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龙旗下的臣民》一书的性质与内容
《龙旗下的臣民——近代中国社会与礼俗》是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一本译著。该书上 篇为“中国的礼俗”,为英人吉伯特•威尔士所著;下篇为“近代中国社会”,为英人亨利•诺曼所著。译者对该书的背景未做多少说明,只是说“原著成书于19 世纪末,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各层面的状况以及民风民俗”。
其实,“近代中国社会”部分的内容,主要来自诺曼所著The peoples and politics of the Far East : travels and studies in the British, French, Spanish and Portuguese colonies, Siberia, China, Japan, Korea, Siam and Malaya一书中的第6章“China”。该章分为“Peking and its inhabitants”、“To the Great Wall of China”、“Chinese horror”、“Th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Sir Robert Hart and his work”、“The great secretary Li”、“China among the great powers”、“Concerning the people of China”、“The future of China”8节①(最后一节未收入)。《龙旗》的译者将其分别译为“北京与它的子民”、“登临长城”、“中国的酷吏”、“罗伯特•赫德与帝国海关”、 “总理大臣李鸿章”、“列强夹缝中的中国”、“晚清的中国人”。而“上海与香港:帝国前哨”、“澳门:葡萄牙人的居住地”两章,则分别为书中的 “Outposts of empire : Shanghai and Hongkong”、“Macao : the Lusitanian thule”两节。“近代中国社会”的前言,也就是该书的前言(其中的“The Far East presents itself to the attentive traveler under two aspects”一句,译者译为“中国给细心的旅行者留下印象主要在两个方面”,将“远东”改为“中国” ②),看来是为了配合中译本的主题,这种做法实在不算严谨);结语则为该书的末章(译者又将首句“I have done with the Far East as it is”译为“我已经据实描述了中国” ③)。由此可知,《龙旗》上篇是将该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选编而成。
关于诺曼,《龙旗》是这样介绍的:“生卒年不详,英国著名的远东社会与政治研究专家。其著有《真正的日本人》,两年内四次再版,畅销一时。1890年来中国旅游考察,先后游历了上海、香港、北京等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地区,对中国社会、环境与政治等问题的议论较有参考价值。”
为 了解其著作,需要对诺曼其人作一较全面的认识。亨利•诺曼(Henry Norman,1858年-1939年),生于英国莱斯特,曾先后在莱比锡大学、哈佛大学学习神学与哲学,后在伦敦《蓓尔街报》(Pall Mall Gazette)任编辑,之后又转入《新闻纪事》(News Chronicle),1899年退出新闻业。1910年被任命为邮政大臣助理,此后致力于无线电通讯事业,曾任皇家无线电报委员会主席。1918年进入 枢密院。事业有成的诺曼不算无名之辈,《龙旗》连其生卒年都称“不详”,实在有些离谱。
国外一般认为诺曼是记者与政治家。他对远东的考察著作带着一定游记的性质,颇有走马观花之嫌。要冠以“著名的远东社会与政治研究专家”这一头衔,恐为过誉。从其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社会的记载充满着道听途说的谬误,笔者将在下文论及。
