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公岛是北洋海军诞生和覆没之地，也是甲午威海海战的主战场，甲午战败，被英国强租42年。1938年，日军再次登上刘公岛，这里成为汪精卫伪海军的华北要港司令部。1944年，汪伪海军600多人武装暴动，杀敌起义，获得成功。刘公岛承载并见证了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是一部中国近代历史的立体教科书。
第一部分：北洋海军的辉煌与覆没
一、建立北洋海军的历史背景
中国近代海军，是在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侵略打击下，经历痛苦失败后诞生的。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朝廷终于痛下决心开始兴建新式海军。
1866年，清廷决定在福州马尾开设造船厂和水师学堂，开始了建设近代海军的第一步。
正当中国海军建设艰难发展的时候，1874年5月，日本突然派兵侵占台湾。清政府急派沈葆祯率“安澜”、“伏波”等舰前往台湾进行处理。最后，在英国公使的调停下，中日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中国不指日本为不是;中国赔给日本50万两白银;双方签订了《北京专条》。
日本侵占台湾，给清政府敲响了警钟。1875年5月，朝廷下旨由沈葆祯和李鸿章分别出任南北洋大臣，负责建设南北洋海军，并决定每年提取400万两白银作为海防经费。
1879年3月，日本又突然出兵吞并琉球，将其改为日本的冲绳县。日本侵占台湾和吞并琉球两次事件，使中国大为震惊，促使清政府决定“先于北洋创设水师一支，俟日后势力壮大，由一扩三”。
二、北洋海军建设的基本情况
李鸿章根据清廷的旨意，狠抓北洋海防的规划和建设。他以超人的能力、惊人的速度，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迅速向英国和德国购买军舰。
第二，引进和培训海军所需的人才。
第三，加快北洋海防重要军事基地的建设。主要是天津的塘沽、辽东半岛的旅顺口和山东半岛的威海卫。
1879年，李鸿章先把从英国购买的“镇东”、“镇南”、“镇西”、“镇北”等炮艇调到北洋服役。把丁汝昌和一批出国留学回来的青年军官调到北洋服役。
1880年，为了节约经费、历练海军人才，李鸿章派丁汝昌去英国接带军舰，并在欧洲考察学习各国海军。
1881年,刘公岛开始停泊北洋海军的舰船。10月，丁汝昌、葛雷森、林泰曾、邓世昌等200多名官兵驾驶 “超勇”、“扬威”两舰，从英国远航万里，安全回国。
1883年，威海至天津的电报经烟台连接全线开通。电线鱼雷也很快布置到了威海卫。
1884年8月23日，法国海军舰队突然向停泊在马江的福建水师开炮，福建水师遭到重创。日本趁火打劫，并在朝鲜策划了“甲申政变”。北洋海军开赴朝鲜平息了政变。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清政府决定正式设立海军衙门，任命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由庆郡王奕匡和李鸿章协办。这个决定再次推动了北洋海军的快速建设。同年秋天，在德国购买的7335吨的定远、镇远和2900吨的济远回到中国，国人为之振奋。
1886年5月，李鸿章陪同醇亲王乘坐定远、镇远等军舰视察北洋海防，确定把刘公岛建成北洋海军的基地。自此，刘公岛与威海湾南北两岸的军事设施全面开工建设。同年8月，在日本长崎发生了长崎事件。
1887年，邓世昌等人再次从英国和德国驾驶购买的4艘巡洋舰回到中国，北洋海军初具规模。
1888年10月3日，清廷批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在刘公岛正式成军。北洋舰队拥有大小舰船25艘，约40000多吨。其势力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六。
1891年，李鸿章来威海校阅海军，看到威海卫港湾内，舰船云集，帆樯林立;操演打靶，弹无虚发;到了夜晚，军舰电灯通明，光亮如同白天。李鸿章十分高兴，回去向皇帝奏报说：“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三、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1894年，日本发动了蓄谋日久的甲午战争。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共作战3次，这就是丰岛海战、黄海大战和威海卫及刘公岛保卫战。威海卫及刘公岛保卫战是一场决定北洋海军最后命运的殊死恶战。它从1895年1月30日开始，至2月11日结束，历时13天，北洋海军与驻刘公岛的陆军先后打退日军的7次进攻。
当日本军队占领旅顺口，北洋海军退守威海卫刘公岛后，丁汝昌与海陆军将领们根据威海卫刘公岛自身的情况，制订了符合客观实际的作战方案：第一套方案，水陆相依辅，军舰与炮台相配合作战;第二套方案，快速增援威海卫后路，以防敌人从后路包抄偷袭。
与此同时，他们也非常认真地研究了北京清流党和李鸿章所提的两套作战方案，最后决定不能采纳清流党和李鸿章提出的“相机出击，出港口去袭击敌人舰队”和“出海拼战，寻找机会率铁甲舰退守烟台”作战的意见。
1895年初，日本政府和军队为达到消灭北洋海军的目的，在进攻山东半岛之前，曾进行了周密的准备，他们制定了好几套作战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对丁汝昌实行诱降，争取不战就可获胜。所以他们命令国际法顾问、日本海军教官高桥作为起草劝降书，委托英国塞班号军舰转交给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但丁汝昌坚决拒绝投降，并讲：“决不弃报国大义，今惟一死以进臣职。”
第二套方案是：远距离登陆，迂回包抄后路。日军十分清楚威海湾和刘公岛防务设施坚固，防御严密而完整，想从正面进攻，肯定会伤亡很大。因此他们早在1888年12月就派日本海军大尉关文炳到威海卫、刘公岛、荣成等山东半岛沿海侦察过，目的就是寻找适合登陆的地方。为了准确，他们后来又派日本海军“八重山”舰舰长平山藤次郎大佐重行考察论证。两次侦察的结论都认为荣成湾适合大部队登陆，于是就制定了《护送陆军登陆荣成湾计划》。
第三套方案是：引诱北洋海军舰船驶出威海湾口，利用日本海军舰船速度快，数量多的优势，包围并全部击毁北洋海军。
第四套方案是：切断清军陆地增援部队的道路，先占领威海卫城和南北岸炮台，形成水陆合击之势，然后全力炮轰，将北洋舰队全部击溃。
从日本军队的作战方案看，北洋海军当时制定的作战方案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既不是贪生怕死，更不是消极应战。
首先，北洋海军广大官兵在威海及刘公岛保卫战中，浴血奋战，屡挫强敌。战事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月30日至2月3日，历时5天。此阶段，日本陆军兵分两路，一路攻占威海湾南岸的炮台，另一路则切断清军的退路并堵住增援部队来威的道路。两路日军在全部占领威海卫城和南北岸炮台后，对北洋海军实行陆地和海上的两面围攻。而日本海军舰队则在海上兵分两路，一路全力进攻威海湾口里的北洋舰队，另一路则在海上炮轰南岸清军的炮台。
北洋海军在此期间，遵照丁汝昌的命令兵分两队，一队将军舰开到南岸附近，用舰炮支援南岸炮台守军，奋力抵抗日军的进攻。另一队则与刘公岛、日岛炮台的守军配合，炮轰前来进攻的日本舰队，使敌舰队无法靠近威海湾口门。在此阶段，北洋海军的舰炮击毙了刚刚占领摩天岭炮台的日军左翼部队司令大寺安纯少将。同时打退了敌舰队的2次海上进攻，击伤日舰数艘。
