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史料解读日方版本的甲午战争
来源：林伟功 余光仁 曹旭峰   2019-08-12 16:58:29

　　1894年7月19日，中日海军在黄海海面展开了一场海战，由此拉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这场海战对中国、日本、朝鲜以及远东政局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者颇多，然而多是从中方的角度看待这场海战。多年来，福建林伟功先生致力于“甲午战争”的历史研究，并多方收集到日方收藏的“征华策案”和“黄海海战”等珍贵的史料，以图揭开日方蓄谋已久的侵华野心及历史史实。近日，本刊记者研读林伟功先生的“日藏史料”后，整理成章，以飨读者，不忘国耻，自强不息。

　　鼓噪“征韩”论暴露侵华野心

　　从日方史料所载，挑动对华战争是日方早有预谋的。其在1868年4月6日发布的《安抚亿兆·宣布国威震宸翰》中宣称：“……联与百官诸侯相誓，意欲继承列祖伟业，不问一身艰难，亲营四方，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其中字字皆显出企图凌驾近邻国之上的野心。由此，日本政府自明治初年伊始，便开始了“国威于四方”的理论思想，其第一步便是“征韩论”。

　　1869年1月26日(明治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参议木户孝允向政府右大臣岩仓具视上言称：“为确定天下之方向，派遣使节赴朝鲜，责问彼之无礼，彼若不服，则鸣其罪而攻击其土。”同年2月11日，木户孝允再次与主管军务的大村益次郎共同策划“征韩”，称“平生所思征韩之念，益加勃勃。所谓征者，并非胡乱片之，乃欲推行宇内之条理也。推行其条理，即我国策也。”

　　值得注意的是，木户孝允和大村益次郎的“征韩”热，并非“一己之念”，而是当时日本政府意推行其“弱肉强食”国策的一部分，而其真正的意图指向则是清政府。诚然，在当时日本政府主流推行侵略政策时，其国内也出现不同声音，从欧美归国的岩仓具视和参议大久保利通等，认为应该先治理国内问题，然其真正目的仍是待时机成熟后，再“扬国威海外”，其根本仍没有离开侵略的本质含意。

　　1875年9月20日日本军舰“云扬”号闯入朝鲜江华岛，并向岛上守军开炮，摧毁江华岛炮台占据永宗镇，开始了其征韩第一步。其后日本政府加紧对朝鲜的入侵，逼迫朝鲜政府接受《日朝修好条规》，内容为：“(前略)朝鲜政府应在第五款所载之地开设两个港口，听准日本人民往来通商，在上述场所租借地面、营造房屋或租借朝鲜民宅，应任其各自随意。”

　　“中国语研究生”疯狂收集中国情报

　　至此，朝鲜门户大开。随之日本政府加紧了入侵清朝的各项准备，大量派遣“中国语研究生”在中国各地收集情况，汇总《支那地志》，管西局局长桂太郎中佐负责此事。根据所收集的情况，其向日首任参谋长山县有朋提交了《对清作战策》的报告，主张派遣三个师团占领大连兼并袭击福州，然后“一举攻克北京，迫订城下之盟。”

　　虽然日本政府对中国已是虎视眈眈，但对其“蛇吞象”之举，仍乏信心乃至焦虑。时任监军的山县有朋在向内阁提出的《军事意见书》中写道：“现今支那派遣壮年士官留学欧洲，又频频兴办武备学校，购求兵器军舰，一则改革兵制，一则扩张军备……我国之军备若不充实，焉能排除万难，安然立于波澜之中?”虽然信心不足，然日本野心已被撩勃起动，侵华已跃跃欲试了。

　　1887年2月参谋本部管西局长小川又次在两次秘密侦察中国大陆和听取谋报人员汇报后，完成《征讨清国策案》，从而拉开侵华的序幕。《策案》对清政府的方方面面进行了事无巨细的阐述：“清国岁入总计一亿二千五百万元有余……军备金额大约七千五百万元，但用于八旗、绿营者恰好救助贫民，于军备之上，不见利益，只是养活海陆军之防勇、练军四十万之兵力而已。”

　　对清军兵力情况调查为：“(清)有三十万八旗兵，有绿营兵六十万及蒙古兵十万，合计百万……临时募集之壮兵，即一种称作勇之士兵，每当有事，则必首当其冲，几乎以之布于十八省之内。”日方还对中国旅顺口炮台、山海关、大沽及吴淞等百多所港口炮台的方位、地形等情况作了详尽描述。在日方无孔不入的情报收集中，清政府的守备力量已经一览无遗了。

　　打击箭头直指北洋水师

　　对清海军诉述是《策案》的重中之重，因为日方认为：“与大国交战，攻陷其国都乃名誉之胜利，压制其海上为实效性胜利。另外应知，在顺序上，压制其海上为第一步，攻陷其国都则在其次。”清海军的兵力情况早为日方熟知，《策案》中对清海军如此阐述：“清国之海军有北洋、南洋、福建和广东四个水师，各以十余只军舰编成舰队……广东水师虽有数十只编制，概为木造脆弱之军舰，其速度无有超过六海里者……福建水师，概以福州制造之军舰编制而成，被法国海军击破之后，未能整顿，故而，清国可试行与外国海军战斗者，唯有南北两洋之军舰。”