二、《龙旗下的臣民》中对北洋海军的记载
在《龙旗》下篇第8章中,有一些关于北洋海军的记载,在此列举最主要的几条。译文错误不少,笔者做了一些订正。
第 一,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德才俱缺。“这个‘杰出’的将军却没有受过任何水兵应有的训练,他的北洋水师提督的职位完全是通过传统的科举考试获得的,只不过表 面上他与海军上将郎先生(他当时的职位)(笔者按,指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同样杰出罢了。这样,他要‘挽回中国的面子’就很困难了。事实上,他此前是一个 骑兵将军,说他即使在那里也未必称职并不过分。” ④
第二,北洋海军官兵军纪败坏。书中写道:“曾经有一次,一个中国海军军官带我到中 国海军最大的装甲战舰之一去参观,当时它正在巡航,状况良好。我注意到船上有一门大炮被帆布很严实地裹着。当我们经过它时,我问起这是什么。这位军官很自 豪地解释说,这是一门新型的急射炮,并招呼军需官(笔者按,原文为quartermaster,指陆军的军需官或海军的航信士官,此处显为后者),过来把 盖在大炮上的帆布扯了下来。看得出来,军需官很不情愿地执行了命令。当这门大炮终于展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发现,原来有人把它当作储藏狗肉的地方,里面还 有米饭、腌菜,筷子则横七竖八地扔在那里。当然,当时我扭头望着别处,用不着翻译就知道这个军官在斥责军需官说了些什么。不消说,在我离开这艘军舰的时 候,那个藏狗肉的哨兵吃了好一顿板子。但是中国人已经不可救药了。对于一个被派到一艘中国战舰上任职的外国工程师来说,发现下属在军舰上煮狗肉吃,将会感 到非常寒心。《佩尔•摩尔公报》(笔者按,即上文所述诺曼曾供职的Pall Mall Gazette)记者述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一艘中国军舰开赴鸭绿江作战,但军舰上却没有大炮(笔者按,应译为‘缺少了其中一门火炮’)。原来,管带把大炮 给典当了,却未能按时赎回。在中国,这样的事并非不可能。” ⑤
第三,北洋海军军官徇私舞弊、任人唯亲。诺曼称,他“曾经与一个在中国海 军中作鱼雷教官的外国人进行了一次很有趣的交谈”。那个教官说:“中国军官负责为他们的属下按人数领饷。因此,在调查时,他们往往让他们的亲友和仆人都穿 上军服滥竽充数,以后他们就可以为自己的亲友与仆人领饷了。当一个军官被派到一艘军舰上任职,通常都任命他的姐夫或者妹夫当水手长,安排他的堂兄弟或者表 兄弟当厨师。” ⑥
第四,北洋海军领导层逃避事故责任。诺曼记载了“一位海军承包代理商”讲述的一个故事:“中国派了一艘阿姆斯特朗巡洋 舰在福摩萨(笔者按,即台湾)沿岸运输军队(笔者按,其后脱漏了‘一艘十分昂贵与精密的军舰’一句),而不是租用普通商船。这艘巡洋舰的管带不久就驾着它 触了礁,巡洋舰最下面的底舱被撞穿了。此后,他将巡洋舰开到香港,请人对它进行检查,发现巡洋舰的两层底舱都注满了水。为了逃避因此而可能遭受的惩罚,舰 队司令和管带决定他们自己支付修理费用。于是他们就告诉船舶修理公司,如果修理费用不超过1.5万元的话,他们就入港。船舶修理公司告诉他们,根据潜水员 的报告,要修好这艘巡洋舰,至少也得花费4万元。于是他们就把这艘巡洋舰开到天津,最后又停泊在旅顺港。‘但是那里的船坞’,代理商继续说道,‘建造很不 合理。当放水的时候,水泵房也全都淹没了。这样,他们就无法把水抽出去。因此,这艘巡洋舰就一直瘫在那里,已经锈迹斑斑了,也不知道它还要在那里停泊多 久。’” ⑦
第五,北洋海军的实力不堪一击。诺曼引述了一份“李鸿章的一个外国顾问”(笔者按,依原文应为“最高级的外国顾问之一”)的 报告(笔者按,原文有“该报告的写作时间不早于五年之前”一句)。“这份报告说,当发生战争时,中国舰船根本没有什么物资储备(比如石油)(笔者按,原文 为such as oil and patent packing,应译为‘比如机油与专用密封材料’,当时石油尚未成为军舰的燃料来源,下文的‘石油’亦属错译)可资利用,而要获得石油这样的战争物资, 最近也得到上海去。运送石油等战争物资的商船必须开到旅顺港,因为旅顺港是中国唯一一个设防的港口,北洋舰队的任何船只,除了炮舰之外,都可以进港。