第二阶段为2月4日至7日，历时4天。日军因舰队硬攻无效，于是改为夜间用鱼雷艇偷袭，获得成功。由于夜间天黑，北洋的军舰停靠在码头上，目标大，容易被发现，而日本前来偷袭的鱼雷艇目标小，移动速度快，攻击靠在码头上的大型军舰容易得手。再加上北洋海军没有速射炮，所以在此阶段，北洋海军有定远、来远、威远、宝筏4船被日军的鱼雷艇击中，或沉没或搁浅。但北洋海军与日岛和刘公岛炮台守军相配合，打退了日军的3次进攻，击伤日舰5艘。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康济舰管带萨镇冰。甲午战争爆发后，为了加强日岛炮台的力量，他临危受命，受丁汝昌委派带30名水手在此驻守。因为日岛没有淡水和蔬菜，所有的食品全部都要靠陆地运送。面对这样的生活条件，萨镇冰毫无怨言，心甘情愿地驻守在日岛上。而且率领岛上的官兵，不怕流血牺牲，拼死抵抗日本海军舰队和南岸日本陆军的猛烈炮轰。特别是在他生病后，他的妻子带着孩子从福建老家专程来探望，为了不分散精力，他没有与妻子孩子见面，毅然派人捎信让妻子带孩子立即返回福建。从1月30日至2月7日，萨镇冰率领官兵舍生忘死，奋力拼战，直到日岛炮台的弹药库被炸毁，大炮无法使用，才遵照丁汝昌的命令从日岛撤回刘公岛。在此阶段，北洋海军鱼雷艇队13艘鱼雷艇发生了集体逃跑事件，使北洋海军的力量更加减弱，也造成了刘公岛上人心惊慌，许多人聚集在码头上向丁汝昌祈求生路。心力憔悴的丁汝昌耐心进行安慰和劝说后，人们才勉强散去。
第三个阶段是从2月8日至11日，历时4天。日军见硬攻和偷袭效果仍然不理想，便开始采取陆地大炮猛轰，海军舰队40多艘舰船轮番向刘公岛进攻。刘公岛上所有的建筑设施，包括老百姓的民房都遭到日军轰炸，造成岛上广大军民人心的紧张和恐惧。
在此期间，丁汝昌曾派人去烟台送信，请求陆军火速来威增援。2月9日，丁汝昌和叶祖珪因乘坐的靖远舰被击伤搁浅而被官兵们救起。刘公岛上民房及其他设施进一步被破坏，导致部分洋员、后勤行政官员、岛上绅士、北洋护军及岛上部分百姓第二次向丁汝昌“哀求生路”，丁汝昌“晓以大意，勉慰固守”，并告知“若十七日(公历2月11日)救兵不至，届时自有生路”。
此后，丁汝昌仍然指挥北洋海军和炮台守军打退敌人的猛烈进攻，并拒绝洋员泰莱、瑞乃尔等人投降的请求。为避免定远舰被敌人俘获，2月10日丁汝昌下令将其炸沉，当天晚上，刘步蟾自杀。2月11日，丁汝昌得知援兵已经西撤至莱州。为防备镇远舰落入敌人手中，他下令将镇远炸沉，没有人执行。同时还有兵痞和流氓持刀威逼丁汝昌投降。至此，丁汝昌知道自己已无力挽救北洋海军，便于当天夜晚吞食鸦片自杀，至2月12日晨7时许停止呼吸。
丁汝昌死后，洋员和诸将领推荐杨用霖出面主持投降，遭到杨用霖严辞拒绝。杨回到镇远舰后，口诵民族英雄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引枪衔口，发弹自击而死。随后，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也自杀殉国。日本海军舰队于2月17日登上刘公岛，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北洋海军广大官兵浴血苦战，殚精竭虑，虽然无力回天，但虽败犹荣。爱国将领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张文宣等人在创建北洋海军和建设中国近代海防的过程中，尽心尽力，鞠躬尽瘁，舍生忘死，功不可没。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勇气，忠于职守，任劳任怨，具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以身许国，浴血奋战，奋力杀敌;他们多受冤枉而忍辱负重，拼命血战，宁死不降;他们虽然无力挽救北洋海军的命运，但宁愿自杀，悲壮殉国，也决不投降。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中国传统军人的战争观、民族观和气节观。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高风亮节就是中华民族长久不衰的灵魂和脊梁，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传颂和学习。
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震惊了全世界。其失败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清政府固步自封，不学无术。对海洋与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关系没有认识，而且也不学习。例如世界各国纷纷翻译学习美国海军学院院长马汉关于制海权的两本书，日本把这两本书翻译成日文，作为日本军队的教科书，并向日本国民进行宣传教育。而中国丝毫不动。另外，不思忧患，无所作为，没有制定治国安邦、安全防御的战略规划;没有制定有效防御外国侵略的长远计划。
第二，清政府腐败堕落，贪图安逸，追求享受，不思进取，不求发展。慈禧太后为了自己的奢侈享乐，不惜挪用巨额海军经费大修颐和园(至甲午战前不完全统计，颐和园共花银1100多万两，其中海防经费大约860万两)。为了筹办她的60大寿庆典，北洋海军的经费被迫停拨两年。北洋海军1891年请示用61万两银子购买新式速射炮的计划，到甲午战争爆发时也没能实现。为了满足慈禧的享乐需求，1894年从颐和园到故宫的路上花240万两白银修筑了60个景点。当户部奏请要求停办“点景”，节省开支，移作战费时，她大声叫嚣：“今日令吾不欢者，吾将令彼终身不欢。”
第三，清政府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争论不休，矛盾重重，斗争激烈，贻误战机。例如在战前和开战之后，不顾战场情况，多次参奏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其目的是“拔丁(汝昌)移李(鸿章)”。其斗争的结果导致误国。
第四，清政府在外交上过于相信和依赖西方列强，造成被动。
第五，军队体制不顺，调配、指挥不灵。清廷于1894年9月底谕令南洋水师派军舰援助北洋，两江总督刘坤一却以“东南各省为财富重地，倭人刻刻注意”“前敌饷源均关大局，不敢不兼筹并顾”为辞拒绝派舰北上。同年11月初，北洋舰队危在旦夕，清廷再次谕令南洋派遣四舰北上助战，署理南洋大臣张之洞表面上慷慨激昂地表示要助北洋一臂之力，实际却不见半点行动。大敌当前，清政府的封疆大吏们考虑的不是和衷共济、抗御外侮，而是一门心思地保存自己的实力，刘、张拥船自保，无疑加速了北洋海军的覆灭。
第六，北洋海军武器装备落后，弹药的数量严重不足，质量则更是落后于日本海军。
一是日本军舰的航速超过北洋舰队。北洋海军舰船航速处于劣势，最快的巡洋舰致远、靖远时速为18.5节，其他各舰航速大都在14～16节之间。日本除了航速高达23节的“吉野”外，其他各舰航速大都在16节之上，从而取得机动灵活的有利条件，在实战中易追赶或摆脱对方舰船。此外，北洋舰队的军舰舰令长、燃煤质量差，也是原因之一。
二是日本舰队的速射炮优势更为明显。首先，日舰装有大量速射炮，而中国舰队速射炮却极少。其次，日舰4.7英寸的速射炮每分钟发射8至10发炮弹，6英寸速射炮每分钟发射5至6发炮弹;而北洋舰队同样口径的旧式火炮，其发射速度为50秒钟一发。日本舰队的速射炮占据了压倒优势。
三是北洋海军弹药严重不足。赫德在海战前半个月的一封信中说：“当前的难题是军火……北洋舰队克虏伯炮有药无弹，阿姆斯特朗炮有弹无药，汉纳根已受命办理北洋防务催办弹药……迄今一无所动!他想要凑集够打几个钟头的炮弹，以备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糕的是恐怕他永远没有到手的希望了!”
四是北洋海军以穿甲弹为主，只有很少的爆炸型的炮弹。而日本全是爆炸型的炮弹。特别是日本舰队使用的火药，其特点是易炸、易燃烧、温度高和有毒性。在占有优势的敌人面前，北洋海军的战败绝不是偶然的。
第七，北洋海军在管理和训练中存在问题。毋庸讳言，政府的腐败，直接牵扯到了军队的建设，也严重地影响了北洋海军建设和发展，包括日常的训练、管理用人和教育。因为经费紧张，燃煤质量差，而导致训练的减少。为了弥补经费的不足，派出舰艇参与商业活动;为了保自己的位置，不敢坚持按照规章制度办事;高级将领中，存在贪图享受，违反规定建豪宅、取小妾。凡此种种，也是导致北洋海军覆殁的重要原因。
