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抗战老兵记录历史》：浙江省义乌市老兵张希福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26-05-26 16:48:16

　　编者按：抗日战争是中华崛起、民族复兴征程中的光辉转折点。在国际政治格局深刻变动的当下，重温这段历史，既是对过往的敬畏，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口述历史为载体，用鲜活的实例与一手资料留存这段岁月，能让中华儿女深刻铭记中华民族抵御侵略、奋勇抗争的壮阔历程，铭记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巨大牺牲与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不仅是对历史的传承，更能凝聚民族精神、汇聚奋进力量，为实现中国梦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时光流转，健在的抗战老兵（亲历者）数量正不断减少。为充实抗战研究史料、让更多人了解并铭记这段历史，长沙市抗战文化研究会、抗日战争纪念网、抗日战争图书馆携手行动，与时间赛跑，共同开展《为抗战老兵记录历史》口述采集项目。我们广泛搜集抗战相关资料，倾听老兵的亲身经历，记录他们的个人档案，力求重现那段热血激昂的峥嵘岁月。

　　抗战老兵的故事，是民族的共同记忆，更是我们必须永远铭记的历史。2025年12月22日，《为抗战老兵记录历史》项目组任刚强团队前往浙江省义乌市探望老兵张希福，用文字与影像，为他的抗战经历留下珍贵记录。

　　老兵口述：

　　张希福：历经坎坷尤从容

　　口述：张希福  整理：龚春强

　　张希福（1925.04—   ），义乌何里分水塘先塘村人。1939年以优异成绩考入金华农校农艺科毕业，曾被日本军队俘虏被迫充当劳力；1942年，加入国民革命军第49军，在参谋室工作；1943年，担任第八大队分水塘中队长，为一线部队提供后勤保障工作；1946年，进入国民革命军宪兵23团当兵，期间帮助地下党员联系陈望道寻找组织关系；后在兰州汽车保养团担任中尉通讯员直到起义，回来成为一名小学代课老师，培养教育一批又一批学生，多次获得优秀班主任、先进工作者，现在与一同经历风雨的老伴相依相伴。

　　◆成绩优异考入金华农校

　　我叫张希福，1925年4月出生于原何里乡先塘村，爷爷、父亲都是佃户，给地主家当长工，家里非常穷。家里有兄妹四人，三个妹妹都是共产党员，大妹是农村的妇女主任，二妹曾参加解放军第七兵团医疗队，三妹和妹夫都是水利专家，曾经到乌干达参与援建。

　　当时家里很穷，但我们这边读书的氛围还是比较浓厚的，《共产党宣言》翻译者陈望道就是我们分水塘村的。先塘村是分水塘的一个自然村，所以父母还是送我去上学，先是在分水塘念小学，13岁的时候小学毕业，我就到东河去念高小。在学校的时候我学习很刻苦，成绩一直都比较好，基本上在全年级第5名左右。1939年我15岁的时候，考上了金华市农校，是第七届学生。

　　金华农校成立于1933年，主要招收金华、杭州两地的学生.这个学校实行半耕半读、勤工俭学，我们去上学不要交费，一切生活费用都从

　　自己劳动所得供给。学校的校训是“从劳力上劳心”，实行的是上午课堂教学、下午劳动实践的授课方式，农忙季节全天劳动，农闲、雨天再补课。新生入学的时候，要从事基本劳动两个星期，考验能否适应本校艰苦生活，大部分人都是农村出来，都能经受得住，但也有个别经不起考验而自动退学的。当时的金华农校共设农艺、园艺、畜牧三个科，我就在农艺科。校长是卞贻牟，他从1937年开始担任校长，直至1949年，前后共担任12年之久。

　　◆成为俘虏被迫做苦役

　　日军占领杭州后，浙江省政府迁到金华一带。虽然金华还没有沦陷，但日本人的飞机经常到金华、孝顺一带进行轰炸。1942年，学校被迫停课，并将部分图书、仪器疏散到武义履坦附近的王村。1942年5月，浙赣战役开始，日军分三路向金华、衢州进犯，卞贻牟校长带领部分同学及职工家属向武义方向撤退。

　　到了石楠塘附近，刚好碰到日本人的部队，我和卞贻牟校长、温州的王明还有一个苏溪人，具体名字已经忘记了，只知道他是在学校吹号的，我们4个人不幸被日本人抓住了。被他们抓住之后，日本人没有将我们杀死，让我们充当挑夫，给他们挑无线电通讯器材。在日本人的威胁下，我们只好帮他们挑设备，从雅畈一直挑到汤溪的白龙桥，一整夜都没有休息。我们挑担过程中，日军里的一个朝鲜人问我重不重，我说不重的，因为我挑的无线电设备只有二十几公斤，对于在农校干惯农活的我来说这点重量真的不算什么，他却对我说“长路无轻担”，意思走远了，再轻的东西挑着也会觉得累。

　　在路上也遇到国民革命军的抵抗，有时候会交火，有作战经验的日本人让我们躲在坟墓后面，避免被子弹打到，但国民革命军的抵抗不是很激烈，一直在不停地后撤。

　　虽然挑的担子不重，可我们心里非常害怕。听说日本鬼子杀人不眨眼，想着我们挑完这些东西之后肯定要被枪毙的。路上，我们遇到一个日本翻译，他是中国人，他问“你们是做什么的？”

　　我们回答说“是金华农校的学生。”

　　我们问他“日本人会不会把我们枪毙掉？”

　　翻译官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是学生不是军人，是不会杀掉你们的，现在日语翻译非常缺，可能会送你们到南京汪精卫政府那里学习日语。”