旅顺 港不够大,无法容纳整个舰队,因此,当巡洋舰在加煤与其他物资时,装甲舰只能在港口外等待。这时,敌人会趁机封锁牛庄与大沽,因为那里根本没有任何鱼雷艇 守卫。在敌人炮火的猛烈攻击下,中国的海军将陷入混乱,由于先前从未训练在夜战中发射鱼雷,他们只好在800码以外发射。中国海军中没有多少人真正懂得海 战,物资装备也令人不敢恭维,战争一旦爆发,已经没有时间去准备这一切了。中国的轮机员对强制通风感到非常害怕,当他们试图这样做时,锅炉管道开始破裂。 朝阳号(笔者按,原文为Chao Yang,应为Chao Yung,即‘超勇’舰)被其他船撞上了,因为它转弯幅度非常大,但动力却非常小(这个预言在鸭绿江战役中奇迹般应验了,当时朝阳号在移动过程中,冲到了 岸上)。” ⑧
纵观全章,可以用“嗤之以鼻”来形容诺曼对北洋海军的态度。他笔下的这支舰队,可谓一片漆黑。
三、对以上记载的辨伪
初看诺曼的这些记载,可说是相当丰富的,所述之事有很多未见于其他史料。但若仔细推敲,便会发觉其记载的可靠性实在值得怀疑。
首 先应当指出,虽然诺曼声称曾接触北洋海军,其记载却根本不像是亲历者。这些记载中,耳闻多而目睹少,且几乎没有场景描写,显得对这支舰队十分隔膜。从行文 中看,诺曼频频使用“一个中国海军军官”这种含混的字眼,而不具体指明其人,无疑大大削弱了其记载的可信度。更反常的是,他没有给出任何时间记载,唯有 “曾经有一次”这种讲故事式的用词。诺曼在书中亦记载了拜会李鸿章的场景,那段文字相当生动,甚至写到李刚从面部麻痹中恢复过来,脸上线条紧绷 ⑨(这一点可以从史料中找到佐证⑩ )。与之相比,他对北洋海军的记载显然苍白得多,缺乏目击者的鲜活感。因此笔者认为,诺曼究竟是否曾经亲身接触北洋海军,是应该打个大大的问号的。
对照史料来看,更会发现,诺曼的记载充满谬误。笔者在此先对上文列举的五条记载作一分析。
第 一条是诺曼对丁汝昌的评价。令人吃惊的是,自称曾经登上北洋海军的军舰,与军官们进行过交流的诺曼居然连这支舰队的指挥官出身为何都不清楚,称行伍起家的 丁是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提督的。而他对丁“没有受过任何水兵应有的训练”的指责,其实也是以往许多论者对丁汝昌所持的论调。这种观点片面注重丁汝昌以往的陆 军经历,武断地判定他对海军一无所知,而忽视了他投身海军之后为担起责任所做的努力。诚如姜鸣先生所说:“简单的说丁是陆军将领出身而任海军提督就是一大 错误并不公允。从现存的丁汝昌函稿中,可以看到他从军舰弹药、燃料保障、航道疏浚,到人事调动、薪水发放等海军日常管理事务,无不亲力亲为,倾注了大量精 力。” B11对于这些,诺曼显然是一无所知的。而他批评丁即使作为骑兵将领也不称职,更纯属妄加臧否。
第二条记载诺曼少有的“亲身经 历”,写得也颇为生动。然而,这段记载若细细读来,不免令人疑窦丛生。诺曼所谓“最大的装甲战舰之一”,显然指“定远”或“镇远”。二舰所装备的“急射 炮”(正规叫法应为速射炮)有三种,即57mm、47mm和37mm哈乞开斯炮。这三种炮体积都不大,里面几乎没有可利用的空间,要用作储藏食物之所,实 在难以胜任 B12。何况火炮日常需要涂油防锈,更不适合做“橱柜”用。水兵即使贪嘴,想藏些吃食的话,偌大的铁甲舰上尽有地方,为何偏偏选择最不合用的速射炮?诺曼 的说法,着实站不住脚。
典当舰炮的说法更是可笑。舰炮不是小小的首饰之属,可以随便拿去典当,而且恐怕没有当铺愿意收这样的东西。从各种史料中,也根本看不出黄海海战中哪艘中方军舰缺了舰炮。这种记载,只能视为西方记者在黄海海战后跟风抨击北洋海军的产物,纯属无稽之谈。
第 三条指摘北洋海军军官冒领军饷、安插亲戚。诚然,北洋海军存在管理弊病,但这段记载过于离谱。北洋海军各舰人员定额和俸饷数目都有明文规定,倘若军官的亲 友和仆人只要在调查的日子里穿上制服,就能一直领饷,未免太过容易。如果说这段记载只是值得怀疑的话,那么军官“通常都任命他的姐夫或者妹夫当水手长,安 排他的堂兄弟或者表兄弟当厨师”的说法,不过是一句笑话。试想,即使军官搞裙带风,会这样整齐么?要较真的话,还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北洋海军的水手总头 目(相当于水手长)年薪共480两;而厨师属于级别最低的夫役,年薪为72两或36两B13。军官岂会罔顾亲疏地厚连襟而薄兄弟?