第二部分：近代日本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1853年，美国海军佩里带领四艘舰船直扑东京，日本的国门被打开。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接着英国、俄国及其他西方列强也与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但是，日本能够及时总结教训，更迭政权，制定新的治国纲领。
一、首先确立对外扩张、对内维新的国策
1868年 1月，日本天皇专制政权建立。自2月8日以后，睦仁天皇在《外交布告》中半年时间内连续3次大肆宣称：“大力扩充兵备，使国威光耀海外万国。”为了适应“开拓万里波涛”的需要，日本在国内立即实施明治维新，主要措施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强制实行“奉还版籍”政策，将日本划为3府72县。
第二，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废除了封建时代的身份和俸禄制。废除传统时代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将过去的公卿诸候等贵族改称为“华族”，大名以下的武士改为“士族”。
第三，提倡向西方列强学习，发展近代教育。
第四，改革土地制度，实施新的税收政策，增加财政收入。废除原有的土地政策，允许买卖土地。
第五，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打破日本原有的行业垄断，推动经济发展。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撤消工商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
明治维新追求富国强兵，加快发展，就是要走出国门，就是要对外实行扩张。维新变革是为侵略扩张扫除障碍、铺平道路打基础。
二、从思想观念上为侵略扩张寻找精神支柱并向日本国民灌输
他们提出皇国就是神国，就应该统治世界，这是上天赋予的使命。并把这些观点灌输给日本国民，以争取日本全体国民支持对外扩张的国策。
三、制定对外扩张的规划
一是强调日本要“脱亚入欧”，推行弱肉强食;二是寻找向中国大陆扩张的基地。比如首先占领朝鲜，吞并琉球，侵占中国台湾和东北，并以此为跳板，再向中国大陆进攻。
四、从六个方面落实对外扩张的规划
第一方面，加快海军建设。日本首先制定了海军20年的发展规划。为了加快速度，先后8次修改造舰计划。为了筹集海军经费，日本天皇连续6年带头捐款，每年捐出皇室经费30万日元。天皇示范带头，官员响应，最多的每月拿出薪俸的15%捐给国家。聘请法国著名舰艇设计专家，不断地创新设计，制造了三景舰，等等。因而使日本军舰的吨位很快由原来的18000吨增加到甲午战前的70000多吨，超过北洋海军30000吨。
第二方面，抓紧时间征服朝鲜，侵占台湾，吞并琉球，为实行海外扩张抢占有利的据点。
在北方：1870年派人到朝鲜侦察; 1875年，日本政府挑起江华岛事件，1876年逼迫朝鲜签订了《江华岛条约》; 1882年，引发“壬午事变”，1884年又挑起“甲申政变”。
在南方：1874年，日本出兵侵占我国台湾;1879年吞并琉球;1884年，日本就想借中法战争之机发动侵华战争。
第三方面，推行军事制度改革。一是1870年实行军制改革，推行全民义务兵制，宣扬“日本刀”、“日本魂”。二是1879年修改《征兵令》，设立常备军、预备军、后备军和国民军。把日本17岁至40岁的男性公民全部列入军人行列。三是加快武器弹药的引进、研究和创新，并大胆用于战争中。
第四方面，加快制定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先是1880年，日本陆军制定了第一份《对清作战策》的报告，其主要内容是派遣3个师团占领大连湾，并袭击福州。然后“一举攻克北京，迫订城下之盟”。
二是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又制定了《征讨清国策案》。提出乘中国现在还没有觉醒，先“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这个方案以5年的准备时间为限，预计在1892年完成对华作战准备。这个作战方案提出：日本占领中国后，要将中国分割为6个小国，这样才利于日本的管理和统治。
第五方面，利用狡黠的外交手段，周旋于列强之间，制造有利于日本的国际舆论。他们不但利用英国和俄国的矛盾，挑拨离间英国与俄国的关系，而且还使用金钱贿赂的方法，摆平了英国的舆论和法学专家。
第六方面，不择手段挑起甲午战争。1894年春，日本利用朝鲜东学道起义的事件，发动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大规模武装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
日本先是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出兵朝鲜，接着又以改革朝鲜政府的名义拒绝撤兵，在他们准备好了之后，就毫不犹豫地动用武力对中国开战。
7月23日，日本在朝鲜的军队于凌晨突然包围朝鲜王宫，劫持朝鲜国王，组织傀儡政府。并逼迫傀儡政权驱逐清军离开朝鲜。
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对北洋舰队实行了突然袭击。运兵的高升号被击沉，船上的871名官兵壮烈殉国。 第二天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却照会各国驻日本公使，说是北洋海军首先向日本海军开炮。7月30日，日本陆军占领朝鲜牙山。
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日宣战。日本天皇又把战争的责任推给深受其害的中国。
挑起战争，并且把开战的责任全部推给中国，这是日本政府自甲午战争以后，实行对外侵略扩张惯用的手法。
第三部分：甲午战争对日本的影响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向中国索要巨额赔款，割占中国的土地。割占辽东半岛，引发俄国、法国和德国三国干涉。5月5日，日本无力与列强抗衡，遂决定采取“对俄、德、法三国完全让步，但对中国一步不让”的政策，在向中国索要3000万两库平银之后，将辽东半岛还给中国。此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开始急速膨胀。
一、甲午之战使日本暴富
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中国应赔偿日本战争军费2亿两;在威海卫的驻军费每年库平银50万两，共支付3年为150万两。另外，还要付给日本赎还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3项合计为库平银2亿3150万两。本来此事十分简单和清楚，但日本政府却大做文章。他们以纹银成色问题，无理取闹，否定康熙标准每1000两纹银，须含有935.274两纯银，即标准库平银每两含纯银35.292克的规定。要求库平银的成色必须达到988.890(每1000两含纯银988.890两)，即每一两库平银含纯银37.31256克。这不仅远远高于康熙标准，而且也比顺天府的三六库平银标准还要高。虽然总理衙门与之力争，但因为弱国无外交，也只好接受其无理要求。这样做的后果是，中国交给日本的赔款，按康熙标准的库平银计算，仅此一项就多付了1325万两。
同时，日本政府根据英镑走涨、白银跌价之总趋势，要求中国用英镑在伦敦支付赔款。并且强调，要按1895年第三季度的伦敦市价折中计算。这样中国赔款是以低价折合成英镑是一个死数，而以后中国的赔款是要用高价购买英镑支付给日本，这就形成了巨大的“镑亏”。清政府不敢与之理论，其结果是：中国所赔日本军费、威海卫驻军费和赎回辽东之费用，三项合计又多付给日本库平银1494万两。
