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期间的日本间谍石川伍一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8-11-21 17:09:22

　　清政府将日本奸细石川五(伍)一正法的谕旨

　　甲午之战留给国人的教训之一，是日本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全方位地开展谍报活动，获取大量中国情报。“凡我之动静彼皆洞悉无遗，甚或暗中为之接应，为之向导，故彼攻击调度每合机宜，我仅多受其制”。在日本的谍报活动中，石川伍一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间谍。

　　石川伍一，又名义仓告，幼入私塾，后入兴亚学校专攻中文。18岁时来华为日本海军搜集情报，加入设在湖北汉口的日本间谍机构乐善堂，受命到中国西南地区调查。后石川伍一来到天津担任日本驻华武官关文炳的助手，在蒙古、陕西西安、河南洛阳等地刺探军情。关文炳死后，石川伍一又配合其继任者井上敏夫，收集黄海的重要军港及航道的水文资料，为日军侵略行动提供了重要情报。日本出版的《名人录》是这样介绍石川伍一的:“石川伍一，间谍……受命赴中国活动，到过蒙古边境一带。中日战争中在华积极活动。”据受雇于日本信义洋行的德国人透露：“有一倭人久住塘沽。此倭人才具甚大，华英德法言语俱能精通，看其与他人言论间……并随时用铅笔注载……‘爱仁’‘飞鲸’‘高升’船载若干兵、若干饷、何人护送、赴何口岸，该倭人无不了彻于胸。”所言正是石川伍一。

　　在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对日本的谍报活动还是有所警觉的。1894年7月4日，吏科给事中余联沅上书：“当此兵衅既开，难免不勾结内地奸民为之侦探机密……倭人则概行监禁，汉奸则立即正法。”13日，他再次上奏：“拟再请旨，饬令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认真稽查，如有形迹可疑之人，一体严拿就办。”15日，盛京将军裕禄接到总理衙门咨文：“倭人在津日派奸细二三十人，或改装剃发潜往各处窥探军情……所有沿海沿江及内地各省倭人足迹能到之地，均应一体访缉。”18日，工部尚书怀塔布为“现值倭夷构衅之际，盘诘奸宄允为当务之急”，请严密稽查防范京城火药局。29日，刑部郎中陆学源呈文说：“请严饬各海疆大臣密访奸细，以备不虞。”凡此种种，但面对日本谍报活动的无孔不入，清政府方面显然没有应对的能力。

　　丰岛海战后，日本组织撤退其在华侨民，石川伍一奉命继续潜伏，“留探军情”。在天津期间，石川伍一“冒广东人、薙发，穿中国衣服”，以紫竹林松昌洋行职员的身份为掩护，成功收买了天津军械局的书办刘树芬(也称刘芬)等人。8月4日，石川伍一住进了刘树芬家，并在当天被捕。据石川伍一交代，其“自光绪九年(1883年)即在北京、天津等处往来”，住在刘树芬家。“刘树芬已将各军营枪炮刀矛、火药弹子数目清册，又将军械所东局海光寺各局置造子药每天多少、现存多少底册，均于正月底照抄一分(份)”。并且招募了汉奸，其领导“神大人”“在裕太饭馆请中堂亲随之人，并汪小波、于子勤、戴景春、戴姓、刘姓、汪大人、刘树芬等，商议密事，遇有要紧军情，即行飞电”。石川伍一还交代，共事的间谍还有“钟琦，住在紫竹林乐元堂药店，又穆姓在张家口”“又有钟姓一人，由京往山海关，皆穿中国衣服”“又有日本和尚，现在北京，能念中国经，皆说中国话”。而且，石川伍一透露了重要情况：“打电报叫日本打‘高升’船官兵的信，是中堂衙门里送出来的，电是领事府打的。”随后，在刘树芬家中起获炸药及有关文件。据记载，“搜出和信一函，所有‘高升’轮船兵若干、带兵官姓名并所带物件以及青菜若干斤，均详信内”。可见，“高升”号运兵船出海行动确是石川伍一获自天津军械局书办刘树芬并电告日军的。

　　关于“高升”号运兵船还有一种说法。1894年10月8日，余联沅曾具奏折说：“闻天津电报局内倭寇买通一人，每月予以六百金。所以中国军情纤悉皆知，以致‘高升’之覆及大东沟之战倭人皆先得信。消息灵通，实由于此。”姚锡光在《东方兵事记略》中也持此说：“倭人间谍时在津，贿我电报学生某，得我师期，(‘高升’号)适为所截。”日本间谍贿赂清政府电报生、泄露“高升”号运兵船出海日期，后人以此为据，且多持此说。前述已说明，“高升”号运兵船出海日期并非得自天津电报局，而是石川伍一从天津军械局获悉。

　　甲午战争爆发后，美国充当起了“调停人”。石川伍一被捕后，日本多方面请求美国“营救”。8月6日，即石川伍一被捕后的第三天，总理衙门照会回复美国驻华代理公使田复礼：“其安分侨民自当照约保护，而此等奸细不在保护之列，亦必从严惩治，已符公法。”美方则试图进一步辩解：“如遇有日本人在内地做奸细者，即将其就近海口逐其回国。且此办法，已足以惩其做奸细之罪矣。甚望贵王大臣本仁慈之心，不因两国失和于日本人民恨恶而深绝之可也。”表面上美国似乎是出于人道主义希望清政府不要严惩包括石川伍一在内的日本间谍，实则是为日本间谍开脱罪责。

　　石川伍一供词

　　8月13日，石川伍一案引起清政府关注，光绪皇帝震惊之余，严谕“倭人诡谋叵测，亟宜加意严防。著懔遵前旨，一体设法密查，免致混迹为患”，要求严密排查，寻找潜伏各处的日本间谍。15日，李鸿章才具奏石川伍一一事，并称还在审理之中，是否是间谍还未确定。28日，军机处再次转达谕旨，要求李鸿章彻查此案。29日，田复礼提出释放石川伍一，被李鸿章拒绝，并指派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与美方交涉。盛宣怀在给美方的回函中，对美方的要求进行了严词驳斥。9月1日，光绪皇帝再度就石川伍一案向李鸿章发出密谕，要求他“严刑审讯，如究出探听军情等确据，即行正法，不得稍涉宽纵”。11日，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明确查明石川伍一系日本间谍。17日，向总理衙门递交结案报告，“倭人石川伍一既供认留探军情，刘芬被其勾结偷抄炮械底单，均属显干军纪。石川伍一拟按公法用枪击毙，刘芬即行正法”。

　　1894年9月20日，石川伍一及刘树芬在天津被处决，轰动全国。《字林沪报》称观者如潮，行刑后“但闻一片声叫好不绝”。

　　石川伍一间谍案影响很大，牵涉到很多清政府官员。李鸿章的外甥、天津军械局总办候补道张士珩因“于其所用书办家擒获日本奸细”，也受到舆论指责。一些大臣纷纷上奏弹骇李鸿章，分析开战以来的种种失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即“调发军情又为奸细侦探，遂致‘高升’船所载劲旅，悉为敌击沉”。

　　(文中所示档案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4年8月21日 总第2650期 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