淮军进驻,对日军形成威慑。外交博弈也是重要手段。面对清军严密布防,日军陷入孤立。1874年8月,日本全权大臣大久保利通来华谈判,沈葆桢顺应民心、部署兵勇,一面坚持台湾主权,一面施压备战,配合清廷外交周旋,最终双方签订《北京专条》。条约明确宣示台湾主权属中国,挫败了日本吞并台湾的野心。1874年底,日军撤离琅峤,沈葆桢派兵接管了台湾防务,台湾危机暂时解除。
促进台湾近代化
日军撤退之后,沈葆桢意识到台湾的地理位置虽说“海外孤悬”,却是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奉天等“七省门户”,唯有全面开发建设方能固守疆土。1874年11月,他在《请移驻巡抚折》中写道:“台地之所谓善后,即台地之所谓创始也。”他的“善后即创始”理念,推动了一系列革新政策,开启台湾近代化进程。
其一,提议移驻巡抚,强化行政统筹。沈葆桢深刻了解以往台湾治理的种种弊端,如行政区划粗疏,山前山后隔绝,吏治腐败,防务空虚等。面对行政机构松散、管理低效的问题,他在《请移驻巡抚折》中指出:“宜仿江苏巡抚分驻苏州之例,移福建巡抚驻台,而后一举而数善备。”他主张仿江苏例以巡抚统筹台政,“事权归一”,解决“重洋远隔、事权牵制”的弊端。清廷虽未全盘采纳,但最终批准巡抚轮驻,“冬春驻台,夏秋驻省”,确立台湾与福建“互为表里”的管理体制,初步实现了行政统合。同时他调整行政区划,将清初“一府三县”扩展为“二府八县四厅”,新设台北府、恒春县等,强化对山地与沿海的控制,奠定现代台湾行政格局基础。台北府的设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基隆、沪尾等北部港口崛起,商贸渐趋发达,由此产生的文教、诉讼等政务也逐渐增多,可得就近处理。设立台北府这一重大举措,实现了由“重南轻北”到“南北平衡”的格局转化。
其二,实施开禁招垦,破除长期桎梏。清初康熙统一台湾之后为防备郑氏集团旧部,下达了三条禁令,严令禁止大陆民众携眷渡台,导致台湾人口凋敝、经济滞后。沈葆桢力陈禁令之弊,奏请全面开禁。他在《台地后山请开旧禁折》中写道:“因思全台后山除番社外,无非旷土……有可耕之地,而无入耕之民……今欲开山不先招垦,则路虽通而仍塞;欲招垦不先开禁,则民裹足而不前。”1875年,清廷废除了渡台限制,于厦门、汕头、香港设招垦局,提供免费渡船、口粮、农具、耕牛、种子等优惠政策,吸引鼓励闽粤移民拓垦台东、恒春等地。短短二十年,台东从一片蛮荒之地发展为初具街市规模的垦区,人口与农业产值显著提升。
其三,施行开山抚“番”,打通治理屏障。台湾山地众多,山地居民分为“生番”“熟番”和“屯番”。清周钟瑄所修《诸罗县志》指出:“内附输饷者曰熟番,未服教化者曰生番或野番。”“熟番”接近汉人、纳粮当差,能接受清政府的管辖,而“生番”居住于深山老林与汉人长期隔阂。沈葆桢摒弃清廷“划界封禁”的消极政策,提出“开山与抚番相辅而行”。他调驻台官兵分南、北、中三路开凿道路:南路有二支,一支自凤山至卑南,另一支自射寮至卑南;北路自苏澳至岐莱;中路自彰化至璞石阁。沿途筑碉堡、设驿站、兴水利,并将招垦与教化结合。针对台湾少数民族,他推行“选土目、查‘番’户、定‘番’业、通语言、禁仇杀、教耕稼、修道途、给茶盐、易冠服、设‘番’学、变风俗”等政策。
其四,大力兴办教育,提升百姓素质。沈葆桢在台湾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立“番塾”,教授汉语与农耕技术,促进了汉“番”融合。变更社名以求移风易俗,如将竹坑社、本武社、草山社和内外狮头社,分别更名为永平社、永福社、永安社和永化社。沈葆桢还仿照《三字经》体例亲自编写了《训番俚言》,采用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形式,供少数民族学习文化。至1875年,招抚“番”社78个,汉“番”冲突大幅减少。为了向台湾百姓提倡忠义,沈葆桢还曾上《请建明延平王祠折》,后来还为延平王祠题写楹联:“石井满腔血,瀛台寸草春。”“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
其五,完成产业振兴,迈向近代经济。沈葆桢十分重视矿产资源开发,力推基隆煤矿走向近代化。他奏请减免煤税,引进英国钻探设备,使台煤产量跃升,刺激推动了地方经济。此外,他探查石油矿藏,聘用美国工程师勘采,虽因客观原因未完成使命,但开启了台湾近代工矿业先河。此外,他鼓励发展樟脑、茶叶等产业,推动商品经济萌芽。军事上,沈葆桢推动基隆、沪尾、旗后等炮台建设,构建沿海防御链。他于琅峤、安平等地兴办兵工厂,强化了自主防务能力。
综上所述,沈葆桢的行政改革打破了彼时台湾的封闭与边缘状态,将其纳入国家整体防务与发展战略。沈葆桢的实践不仅是晚清洋务运动在台湾的延伸,更是中国近代边疆治理的一次成功探索,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团结报》2025年7月17日第6版 作者:李湖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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