由此，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从中国获得的赔款，不仅仅是条约上规定的2亿3150万两库平银，还要加上以库平银“足色”为借口多付的1325万两和因“镑亏”多付的1494万两库平银。几项相加，共计库平银约为2.6亿两，折合为日本钱约为3.9亿日元。
实际上，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从中国掠夺的财富还远远不止这些。因为，单是日本军队在战争中掳掠的金银及各种货币，即可折合库平银2000万两，约折合日币3000万日元，另外，日本还从中国获得了军舰、军械、军需物资等，这些物资价值约合库平银6000万两，约合9000万日元。这两项相加，共计库平银8000万两，折合日币1.2亿日元。综上所述，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掠夺的财富达库平银3.4亿两，折合日本钱5.1亿日元，相当于当时日本年度财政收入的6.4倍。所以日本前外务大臣、后任大藏大臣的井上馨，曾经踌躇满志地说：“一想到现在有了3亿5000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顿觉无比地富裕。”。(俄波波夫《日本的经济》，第23页)
日本当局真正尝到了发动侵略战争的甜蜜结果，切实感觉到了发动战争是一本万利的买卖，1896年7月21日，日本政府又与清政府缔结了内含29条的《日清通商航海条约》。《马关条约》和《日清通商航海条约》的签订，使日本变成了拥有海外殖民地的国家，实现了与欧美列强“均沾”侵华权益的目标，并开始向军事帝国主义方向快速发展。
二、日本大搞所谓“战后经营”
战后的日本开始了第二次产业发展的高潮。日本利用从中国掠夺的巨额资金，快速扩充海军和陆军，扩大军事工业生产。据统计，用于海军扩张经费是13926万日元，军舰水雷补充金为3000万日元，陆军扩张经费是5680万日元，临时军费为7896万日元，合计总额为3亿日元以上。此外，还拿出2000万日元用于天皇皇室基金，用1200万日元为台湾殖民经费，1000万日元为教育基金。因为有了这笔巨额款项，1897年日本确立了梦寐以求的“金本制”，日本货币开始纳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使日本的经济势力和商品输出、资本输出能力大大增强，并快速向世界军事强国的方向发展。
通过侵略战争获得的大量赔款，使日本国内产业迅速发展。例如：1894年，日本的私营造船公司为4家，纳税资本为27万日元，1896年虽然公司只增加1家，但纳税资本却上升为227万日元;同样，1894年日本有9家煤炭公司，纳税资本为 97万日元，而1896年则增加为17家，纳税资本也激增为960万日元; 1894年日本的银行总数为869家，名义资本为1.29亿日元，纳税资本1亿多日元，而到了1898年年底，银行总数则增加为1806家，名义资本为3.8499亿日元，纳税资本也增加至2.5268亿日元;1893年，每100日元资本的纯利，全国平均16.57日元，而1895年增加至20.58日元，至1896年，就更为快速地增加为27.93日元。这些数据充分说明：靠发动并打赢甲午战争，才使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地发展起来，使近代日本的国力在侵略中得到快速地膨胀。侵略战争成了日本资本积累和增值的源泉。
加大军事开支，进一步扩军备战。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仍然采取外交先行、军事支撑的战略方针，一方面继续与英国协约合作，积极应对俄国;另一方面，迅速制定了10年扩军计划，储备发动新的战争力量。这种政策，使日本从1896年至1903年的军事开支连年增加。例如：1896年，日本陆军和海军的总支出是73,248,000日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43.4% ;1897年，日本陆军和海军的总支出是110,543,000日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49.4% ;1898年，日本陆军和海军的总支出是112,428,000日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51.2% ;1900年，日本陆军和海军的总支出是133,113,000日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45.595% 。
至日俄战争爆发前，日本陆军增加到13个师团，20余万人;海军舰艇近260艘，其中有6艘铁甲舰，6艘重巡洋舰。与此同时，日本还在国内修建大型军需仓库，储备各种军需物资和器材，并向朝鲜运送大量的粮食等物品，以备战时之用。
为了筹措军事经费，日本政府于1903年末在国内发行了1亿日元的军事公债，天皇还发布《紧急支出敕令》，规定战时支出经费可不经议会讨论。1904年2月8日，日本军队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驻守旅顺的俄国海军舰队发动攻击，日俄战争在中国的旅顺口爆发。这一年，正好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0周年。
三、日本的名人和媒体大肆美化、宣扬侵略行为
甲午战争结束以后，日本国内出现了大量神化天皇、赞美战争、鼓吹日本是“神国”、理应“统治宇内”的论调。与此同时，歌颂军国主义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歌曲、漫画等等，也都纷纷登场，广为流传。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军人在战争中所谓的“英雄”行为，还被编进日本中小学的教科书里。日本出现了“举国一致”的支持战争的局面，整个日本社会充满了战争气氛。
还在战前，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就成为日本发动新的侵略战争的舆论帮凶。1894年7月29日，日本《时事新报》便刊发了日本著名的思想启蒙家福泽谕吉的《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大力宣扬甲午战争是“谋文明开化进步者与妨碍进步者之战”，极力煽动国民的参战情绪。与此同步，福泽谕吉还担任发起军费捐款运动之总代表，在《时事新闻》上刊登“表诚义金”的募捐广告，诱导劝说广大民众在经济上、精神上支持对外扩张的侵略战争。他还带头捐款10000日元，支持发动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战争。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各报纸、杂志等宣传媒体，大量刊登了举国上下一致支持战争的报道。例如：在报纸显著的位置，以醒目的形式，刊登为战争捐款者的姓名和捐款数量，千方百计煽动国民积极参战的情绪。福泽谕吉后来在自传中坦言：“‘日清战争’这种官民一致的胜利，实在令人高兴，值得庆幸。只有活到今天，才能看到这种事情，以前死去的同志朋友是不幸的，我真想叫他们也看看这种胜利。”
由于日本广泛的舆论宣传和名人的现身说法，使原来主张民粹主义、平民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因日本在战争中的获胜转而支持战争。《国民之友》在1894年9月号刊登了内村鉴三所写的《日清战争之义》。在文章中他鼓吹：“我们坚信日清战争我方是正义之战。此义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义，而是伦理上的义。”“我个人是为永远和平而战，上天会同情我在此正义之战中牺牲的将士。日本国民还从未有过实现此等崇高目标的行动，我们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另一位日本著名的平民主义思想家德富苏峰也转向了国家主义，他在《日本国民的膨胀性》中，毫不遮掩地提出将来日本几百年的历史，是膨胀的历史。他认为，日本国土窄小拥挤，应该乘此机会迅速膨胀日本。于是，日本各种报刊杂志也都纷纷刊登或转载相关文章，鼓吹通过发动甲午战争，日本将会“崇立于东亚一隅，雄飞于世界万国”。