第四条 记载了北洋海军发生的一次事故。此事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但是诺曼的记载与事实相比可谓面目全非。所谓的“阿姆斯特朗巡洋舰”,北洋海军有4艘,即“超 勇”、“扬威”、“致远”、“靖远”。四舰中,“超”、“扬”从未前往台湾执行任务,而曾多次赴台的“致”、“靖”各发生过一次事故。光绪十六年七月二十 七日,“靖远”在开往朝鲜元山的航程中触礁,略受小伤B14。但此次行动并不在台湾沿海,显非诺曼所指。“致远”的事故未见奏报,但丁汝昌在向李鸿章汇报 “靖远”触礁一事时,曾经提到:“该船虽值风溜损伤,究由驾驶不慎,请一如‘致远’案办。时未一年,‘致’、‘靖’相继遇险,统将德薄,故事多分歧,统俟 事竣,趋津伏候宪示,免再误于日后也。” B15 由此可知,不久前‘致远’亦曾遇险。笔者查阅相关电稿之后发现,上年十二月,‘致’、‘靖’曾前往台湾恒春,声援正在“剿番”的清军 ,“致远”出事当在此时。而在电稿中追寻“致远”的航迹可知,它在执行任务之后按计划驶向香港,之后又前往南海操巡B17 。显然,它受的创伤并不重。至于“致远”的修复,是在光绪十六年七八月间,由上海船坞维修,“概由该管带自行觅工购料,妥为办理” B18 。
诺 曼引述的“海军承包代理商”对此的描述,实在是谬误满篇。第一,“致远”并非用于运输军队,而是“声援”。第二,丁汝昌并未隐瞒“致远”受伤一事。第三, “致远”所受的伤并不重。第四,“为了逃避因此而可能遭受的惩罚,舰队司令和管带决定他们自己支付修理费用”一句十分荒唐。修复“致远”时由管带“自行觅 工购料”,绝非为了逃避惩罚。《北洋海军章程》规定,舰船日常维护费用,除大宗用度专项申报外,均由管带从行船公费中动支。军舰意外受损,《章程》未明确 指出应如何办理,但按照常理,管带显然应为事故负责,除动用行船公费之外,可能自己还要出一些钱。“靖远”赴沪维修时,丁汝昌在致船坞负责人的信函中称 “一切工料仍照致远由该管带自行承办赔修” B19 ,一个“赔”字,证明了这一点。第五,“致远”没有一直瘫在旅顺。第六,所谓旅顺船坞无法修船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只要翻翻相关史料,便能发现旅顺船坞在 北洋海军后勤保障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致远”没有在旅顺修理,只是因为船坞还没有开始使用(旅顺船坞工程于光绪十六年九月验收)。可以说,这段记载除 了“致远”出事尚属真实之外,其余纯属捕风捉影。
第五条是诺曼对“李鸿章的一个外国顾问递交的报告”的引述及感想。无论其真实性如何(笔 者接触的史料从未提及这样一份报告),至少可以肯定,这些文字不仅前言不搭后语,而且充斥着可笑的低级错误。其一,旅顺绝非当时“中国唯一一个设防的港 口”,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其二,“北洋舰队的任何船只,除了炮舰之外,都可以进(旅顺)港”这种怪论令人瞠目结舌。须知北洋海军的6艘“镇”字炮舰的吃 水均仅有3米左右,比起各主要舰船要浅得多,绝无不能进港之理。其三,“当巡洋舰在加煤与其他物资时,装甲舰只能在港口外等待”一语极为荒谬,要进行驳 斥,只凭一张北洋海军主力军舰共泊于旅顺东澳的照片便已足够 B20 。其四,“超勇”被撞一事未见记载,而它在海战中冲到岸上的说法更纯属子虚乌有(其姊妹舰“扬威”倒是被日舰重创后又遭友舰“济远”冲撞,最终搁浅,但是 这与书中所述原因根本无关),诺曼大谈“预言应验”,实在是不知所云。总的来说,这根本不像是一名“高级外国顾问”应有的见识,令人不得不质疑这份所谓报 告是否存在。
综上所述,诺曼的这些记载可谓谬误百出,绝不能作为信史使用。如此不加考证,只热衷于攻击北洋海军的“黑暗面”,除了缺乏严谨的写作态度外,也与他的个人立场有关。
四、从对华态度看亨利•诺曼记载的真实性
通读《龙旗》下篇,读者能够明显感觉到诺曼对中国社会的强烈蔑视。对遍布名胜古迹的北京,他居然狂妄地声称:“坦白地说,北京几乎没有什么名胜。我所见过的 最好的建筑,就是英国使馆入口处的亭子了。” B21 甚至可以说,他是刻意关注并描写中国的阴暗面。在“晚清的中国人”一章末尾,他写道:“我并不打算全面分析中国人的人性的所有方面。我甚至根本就没有谈到 中国人的美德,只是谈到了中国人的一些观念和恶习,以证明中国要进行内部改革是不可能的。” B22
既然戴着这样的有色眼镜进行观察,诺曼在书中只着重阐述中国的落后,就不难理解的了。这也能够说明,曾经博得诸多外国人赞美的北洋海军,在他笔下为何是那样的形象。