　　其时，清政府海军数十只军舰中，惟有北洋水师的定远、镇远和济远三舰和南洋水师的南琛、南瑞、开济及镜清号为主力舰，其中又尤以北洋水师战斗力最甚。为了让清国“乞降”，日军将击溃清军水师作为首要目标，并全力寻找歼灭清军北洋水师的机会。

　　中日海军均遭重创

　　处心积虑的日海军终于等到了机会。史料所载，1894年9月17日中午11时许，即平壤陷落的第三天，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主力舰10艘、附属舰8艘在完成了对朝鲜的运兵任务后，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黄海海面不期而遇。此次日本海军集中了12艘军舰，包括其全部精华，即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等8艘五千马力以上的主力舰和巡洋舰。日海军迫不及待地投入攻击，双方随即展开了一场旷世的海战。

　　对于此次黄海海战的经过，日方《黄海海战记事》作了如下诉述：“帝国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海军中将伊东奉大本营之命，令西海舰队司令长官、海军少将相浦率领第二游击队，护送我第三师团陆军至朝鲜国仁川港，并协助其登陆……第三游击队及水雷舰队增援陆军攻击平壤……”这表明，中日海军皆是在往朝鲜运兵之后遭遇的。

　　对于令日本政府犹如鱼鲠在喉的北洋舰队，此次的出现令他们“欢喜雀跃，各自决心光荣战死。”《黄海海战记事》中称“……我两舰队于二千乃至二千五百米之距离内猛然开炮，击断(旗舰)定远桅杆，使之不能再次悬挂将旗，亦无法使用信号旗命令诸舰。”定远舰桅杆遭毁后，北洋舰队顿时陷入群龙无首之境，战斗渐渐陷入困境。从《黄海海战记事》披露的海战时刻表与海战图等原始记录中可看出，日主力舰队与第一游击队对清军舰队分而击之，东西战场事实存在，且清海军除被击沉舰只外，均都在战场不同位置与日舰纠缠。

　　海战历时四个多小时，《黄海海战记事》述清海军所受损失：“经远、致远、扬威、超勇破坏沉没，定远、来远、平远燃大火，其他诸舰亦遭受损害无疑，以致敌舰皆丧失战斗能力。”致远舰舰长邓世昌及246名官兵全部奋勇战死，是为牺牲官兵最多的清海军兵舰。

　　此战日舰的损失也较惨重，《黄海海战记事》称：“旗舰松岛最受攻击，诸多命中之敌弹，造成若干损害……炮舰赤城亦一时深陷敌舰重围，舰长以下30名伤亡，主桅折断，蒸汽管被打坏，几乎无不遭受破坏之处……海战结束后，松岛、比睿、赤城、西京丸因需修理，回到本国港口，此皆事实。”

　　对于此番海战中清军士兵的表现，《黄海海战记事》用了罕见的赞溢之词：“此次海战，断续交战四小时有余。此间，清舰队虽勇敢奋战，但不能保持阵形，四方散乱，可谓遗憾。然其有经常命中者。此外，一、二水雷舰及二、三军舰乘员，舍生忘死，尽忠职守，可大加称赏。”

　　日海战亲历者：伤者哀鸣死者相籍

　　木村浩吉是日军旗舰松岛号上的大尉，亲历了此次海战全过程。其在回忆录《黄海海战中松岛内状况》中，虽对日军的顽强给予褒扬，但对日舰官兵惨状也做了描述，“该敌弹命中后，穿过中央水雷室时，造成极为猛烈之震动……发射管四人惨死，实难名状。其中一人，仅剩下附着少量血肉之衣服……该炮台指挥官志摩大尉为首之士官、下士卒二十八名，多是四肢分裂、或仅存身体上部或下部……士官办公室，发现被烧焦之重伤者，横在桌子上下及沙发之上，室内充塞无容脚之地……”对日军惨状的描述，在《黄海海战记事》中是绝不容许出现的。

　　“仇恨灌输”让日本走上一条不归路

　　从木村浩吉的回忆录中可看出，日军的“忠勇不惧死”与日本政府长期灌输的“仇恨”思想有关。木村浩吉写道：“为鼓舞士气，携带幻灯漫游全国……司令长官特别要求士官、下卒观看。其放映图片之内容，有当年我对马及五岛屡屡蒙受元寇残忍袭击，妇女受辱、婴儿被刺，成百上千之国民无辜遭悲惨之刑，以供胡军乐笑，凶残狂暴至极，还有菊池三代对帝室忠勇之图片，而且反复阐述国民一致报国精神之必要……”事情诚然，这种对大众“仇恨式灌输”，造就了日本无数丧失人性的“忠勇之士”，给中国及东亚人民带来了无以名状的痛苦和深重灾难，也让日本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甲午战争”已去百余年，战争的硝烟也早随风飘散，但是对历史真相的探究却从未停止。历史是一面镜子，既照亮了时光长河中的每一朵浪花，也映出了每一次泛滥。1972年，周恩来总理曾对田中角荣首相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不忘”是为了记取教训：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泱泱大国，为什么会任人宰割?“不忘”是为了汲取力量，明白落后就要挨打，分散就要挨打。审视历史，铭记历史才能塑造新的未来。（出自《东方收藏》）

北洋提督衙门
日本《征讨清国策案》宗旨书。
黄海海战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