四、开战即能暴富，使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恶性膨胀
挑起甲午战争并夺取了最后的胜利，使日本在远东地区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巨变。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与朝鲜之间长时期存在的宗主国关系宣告结束。日本则摇身一变，实际控制了朝鲜半岛，实现了日本几百年来妄图霸占朝鲜的第一步。同时，还为日本日后进一步侵略中国和吞并朝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朝鲜半岛是东北亚的钥匙，其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因此，西方列强早就虎视眈眈。英国的政治家麦金德曾经说过：“谁统治了东北亚，谁就掌握了西太平洋，谁就掌握了整个亚洲的命运。”日本控制了朝鲜半岛，就等于打开了侵略中国东北的大门，不但可以随时从朝鲜入侵中国大陆，而且还为其日后称霸东亚打下了基础。
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提出了“雄飞”于亚洲和世界，并高喊从亚洲的日本变为世界的日本，1896年7月，《世界之日本》的创刊，就是这种扩张心理的具体体现。
甲午战争的高额回报，使日本实现了一战暴富的梦想，也达到了“失之俄美取偿于亚洲”的目的。他们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快速推进军事技术的发展与创新。这种发展是以战争为契机，是以扩军备战为动力的，因而也使日本快速地走向带有军事封建性质的帝国主义。积蓄发动新的对外战争的力量，成为日本政府和军队共同的、新的目标。自此，日本开始成为远东地区乃至亚洲的主要战争策源地。例如：
1900年，在西方列强准备出兵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之际，日本政府在国际列强出兵之前，派驻英国公使与英国协商，主动要求承担英国的出兵任务，以图“将来掌握东洋霸权的绪端”(《岩波讲座 日本历史》第16卷，岩波书店1976年版，第58页)。同年5月，日本派出舰队开至天津大沽口，充当八国联军侵华的急先锋，并一度充任总指挥。在列强初期约4700人的联军中，日军占3200人，居侵略者的首位。及至8月，八国联军达到33500人时，日军人数仍占首位。时任日本总理大臣的山县有朋说：“我邦前后出兵不下25000人。”8月14日，八国联军以日军作为先导攻入北京，血洗京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901年9月，列强向清政府索要4.5亿两白银，日本从中分得3470万两(上述赔款分39年付清，加上利息和各省的赔款，总计为10亿两)。
1904年，日本又在中国东北发动了日俄战争并取得了胜利。这使日本不仅获得了独霸朝鲜的绝对权力，而且获得了沙俄转让的辽东半岛的权益。日俄战争使日本一变而成为世界八大强国之一，从而迈进了所谓“世界的大日本”时代。之后，日本不断对中国东北变换策略和侵略手法，加快对中国的分割与掠夺。
1910年，日本完成了对朝鲜的吞并之后，再次加速对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实施侵略和分割。
1911年10月10日，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10月13日，日本陆军省和海军当局及时交换了《关于对中国用兵问题》的文件，并趁机派兵舰抵达武汉长江等地，以保护日本利益为名准备对中国再次动武。10月24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做出了《解决满洲问题要等待好时机的到来，目前要致力于在中国本部扶植势力之件》的决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政府不顾历史事实和中国的反对，派军队在山东登陆，强行霸占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和所有利益。
1931年9月，日本又挑起九一八事变。不久又强行提出华北自治。1937年又挑起卢沟桥事变，至1941年日本又突然发动了珍珠港偷袭事件，挑起了太平洋战争。
从甲午战争暴富之后，日本每次都从战争中获取巨大利益，这种利益的获取，又极大地刺激了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从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至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日本多次发动了对外扩张的侵略战争，并最终遭到彻底失败。
由此可见，挑起甲午战争，并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在极大伤害被侵略的朝鲜和中国的同时，日本也由此为自己的最终失败埋下了毁灭的种子。因此，我们可以说，甲午战争也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最终走向灭亡的起点。
第四部分：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甲午战争的结局，对中国社会影响之大，震动之强烈，是前所未有的。此前的中国，只被坚船利炮的西方强国打败过，如今又被一衣带水的小小岛国日本打败了。中国不仅要割国土，赔巨款，丧利权，蒙受奇耻大辱，而且还进一步刺激了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野心，大大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严重的民族危机，给中华民族敲响了警钟，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急速觉醒。
一、清政府为偿付日本的巨额赔款向西方列强大肆借款
甲午战前的30余年时间，清政府曾向英、德多国商人借债25次，总额为4100多万两。至甲午战争爆发时，这些外债绝大多数已经偿清。
从甲午战争爆发到中日议和期间：清政府又向英商银行和通过德商银行借了4笔外债，共计约合4300多万两。以上借款皆以海关为担保。这些借款数额不是太大，而且其经济性质大于政治性质，因此，对中国的危害还不是太大。
甲午战后，清政府为偿还日本赔款而举借的外债，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一时期，清政府分3次向俄、德、法、英4个国家大肆借款，总计3亿7仟两。连本带利共计6亿多两。导致中国负债累累，愈加积贫积弱。这3次债务的偿还期，有的36年，有的45年，都附加了苛刻的条件。如第三次续借英、德洋款的合同规定：以海关税收，苏州淞沪九江浙江厘金及宜昌鄂岸皖岸盐厘为担保;本借款起债后12个月内中国保证不向他国借款;偿还期为45年，中国不得提前一次清还或改变其他还法;此次借款未付还时，中国总理海关事务应照现今之法办理。
通过这次借款及相关合同规定，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第一、这3次借款的数额是巨大的。
第二、其还款的时间和方式都附加了苛刻的条件。
第三、通过这次借款英德两国便控制了中国部分财政行政权，而且其期限竟然长达近半个世纪。
第四、欧洲列强借此庞大债务攫取了大量利权，使中国长期处于列强的枷栲压榨下而不能自拔。
二、西方列强乘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特别是日本强行割占中国的辽东半岛，实施 “大陆政策”，对西方列强在此地的利权产生了隐患，引起西方列强关注并实施了快速的干预。俄国、法国、德国“三国干涉还辽”表面看起来是阻止了日本霸占中国辽东半岛计划的实施，实质是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前奏序曲。
