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也曾致力于改革
来源：《齐鲁晚报》   2019-08-10 16:38:29

　　回眸历史，放眼中外，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在面临内忧外患的时候，总要想点新办法，晚清政府也不例外。

　　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大清王朝让东洋岛国打得一败涂地，割地赔款，极大地加剧了中华民族的危机感，凡有血气之华夏儿女，纷纷尽自己力所能及，挽救民族危难。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走上了暴力推翻清王朝，建立崭新国家以复兴中华的道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呼吁朝廷进行改革以挽救危机，求得国家富强;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则力图“扶清灭洋”，摆脱资本主义列强的欺凌。那么，掌握政权的统治者们甘心就此衰弱下去并受外国摆布吗?

　　其实，认真仔细地翻检一下甲午战争后的中国历史，短时期内实际上并不具备暴力革命的条件。孙中山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逃亡海外，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潮期才趁乱到香港活动;康有为等维新派呼吁改革，最初几年没有得到决策者的支持而无法付诸行动;义和团反洋教最初也被各地方政府压制下去了，清政府还牢牢掌控着国内局势。统治者上自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下至七品县令乃至一般士绅，都为中国被一向不放在眼里的日本所败而深感耻辱，极力谋求起弊振衰、重振大清王朝昔日雄风之策。甲午战争一结束，各派人物纷纷策划要“仿照西洋新法，整顿中国旧法”，光绪皇帝更是诏告天下，决心“卧薪尝胆”、“因时制宜”，实行大规模改革。正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推行改革，才为康有为倡导维新变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和舞台，从而有了后来的“百日维新”。

　　纵观清政府内部统治阶级各色人物在甲午战争后建议的改革内容，大致有修造铁路，铸造钞币，开发矿产，裁减老弱残兵、裁汰多余的政府机构人员，编练现代陆军、整顿海军，设立现代学堂，整顿厘金，加强海关税收稽查，勘察开垦荒地，鼓励民间兴办工商业，创建现代邮政制度(以前是驿站和民间组织的民信局)，等等。用光绪皇帝的话概括这时候要进行的改革，“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用慈禧的话说，是只要有利于国家富强，举凡“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等均无不可，就是不能仿照日本“更衣冠，易正朔”，即不能触动典章制度。问题很清楚，甲午战后，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清朝统治阶级也要进行改革。从这一时期上上下下统治者的改革主张和打算看，甲午战后清政府的改革，无疑是甲午战前自强新政即洋务运动的继续深入和发展。

　　工商经济领域，甲午战后清政府号召各省设立商务局，鼓励私人投资工商业，特别是矿业、铁路和现代工厂，开始要彻底改变重农抑商传统国策(甲午战前私人开矿设厂不合法)，甚至鼓励国外华商回国投资。据不完全统计，三年多时间里，新创办私人厂矿企业58家，资本总额共计洋1200万元，其中大型纱厂7家，资本少者洋20万元，多者80余万元;大型煤矿资本也80余万元。

　　财政金融领域，筹款、开办现代银行、设立现代邮政。其中筹款涉及面较广，与行政和军事改革联系紧密，像裁减旧式军队以节军费用于编练新军;削减各级官员的薪水、裁汰政府多余工作人员以节省财政开支;茶、糖、烟、酒加征厘金，土药也就是国产鸦片、当铺、食盐等加捐，以增加财政收入;发行“昭信股票”———事实上也就是公债，筹集资金;创办中国人自己的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发行银元、银两钞券，开启了金融业现代化之门，为现代工商业服务;设立“大清邮政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邮政，既增加收入，又取消了外国在华通商口岸的邮局。

　　军事与文化教育领域，聘用德国教官，编练全新的现代军队，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张之洞的自强军，从编制、兵种、训练、武器装备、士兵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军官的配备等，一律仿照德国军队模式，聂士成的武毅军，也按照西法训练和装备，改建为新式军队。同时，改书院为学堂，增设西学课程;创设普通以及农桑、工艺、矿业、医学等专门现代学堂。改革科举制度，文科改革考试内容，增设经济特科，逐步推广西学;武科废除刀枪弓石等考试内容，改试枪炮，设立武备学堂培养军官，增设武备特科，鼓励学习现代军事技术。

　　总之，受甲午战争惨败于日本和战后民族危机的刺激，清朝统治阶级上上下下已经整体上认识到效法西方进行改革的必要性，清政府似乎也要在经济、军事、财政金融、文化教育方面走上现代化道路。但事实上，旨在求得国家富强、有朝一日洗去耻辱的改革进行得很不理想。各省设立商务局者寥寥无几，旧军裁减不到位，新军编练数量不多，新式学堂开办有限，正在修建的卢汉铁路筹集民间资本无着，不得不借钱修筑，而加厘、加捐增加了民众负担，发行“昭信股票”大规模筹款措施未能达到预期目标。这一切的原因主要就是一个“钱”字，甲午战争巨额赔款要还，训练新军、修建铁路、开矿设厂、创办新式学堂，处处需要钱。但政府没有钱，百姓也没有钱，急坏了年轻的光绪皇帝，他终于下决心要听取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大规模变法维新，以期能迅速改变困窘局面。

　　可是，任何人办任何事，想法和打算无论怎么美好，能不能落到实处，还要看条件是不是允许，方法是不是得当。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