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军与洋员
来源：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   2019-07-27 15:05:34

　　北洋海军的建立，需要大量熟练的海军技术人才。为了满足这种需要，一是“借才”于福州船政学堂，二是兴办学堂自己培养，三是派人出国留学深造。这些国内外培养的学生，虽然掌握了一定的海军知识和技术，但缺乏实战经验。为了加强训练以增强作战能力，清政府又聘请了一些洋员担任北洋舰队的总教习和炮术、驾驶等各科教习，实施国际技术转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引进人才、引进技术，这对北洋海军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琅威理的肖像照

　　一、洋员的聘用

　　据不完全统计，甲午战争前，经北洋大臣聘用的洋员就有157人。其中担任北洋舰队总教习的有六任：第一任是英国人葛雷森。1880年，李鸿章在筹备练习舰时，欲觅熟悉军舰规则的外国教习，赫德向他保荐了葛雷森。葛雷森10年前即入中国海关，曾任“飞虎”号的管驾，又做过粤海关副税务司。1879年回国度假，旋随四“镇”回华，李鸿章命他兼管炮艇出洋操巡。5月12日，四“镇”及“操江”轮在大连湾驶往海洋岛途中，邓世昌驾驶的“镇南”号误触暗礁，后经葛雷森指挥脱险。李鸿章便命他协助督练炮船的丁汝昌，担任总教习。次年又派他前往英国接带“超勇”、“扬威”回华。由于他几次指出在英国订购军舰的缺陷，赫德和金登干都对他产生不满，于是他们改为推荐琅威理。第二任是英国人琅威理，担任北洋水师总查。他1883年3月开始到任，1884年8月，因中法战争而回避去职。李鸿章又根据清驻德公使李凤苞的推荐，聘请了德国人式百龄，同年10月到职。式百龄到任后，李鸿章发现他既“不尽有真实本领”，又“夜郎自大”。故他未获得总教习名号。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李鸿章自然又想到了琅威理，于1885年9月向英国外交部表示了邀请的意向。1886年3月，琅威理再次来到天津，李鸿章授以水师副统领的名义，琅威理又回到北洋舰队，1890年初，因“升旗事件”而辞职。1894年8月，李鸿章又聘任德国人汉纳根为第五任总教习。汉纳根是一个普鲁士将军的儿子，德国陆军退役少尉。同年11月，汉纳根提出要求以提督衔任海军副提督，赏穿黄马褂，掌握指挥实权，未允，便不到船任职。1894年11月，李鸿章又聘任英国人马格禄为第六任总教习。马格禄出身于所谓的名门望族，是一个英国拖船的船长。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聘用汉纳根、马格禄这两个外行担任北洋海军的总教习，显然不单从技术上去考虑，而是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想讨好英、德两国，在政治上取得同情。

　　聘用洋员，首先签订合同，以合同加以管理与操纵，其中对职务、职权、年限、赏罚、进退、工薪、路费等都有明文规定。同时，还要加盖聘任机构和大臣的关防，详列推荐和保证人的姓名，并由受聘者签名。合同期长短不一，长者3年或5年，短者只有数月。服务期限一般为3年，期满之后，或者续聘，或者令其回国。清政府对洋员实行高薪政策，为本国同级人员的数倍，甚至十数倍。例如“定远”、“镇远”、“济远”3舰人员856人，薪粮银共15311两，平均每人18两;洋员43人，薪金共6008两，平均每人约140两，洋员是中国人员的8倍。总教习琅威理月薪高达775两。甚至舰上一名洋炮手的月薪也有高达300两的，为中国炮手的18倍。

　　清政府和洋员之间是一种雇用关系，清政府是雇主，自然操有自主权。清政府规定的原则是：“一切调度机宜，事权悉由中国主持。”对个别洋人，朝廷也授过官职，但不过是虚衔，并非实缺。北洋舰队从未违背这条原则。所雇用的洋员都带有临时性质，而且数目也在不断地减少。例如，1885年，“定远”、“镇远”、“济远”3舰从德国驾驶回国时，共雇用洋员455人，到中国后只留下43人。1887年，“致远”、“靖远”、“经远”、“来远”4舰从英、德驾驶回国时雇用洋员32人，到中国后只留下13人。北洋海军成军时，主要战舰上还有50多名洋员，到1894年便逐渐减少到8名了。这是因为“船上船工、炮手，初用洋人指南，习久则中国人亦可自驶”，洋员自然要逐步被辞退。