(一)德国强租胶州湾。德国是个后起的强盛资本义国家。当普鲁士在19世纪70年代初完成全统一后就开始了积极对外扩张，因而它不失时机地加入了列强在华的一系列争夺和角逐。德国参与竞争虽然为时较晚，但其来势很猛，劲头十足，其侵略的手段也更为蛮横霸道。进入19世纪90年代后期，它不再满足于军火和一般商品的输出，还要到中国攫取军事和经济根据地，并以此作为它扩大在远东影响的桥头堡。
德国抢占胶州湾并非偶然。德国最负盛名的地质学家兼地貌学家李希霍芬，从1860年至1872年，先后8次来中国考察。1868年，他建议德国并呑舟山群岛，认为“这个岛是易于设防的，并且由一个舰队可以控制和华北与日本的交通”。 1869年，他通过对山东省的全面调查，将并呑舟山群岛改为占领胶州湾。他认为：胶州交通方便，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山东省有质量良好和位置优越的煤田。另外，中国有伟大无穷、非常智慧和价格便宜的劳动力。上述三条，对于德国后来确定占领胶州湾作为侵华根据地，并把山东作为它的势力范围，起了很大作用。
1895年3月11日，德国外交大臣马沙耳男爵在致海军大臣何尔门海军中将的机密文件中提出，如果中国继续失败，德国有权参加干涉，并向中国要求土地，作为帝国海军的一个或几个储煤站和军港。4月17日，何尔门开出了在中国建立军港的三组地点：甲、舟山群岛和厦门(包括鼓浪屿);乙、胶州湾和大鹏湾;丙、莞岛(朝鲜南端)和澎湖列岛(《德国外交文件》第1卷，第92页。《海军大臣何尔门、海军副提督致外交大臣马沙尔男爵公文1895年4月14日》)。这一密谋发生在德国参与干涉还辽事件的前一个星期。德国人表示，他们之所以参与干涉还辽事件，目的就在于向中国要求土地作为补偿。同年年底，德国正式在北京和柏林向中国政府和外交官提出让与一个军港的要求，均遭婉拒。但作为干涉还辽的报酬，德国向清政府要求设立天津、汉口两处租界。
1897年5月5日，德国驻中国公使海靖向其首相报告，根据海军部顾问福兰西斯等人考察，中国海湾中只有胶州湾一处值得考虑，并指出俄国对胶州湾并没有提出要求。8月7日至11日，德王威廉二世访问俄国，密谈胶州湾问题，并达成私下谅解。9月21日，德国正式通知俄国，德国舰队将在胶州湾过冬。10月1日，海靖把这个决定通告中国总理衙门，总理衙门立即拒绝。但此时德国主意已定，只是在寻找合适的机会罢了。
同年11月10日，德国以山东巨野教案为借口命令德国海军从吴淞口前往胶州湾。
13日，德国舰队抵达胶州湾。为了掩盖军事行动，德舰棣立斯海军上将先派几名军官携翻译登陆，拜访清军守将章高元，诡称此行是进行军事演习。善良诚实的章高元不知有诈，还诚心实意地准备当天晚上设宴招待德国军官。
11月14日上午7时，德军出动500人组成陆战队，乘快艇登上青岛栈桥。章高元的3营守军1500人，毫无戒备地看着德国军队从总兵衙门前穿过，还欣喜若狂地说，参观演习之后，守军将大有所得。德军顺利地占领了清军的军械库、弹药库，以及俯瞰炮台的高地和可以炮轰总兵衙门的地点后，向清军发出限3小时内退出女姑口、崂山之外和48小时内全部退清的最后通牒(《登州镇总兵章高元致山东巡抚李秉衡电》《德国外交史料》第一卷，第149页)。得知真实情况，章高元惊出一身冷汗，经与棣立斯进行了一场毫无结果的交涉后，被迫率部队撤出青岛，移驻青岛后山的四方村一带。
德军对大于自己兵力两倍的中国军队如此懦弱无能也感到十分惊讶。“威廉亲王”号鸣炮21响以示庆贺，棣立斯召集陆战队员，宣布占领胶州湾及附近一切海岛与属地成功。
德军得寸进尺，继续逼章高元退兵，并在各山口挖沟架炮，声称16日下午进攻。章高元无奈，再次退兵至沧口。12月15日，威廉二世决定派皇弟亨利亲王率领第二舰队前往中国，在送行晚宴上，他还发表了轰动世界的“铁拳”演说：国权即是海上权，海上权与国权犹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两两相辅而促进国运之发展。若缺其一，则不能期望国家强盛……朕选派帝国舰队去中国设防，不外是为遇有要求保护时，能进行勇猛的进击。无论何人，若有欲试牵累或妨碍我正当权利者，卿即应举“武装的铁拳”征讨之(田原天南：《胶州湾》载《德国侵占胶州湾史实选编》，第一册，第397页)。
次年3月6日，李鸿章、翁同龢与海靖签订了《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将胶州湾及南北两岸租与德国，租期为99年。德国随后设立“胶州湾保护领”，归海军部管辖，最高长官为胶州总督，由德国远东舰队司令充任，将租界地分为青岛、李村两个行政区。
德国终于实现了蓄谋日久的侵略野心，不仅把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的胶州湾和胶澳地区夺取到手，轻而易举地将其变成了直接的殖民地，而且还毫无阻挡地把侵略魔爪直接伸向山东内地，将山东省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从此，胶州湾沦入德国之手长达17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宣战，青岛又被日本强行占领，享有铁路沿线30里以内的开矿权。
(二)俄国占领旅顺口和大连湾。紧随德国之后，俄国以“助华”为名骗取清政府的同意，将军舰开往旅顺港口。清政府曾指望俄国成为自己的战略同盟者。但他们却始终不知道俄德之间和俄廷内部的大量活动。俄国支持德国派舰队前往胶州湾，实质上是为了换取德国对俄国占领中国其他军港的承认和支持。1897年11月11日，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向沙皇建议，俄国应当不失时机地占领大连湾或海军部指定的其它港口。接着，俄德两国之间达成谅解，德国承认中国北部和朝鲜属于俄国的势力范围。同年11月24日，沙皇召集大臣开会讨论远东局势问题，会上穆拉维约夫宣称，俄国在远东需要一个太平洋的港口，目前正是占领或夺取旅顺、大连湾的时机，这个港口在战略上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不久，俄国即开始从外交和军事两方面同时实施占领计划。当俄国外交官在北京的谈判陷入僵局时，俄国财政大臣立即发报指示他们去拜会李鸿章和张荫桓，并允诺各给他俩50万两银子的贿赂。根据俄国《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中的记载，李鸿章当时就接收了贿赂。戊戍政变后，俄国人又批准向张荫桓支付1.5万两银子。俄国外交官员在北京奔忙的同时，俄国军舰开进了旅顺口，2000名陆战队员在旅顺登陆，自此赖着不走。为了达到长期占有的目的，俄国努力协调外交政策，一方面取得德国对其远东战略的支持;另一方面宣布不再积极过问朝鲜事务，还撤回在朝俄员，企图换取日本不反对其租借旅大。1898年3月27日和5月7日，俄国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旅大租地条约》和《续租旅大租地条约》。这两个条约规定，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租期25年，并有建造南满铁路的权利。这样，中国北方最大、最重要的军港便沦入俄国人之手。俄国实现了长期梦寐以求的对中国东北的控制。从而大大加强了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地位。
《中俄旅大租借条约》签订的当天，德皇威廉二世给沙皇尼古拉二世写信说：“我必须衷心地祝贺你在旅顺口采取行动所获得的胜利结果，我们二人将在渤海湾的入口处组成为一队优秀的哨兵，受到人们适当的尊敬，特别是黄种人的尊敬。”(《德皇威廉二世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信》1898年3月28日，《“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第116页。)