对 当时的日本,诺曼则是赞美有加。在The peoples and politics of the Far East的后记中,他写道:“战胜了她(日本)的大敌,享受着和约带来的战利品,排除了外患,民气旺盛,并且能够取得殖民地,岁入增加,商业迅速发展,作 为世界上的亚洲头号强国,远东的主导力量,她理所应当拥有已赢得的赞赏、敬重和好意。” B23 在该书的“Japan”一章中,他对日本更是大加褒扬 B24 。对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他虽然不否认其存在,但极力为日军开脱 B25 。
应该进一步说明的是,诺曼此书写作之时,正是甲 午战争爆发前后。其时中日英三国的三角关系,是当时远东国际关系的关键。日后从政的诺曼,当时自然不会对这一关系不闻不问。在书中,他对英国的远东外交政 策多有建言。鉴于对中日两国的不同态度,他会提出怎样的主张是不言而喻的。在“列强夹缝中的中国”一章末尾,他在历数中国军队的“无恶不作”之后,轻蔑地 写道:“这样的一支军队,根本不配与我们英国军队并肩作战。我们应当与中国之外的其他(译文脱漏了‘东方的’)国家组成军事联盟,越快越好。” B26 诺曼所谓的“其他东方国家”,显然非日本莫属。如他所主张的,1894年7月16日,日英两国签订了被称作“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的 《日英通商航海条约》。1902年1月30日,两国又订立了《英日同盟条约》,正式缔盟。
可以看出,诺曼的著作中渗透了他的外交主张。在极力推崇日本,建议英国与之结盟的态度下,他对中国的评价不可能做到客观公正。刚刚经历黄海败北的北洋海军,正好被他拿来作为日本军力的反衬,贬个一文不值,以证明中国不具备成为英国盟友的资格。
五、余论
笔者写作本文,缘于读到了两篇有关北洋海军的文章 B273 。其中一篇基本上是照抄诺曼的记载,然后加以发挥,痛责北洋海军。另一篇亦大量引用诺曼的观点,目的是警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高度重视部队风气建设”。文中对北洋海军的态度,令人感到十分痛心。
毋庸讳言,北洋海军的覆灭与自身弊病是分不开的。然而,史学研究应讲求实事求是,绝不能因北洋海军的失败就将不符实际的批评加诸其身。两文作者未对诺曼的记载进行任何考证,便轻率地援引这种不实之词抨击北洋海军,笔者不认为这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依 据的材料不属实,所阐发的议论只能是荒谬的。一位作者居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众所周知,北洋海军的提督(相当于舰队的总司令)是所谓的‘民族英雄’丁汝 昌,此人到今天仍然还在威海刘公岛上的‘甲午战争博物馆’里,享受着绝大多数不了解历史真相的游客的顶礼膜拜。”因外国人的失实记载而对殉国的民族英雄如 此轻蔑,实在让人欲哭无泪。
另一位作者以北洋海军做反例来论证加强部队风气建设的必要,用心可说是好的,但方法实在欠妥。历史学固然有垂训的社会功能,但是对史料不加甄别便轻易使用,视历史为可以信手拈来的道具,这种态度,不客气地说,贬低了历史学的价值,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
很 多并不了解北洋海军的国人,需要检讨一下自己对这支命运坎坷的舰队的态度。我们可以对北洋海军的缺陷感到恨铁不成钢,但是绝不能就此将其全盘否定,甚至加 以刻薄轻浮的言语。曾报道甲午战争的英国记者肯宁咸引用了这样的格言来评价北洋海军将士:“尊敬被命运抛弃的人。” B28 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
注:
①Henry Norman: The peoples and politics of the Far East : travels and studies in the British, French, Spanish and Portuguese colonies, Siberia, China, Japan, Korea, Siam and Malaya (London: T. F. Unwin,1895), Contents, p.xi
②对照Henry Norman: The peoples and politics of the Far East, Preface, p.vii;(英)吉伯特•威尔士、亨利•诺曼著,邓海平、刘一君译:《龙旗下的臣民——近代中国社会与礼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 页。
③对照Henry Norman: The peoples and politics of the Far East , p.589;吉伯特•威尔士、亨利•诺曼著:《龙旗下的臣民——近代中国社会与礼俗》,第329页 。