　　二、洋员的表现

　　聘用的洋员种类很多，有的是高级顾问，担任总教习，协助海军最高负责人进行训练、作战以及舰队日常管理，是洋员中地位最高者，其职位称呼无明文规定。有的是一般教员，担任管轮教习、鱼雷教习、炮术教习、督操教习等。有的担任管驾、管轮、翻译、医生、工程师等。有的则是洋工洋匠。多数洋员是抱着赚钱和冒险的目的而投身北洋海军的。他们中间，多数人能够克尽职守，奋勇效力，按西法训练北洋海军，对北洋海军驾驶技术、战斗力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黄海海战中，主力舰上的不少洋员和中国爱国将士并肩战斗，表现得也很勇敢。如“致远”管理机务英人余锡尔，重伤后继续战斗，与船同殉。“定远”管理炮务英人尼格路士，见船首管理炮火的洋员受伤，便急忙赶至船首，代司其事，不久舱面起火，又舍生救火，最后中弹身亡。黄海海战，洋员在船者8人，阵亡2人，受伤4人，他们的鲜血是和中国爱国将士的鲜血洒在一起的。

　　洋员中多数业务熟练，但也有滥竽充数和平庸之辈，一经发现即予辞退。如德国工程师善威，1885年底来华，担任旅顺船坞工程局的帮办，协助总办袁保龄(袁世凯的叔父)修建船坞。善威并无修建大船坞的经验，只是乱出主意，于是袁保龄又将旅顺船坞工程交由外商在天津投标，结果工程从德人之手转与法国的辛迪加承包。

　　有的洋员态度傲慢，不受华官的管束，甚至与华官发生冲突。如德国少校军官黎德熙，于1887年来华，充任北洋武备学堂的总教习。他态度傲慢，且不按时到堂授课，与学堂总办杨宗濂不和。1889年4月，他突然自行致函北洋大臣，表示将依照合同于期前4个月声明自行辞退。李鸿章当即依约照准，不受其要挟。后来德国署理公使克林德出面交涉，李鸿章仍坚持依约行事。直到后来，为了外交上的考虑，再加上黎氏的态度有所转变，才把黎德熙留下来，直到甲午战争前夕离职回国。

　　洋员中有的还有政治野心。如“定远”副管带英人泰莱，野心勃勃。他曾和汉纳根合谋向清政府建议，购买智利快船6艘，加上德国和英国制造的各1艘，组成一支新舰队，由泰莱任这支舰队的总指挥，企图在中国的海域内建立一支由外国控制的海军。但泰莱的梦想终因刘步蟾等爱国将领的坚决反对而破灭。

　　三、“各著成效”的琅威理及其最终辞职的深层原因

　　英人琅威理先后两次应聘来华，他表现突出，影响很大，对北洋海军的发展和正规化作出过贡献。

　　1882年10月11日，李鸿章任命琅威理为水师总查，授副提督衔，作为水师统领丁汝昌的助手。中法战争爆发后，英国政府局外中立，规定英人不得报效交战国，琅威理于1884年11月被迫离职回国。他首次来华任职，为时两年。

　　中法战争后，1886年3月，琅威理又应邀再次来华，李鸿章授以水师副统领的名义。5月，醇亲王奕譞奉慈禧懿旨巡视北洋海防，对水师感到满意，报上批准嘉奖水师洋员，以琅威理“教演水师尤为出力”，除赏给二等第三宝星外，并加赏提督衔。从此，北洋水师有“丁琅两提督”之称。后因“升旗事件”，琅威理于1890年6月辞职。他第二次来华历时四年零两个月。

　　琅威理，1843年1月19日出生于英国。1857年就读于皇家海军学校，1859年3月毕业，旋即分发于海军实习。历任海军准尉、代海军少校、海军少校、中校副舰长等职。1864年6月，晋升为上校舰长。1898年，列入海军退役准将，次年改为副将。他经历了长期舰队生活，，锻炼成一位具有多方面专业知识的优秀海军军官。首次来华任职前已是英国海军中校，二次来华前晋为上校，他是一位难得的异国海军人才。他不仅具有丰富的海军作业经验和很高的训练指挥能力，而且在工作中表现出高度的敬业精神和责任感。他负责北洋海军的组织、操演、教育和训练。他治军严格，一丝不苟，还必言传身带，以身作则。船上员弁、水手没有不敬畏听命的。由于丁汝昌不熟悉海军事务，舰队训练多由琅威理主持。他日夜操演，士卒想离船很难。在他的作风影响下，无人敢出差错。所以，水师中流传着“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说法。李鸿章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在电奏中赞其“教练、司事，各著成效”。丁汝昌对他也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在其任内，北洋海军的训练水平达到了巅峰。