(三)法国租占广州湾并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德国和俄国强行占领成功之后，法国也紧随其后。列强瓜分中国沿海军事基地之风迅速蔓延。1898年4月10日，在法国的胁迫下，清政府又与法国互换照会，承认中国滇、桂、粤诸省领土不得割让或租与他国，而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同年11月16日，法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广州湾租界条约》，将广州湾租给法国作为停泊船趸煤之所，租期99年。接着法军就占领了广州湾。
(四)英国趁机强租香港新界和威海卫。随着德国、俄国、法国瓜分中国活动的陆续得手，使本来在远东地区和中国占据优势地位的英国大为不安。他们此时顿觉落后了，好像丧失了对一切事务的支配权。英国象征性地向旅顺口派出一艘军舰，以表明“英国船舶有充分权利访问旅顺口和其他中国口岸”(《萨里贝利勋爵致欧格讷爵士函》1898年1月23日，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124页)。同时，英国还大力在中国南方的封疆大吏中活动，胁迫和引诱他们提出联英的主张。1898年3月7日，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在给驻北京公使窦纳乐爵士的训令中说：“如果俄国有了旅顺口和大连湾的租借地，那么俄国对北京政府的影响力将增加到损害英国利益的程度。”(《萨里贝利勋爵致窦纳乐函》1898年3月7日、25日，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26页。)不久他又说：“由于直隶湾的势力均衡已经因旅顺口的租让给俄国而实质上有了变更，所以在日本人离去之后，按照旅顺口租借的同样条件，取得威海卫的租借是有必要的。”(1898年1月23日，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124页。)英国的外交官们立即展开各种活动，在与日本取得默契之后，强迫清政府允诺将威海租借给英国。
1898年6月9日，英国先是借口维持大国的均势，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并承认九龙及大鹏、深圳二湾为其租借地，确实租期为99年。7月1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规定将刘公岛、威海湾中的群岛及威海全湾沿岸10英里地方，租给英国，租期与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1898年7月1日，《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82-783页)。实际上，早在5月9日，清政府将《马关条约》规定的最后一笔赔款付清之后，日军开始从威海卫撤退。王文韶派前山东候补道严道洪、前“威远”练习舰管带林颖启前往参加接收威海事宜。英国人也参与了接收活动，并在刘公岛西端的黄岛炮台上先升中国旗后，并悬英国米字旗。
《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虽然规定中国军舰可以使用威海湾水面，但事实上，威海卫港湾及刘公岛，已经不能作为海军基地，为中国军舰提供各种服务和后勤保障了。
(五)日本趁机租借厦门并将福建和浙江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西方列强大肆瓜分中国的同时，日本政府又趁机举起了杀人的屠刀。1898年8月8日，日本军队在鼓浪屿登陆，迫使清政府于10月25日签订《厦门日本专管租界条款》，取得在厦门设立租界的权力，并企图占领整个厦门地区，将福建以至浙江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从此以后，中国沿海的重要军事港口，都先后落入外国殖民主义者的手中，这对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和海防的建设，都造成极大的障碍和巨大的损失。
自从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帝国主义各国纷纷接踵效仿。在短短时间内，或夺占海域港湾，或争划势力范围，把中国完整的大好河山分割的支离破碎，整个华夏大地呈现出一幅触目惊心的图景。列强的蚕食鲸呑，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救国，何以图存?这个重大的历史课题已经毫不留情地摆在国人面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给中华民族敲响了警钟，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急速觉醒。
三、甲午战败唤醒了沉睡的中华民族
(一)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首先提出了“灭洋”的口号。他们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列强。山东、安徽交界一带的农民早在1894年的夏秋之交，就响亮地提出“灭洋”的口号，并展开坚决的斗争。这种斗争，起初主要是以反洋教的形式出现的，而且范围日益扩大。斗争发展到山东、直隶交界一带，农民群众更是清楚地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这些斗争此起彼伏，最后汇合成了具有全国规模的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
1898年10月24日，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梨园屯发动起义，正式打出了“黄色而镶以黑边”的旗帜，上标“扶清灭洋”四字(《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2卷，第118页)。从此，“扶清灭洋”便成了义和团运动的主要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事实。同时，也说明广大农民群众没有使用科学思想武器去分析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与清政府的关系。因此，在他们自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便产生了极其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他们高呼“灭洋”口号而盲目排斥洋人洋物;另一方面，则高举“扶清”旗帜蒙受即将沦为“洋人的朝廷”的清政府的欺骗和利用。由此可见，几千年来的农民运动尽管到这时增添了反帝的内容，却仍然无法摆脱皇权主义的束缚。所以，甲午战后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自发反帝斗争，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超出旧式农民起义的范畴。这恰恰是“扶清灭洋”口号的历史局限性所在。
(二)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甲午战争的失败，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唤醒了善良的中国人，当农民群众自发反帝斗争方兴未艾之际，资产阶级维新派所发动的变法运动兴起来了。这个运动的主题是变法图强，即变封建地主阶级之法，图资产阶级之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改革，以期中国臻于富强之境，挽救被瓜分的危机。