④《龙旗下的臣——近代中国社会与礼俗》,第298页。
⑤《龙旗下的臣民——近代中国社会与礼俗》,第299-300页。
⑥《龙旗下的臣民——近代中国社会与礼俗》,第301页。
⑦《龙旗下的臣民——近代中国社会与礼俗》,第302页。
⑧《龙旗下的臣民——近代中国社会与礼俗》,第305-306页。
⑨《龙旗下的臣民——近代中国社会与礼俗》,第286-287页。
⑩《请病假片》(光绪十四年十月十四日),栾兆鹏主编:《李鸿章全集》,第4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4页;《再请病假片》(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第2385页;《力疾销假片》(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第2397页 。
B11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修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10页 。
B12“定远”级速射炮资料及图片见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现代舰船》杂志社2006年版,第15-17页。
B13《北洋海军章程•俸饷》,《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兵书集成》,第48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581、586页。
B14《丁提督来电》(光绪十六年八月初九日未刻到),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3页。
B15《丁提督来电》(光绪十六年八月初九日未刻到),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283页。
B16《寄海署》(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戌刻),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177页。
B17《寄海署》(光绪十六年二月初四日亥刻),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201页。
B18《致刘康侯》(光绪十六年七月十七日),戚俊杰、王记华编校,戚其章审订:《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4页。
B19《致刘康侯》(光绪十六年九月初二日),《丁汝昌集》,第145-146页。
B20该照片中,港内军舰共有“定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超勇”、“威远”八舰,照片及判读见《北洋海军舰船志》,第5页。
B21《龙旗下的臣民——近代中国社会与礼俗》,第230页。
B22《龙旗下的臣民——近代中国社会与礼俗》,第328页。
B23Henry Norman:The peoples and politics of the Far East,p.595。
B24参见Henry Norman:The peoples and politics of the Far East, pp.375-406。
B25Henry Norman: The peoples and politics of the Far East,pp.595-597。
B26《龙旗下的臣民——近代中国社会与礼俗》,第309页。
B27周英杰:《亨利•诺曼眼中的北洋海军》,《随笔》2007年第2期,第124-132页;何校生:《风不正则战必败——北洋水师惨败警示录》,《解放军报》2007年6月22日,第4版。
B28(英)肯宁咸著,李鼎芳译:《肯宁咸乙未威海卫战事外纪》,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6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24页。(中国甲午战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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