　　1890年2月，丁汝昌率舰队开赴南洋度冬，船泊香港。24日，丁汝昌率“致远”、“济远”、“经远”、“来远”4舰巡逻海南岛，留“定远”、“镇远”、“超勇”、“扬威”4舰“在港操修，琅威理与两镇督率妥办”。丁汝昌率4舰离港后，余舰即易督旗为镇旗。琅威理见之，怒不可遏。3月6日，琅威理致电李鸿章：“丁提督离军时，琅威理应升何旗?”想争取李鸿章支持他。但李鸿章没有直接答复，而复电林泰曾及刘步蟾等：“琅威理昨电请示应升何旗，章程内未载，似可酌制四色长方旗，与海军提督有别。”北洋海军提督旗为五色，总兵旗为三色。这里制四色旗，系调和折衷之意。李鸿章的电报，表明北洋海军只有一个提督。琅威理看到李鸿章的复电，益觉受到轻侮，气愤难平。5月29日，舰队返抵威海。琅威理赴天津，与李鸿章面谈升旗事件，表示如无实权，工作将无法继续。李鸿章以“北洋海军官制祗一提督，二总兵，提督去，自应总兵带”，回驳了琅威理。本来升旗事件发生后，琅威理曾先后致书英国有关部门领导表示辞职之意。这次见李鸿章仍坚持前说，所以当场提出辞职。李鸿章以为这是要挟，也未挽留，便接受了他的请求。从此，中英关系开始跌入低谷。英国拒绝李鸿章另聘英人为北洋海军顾问。当时有些英籍洋员合同届满，中国准备续聘，也被英国政府顶回，并宣布不再接纳中国海军留学生。这对北洋舰队的训练和建设带来了很大困难。琅威理走后，北洋海军的训练日益松懈，后勤供应的情况也愈来愈糟。琅威理的辞职，对北洋海军损失很大。

　　琅威理是因请放实缺未允而辞职，这是无争的事实。如何看待他执拗地要求实缺呢?一般认为他同赫德、泰莱一样有野心，想控制中国海军，一旦目的达不到，自然愤而辞职。英国政府确有控制中国海军的企图和计划，但到目前为止，尚无证据表明琅威理本人也直接参与了英国政府控制中国海军的计划，因此不能简单地冠以“有野心”的帽子。琅威理在北洋海军服务多年，对于提督的虚衔与实缺岂不清楚?对自己在北洋海军中的地位岂不清楚?合同明文规定：提督丁汝昌是该舰队的最高指挥官，具有指挥该舰队任何船只及中外军官的全权。琅威理则为丁汝昌之下的一位高级助手，其职位为副提督衔(后改为提督衔)北洋海军总查，其任务为负责全军的组织、操演、教育及训练等工作，他无发布命令之权。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决不允许任何外国军官去指挥他的舰队，这一点琅威理心里一定明白。那他为什么还要实缺，一旦不准便要求辞职呢?这恐怕是借口，是表面的理由，他辞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他一向对中国官员那种虚伪不实的官僚作风表示不满，而一些中国官吏对他也不太尊重;二是他的眼疾使他时常感到烦恼，曾一度有失明之虞，为此曾向海军部提出辞职;三是他事业心强，勤于训练，认真不苟，但他又盛气凌人，态度傲慢，脾气暴躁，引起不少中国军官的反感，特别是一些留过学的少壮派，觉得接受一个外国人的管理是耻辱;四是他自尊心强，遇事不冷静，往往不考虑后果，为“升旗事件”，李鸿章一旦不支持他，他便愤然辞职，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处理“升旗事件”上，李鸿章的做法也不太妥。他没有全面考虑琅威理的表现，没有认真分析琅威理辞职的深层原因，没有顾及琅威理辞职的后果，而是一提就准。他的做法过于草率，过于简单。李鸿章也是一个性格倔强的人，他认为琅威理提出辞职是对他的要挟，因此，不但未加温语慰留，反而立即接受，一怒之下允许琅氏去职。可谓小不忍则乱大谋。

　　对待洋员，清政府注意权操自我，不受外人控制，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封建落后国家，在向近代化转化的过程中，如何一面进行反控制的斗争，一面又努力汲取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清政府没有解决也难能解决好这个问题。从琅威理事件，我们应接受一个教训，即在进行近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仅要学习先进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而且也要善于引进外来人才。但也不能过分地依赖于外人，更要注重培养自己的人才，要靠自己，奋发图强。这样，才不至于外国人一走，局面就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