当时，正值全国各省举人会试北京，他们义愤填膺，纷纷上书都察院，反对和约，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运动。对于公车上书，都察院给予充分肯定，认为皆为“有血气之作”，以求“挽回之方”。广东举人康有为联合18省举人，于5月初在北京城南松筠庵举行会议，草成14000余字的公呈，署名者有600多人。公呈的主题是：“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康有为在公呈中大胆提出一个“近之为可战可和而必不致割地弃民之策，远之为可富可强而必无敌国外患之来”的“大计”，这就是“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并且开列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六项“富国之法”。
康有为草完公呈之后，令弟子梁启超等连日缮写，传遍京城，产生了重大影响。
天津水师学堂总办严复，翻译出版了英国科学家琴赫胥黎的名著《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唤起国人图存救亡。
改良与保守两股力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6月11日，皇帝下诏更定国是，变法自强。6月15日，翁同龢被开缺回籍。16日，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9月21日，慈禧太后政变，幽禁皇帝于瀛台，“百日维新”遭到失败。
甲午战后发生的“公车上书”，是持续了三十年之久的洋务运动让位于维新运动的标志。以救国图存为宗旨的维新运动，是在批判“中体西学”论中开展起来的。维新志士认识到此前所谓西学，只是“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不过“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而已。
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的根本不同是，它高举救亡图存的爱国旗帜，反复阐述“能变则全，不变则亡”的哲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维新派提出的救亡口号，激动人心、振耳发聩，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爱国救亡运动，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但是，维新派在理论上是虚弱的;在政治上是软弱的。维新变法学说是以庸俗进化论为理论基础，而其天赋人权论也只是作为论证君主立宪的理论根据，没有由此得出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结论。因此，维新派所学来的这些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学说，只跟中国封建主义打了几个回合，便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同盟所打败。1898年9月28日下午4时，当维新党人谭嗣同等 “戊戊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被砍下脑袋的时候，大清帝国统治者也就自行砍断了它自己最后一次被拯救的希望。
(三)甲午战争对辛亥革命产生了巨大且至深的影响。与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的同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先是在1894年6月下旬，孙中山和陆皓东一起北上天津。期间，他投书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建议革新政治，“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但是，当时中日两国出兵朝鲜，局势紧张，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李鸿章以军务繁忙，不能予以延见。无奈，孙中山由天津去往北京。在京城期间，他们耳闻目睹，亲历清政府腐败无能，积弊重重，无可救药。他认为：非彻底改造绝不足以救亡。此时，日本已经在朝鲜挑起了战争，随后又将战火烧到中国境内。孙中山去往上海，后转道去美国。11月24日，他在檀香山组建兴中会，宣称：“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他大声疾呼：“焏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并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呼喊。
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步步失利，辽东半岛的旅顺口、山东半岛的威海卫及刘公岛相继沦陷，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北京、天津岌岌可危，清廷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孙中山于1895年2月21日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从而推动了民主革命思潮在全国的发展。后来成立中国兴中会时，又规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纲领。
《马关条约》签订后，孙中山认为，拒和更应该探求乞和之因及施治之道。他明确指出：“甘于弃地，日就削亡者，清国之趋势也。……非彼之不欲自全也，以其势有所必不能也。”并强调：“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他反对封建专制和建立民族共和的思想，是遗留至今仍值得中华民族共同珍视的精神文化遗产。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对中国革命的性质、方法和任务提出了一套新的思想体系，这在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进程中是一次重大的飞跃。
梁启超说：“唤醒吾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以甲午战争为历史的转折点，经历过多次失败和探索，中国人民才有了这种新的觉悟，达到了这种新的认识。
今年适逢辛亥革命100周年，我们在北洋海军的诞生地、甲午战争的主战场、记录着中华民族耻辱的刘公岛上举行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和讨论，这对于我们两岸同胞勿忘甲午，以史为鉴，知耻铭志，预防历史的悲剧重新上演，都是十分必要和大有裨益的。
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不是为了增加我们的仇恨，而是要振奋我们的精神;知耻而后勇，就是要坚决反对战争，维持世界持久和平，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这应是我们来刘公岛参观考察的真正目的，也是我们研究甲午战争史的立足点。
参阅书目：
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晚清史治要》;
姜鸣著：《龙旗飘扬的舰队》;
米庆余著：《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
信夫清三郎著：《甲午日本外交内幕》;
林维功主编：《日藏甲午战争秘录》等。
(作者：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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