　　当时，我就想如果去学习日语，学好回来当翻译，那就是要为日本人服务，不就是要当汉奸，当汉奸可要被人耻笑，丢祖宗的脸。我们农校还是比较注重爱国教育的，有很多学生参加了部队去抗日的。我当时还年轻，顿时热血沸腾，不想当也不能当卖国贼，我就和其他几个人商量，思考怎么想办法逃跑。

　　到了白龙桥后，我们被关在一间没有造好的房子里，砌有四堵墙却没有屋顶的，可能是屋主为了躲避战争出逃了。我在同伴的帮助下爬上柱子向外张望，只见日本人正在集合，准备攻打金华城。他们没时间顾及我们，大家一商量，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时机。于是，我们就破门而出躲到一个猪圈里，等日本人出发后，马上逃了出来。

　　◆一心报国成为国军士兵

　　逃出来之后，我想义乌已经被日本人占领，回家可能还会被日本人抓去。想到日本人侵略中国，占领自己的家乡，让自己无家可归，我就返回到金华城里。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第49军驻扎在我们已经停课了的学校，我就找到驻扎在学校里的国民革命军，主动要求当兵。当时负责招兵的人看我是个学生，有文化，他就让我留在第49军军部参谋室负责通信登记、电话记录工作。当时第49军的军长是王铁汉，辽宁人，是中将军衔，兼任金华兰溪警备司令。

　　1942年5月，金华沦陷后，我们的部队退到了衢州。当时，国民革命军士兵的生活条件非常差，每天只吃两餐并且吃不饱，可当官的却过得比较舒服，军长和他的太太出门都坐轿子，有十个轿夫负责抬轿，而师长一般都骑马，我非常看不惯这种作风，心想这样的部队

　　怎么能打得过日本人，越发不想再当兵了。1943年秋天的时候，我就提出请假回到义乌家里，算是彻底脱离了国民革命军队伍。

　　◆协助部队开展抗日斗争

　　回家之后，由于我在部队干过，又有文化，被选为金东义西联防处第八大队分水塘自卫队中队队长。这不是真正的第八大队游击队队员，相当于现在的民兵队长，不脱离生产的，主要任务是打仗的时候给参战部队提供后勤保障服务，如送茶水、送子弹、抬伤兵、探情报等等。1944年，第八大队与后宅方面一股武装队伍准备拔掉一个驻扎在浦江黄宅的日本人据点，这次战役是由吴山民指挥的。当时，他担任金东义西乡镇联防办事处主任。他们派出两个人，化装成吊丧的老百姓，身上挂着麻线，这样也比较容易辨认。

　　我对黄宅比较熟悉，就化装成学生，手上的网袋里装着几本书。我们顺利通过日本人的路卡进入黄宅之后，看到日本人正在黄宅祠堂吃饭，他们把枪都架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马上到隐蔽在去黄宅路口的第八大队指挥部汇报，第八大队指挥员决定发起攻击。可就在这时，来自后宅方面的队伍率先打起枪来，让日本人及时察觉到，他们的机枪手返回碉堡进入射击。

　　在我向日军发动攻击后，黄宅的日军向驻扎在浦江郑家坞的日军求援，但在战斗之前，电话线被我们提前剪断，郑家坞的日军根本不知道黄宅的日军受到攻击，没有派人增援。战斗进行得比较顺利，除了刚开始攻击的时候有三个班长牺牲之外，没造成其他人员伤亡。我们俘虏了20多名日本士兵，其中1名被枪毙掉外，其他人都统一遣散回日本。这件事情还在当时的《抗日报》刊登过，表扬了分水塘中队积极配合抗日的做法。

　　◆无奈再次成为国军士兵

　　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后，国民革命军以及国民党控制的政府机构重新回到义乌。那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部队摩擦不断。为避免更大损失，新四军北撤离开义乌，只留下一些地下党继续活动。当时的共产党联络站就设在我们村，负责人是胡恒山，兰溪人，是金华农校第六届畜牧科毕业生，后来担任过严衢办事处副主任兼兰西区区长，他就住在我们村的张人兴家里。他在我们村的时候，我和他没什么接触，我也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

　　国民革命军回来重新掌握政权后，对共产党员包括参加过第八大队的游击队员进行清算，我和我们村里的张人兴、张峰山虽然不是第八大队的正式队员，但由于在分水塘自卫中队当中队长的时候经常与第八大队联络，属于亲共积极分子，因此我成为被通缉的对象。收到风声后，我们三个人连夜出逃，从义乌一路经浦江跑到建德，出门的时候只随身带了七斤左右的米，可很快就吃完了，生活没了着落。

　　此时，国民革命军宪兵23团押送投降的日本兵到上海，将他们遣散回日本。宪兵23团途径建德时，还在当地进行招兵，我就去报名。宪兵团招兵还比较严格的，要经过考试的，考试的内容不是数理化，而是《总理遗训》。这对我来说很容易的，那时候在金华农校的时候常常读，记忆很深刻，现在还记得孙中山总理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等内容，所以很顺利通过考试，成为宪兵23团的一名新兵。

　　1945年9月，我跟着宪兵23团从建德、桐庐、富阳一路到上海龙华，团部设杨树浦。我们新兵驻扎在南阳中学训练，一共有五六百人，下设步兵连、通信连、特务连等。宪兵兵种在编制上虽属陆军，但其实是独立于陆海空三军，所有宪兵都归宪兵司令部管辖，主要任务在维持该军队内部军纪纠察，纠举军人行为，具有司法警察的身份。说白一点，宪兵就是国军的警察。

　　在那里待了一个月不到，分水塘的地下党员陈伟杰写信给我，让我转一封信到山东。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将信转寄到山东。这不是普通的信，而是共产党的情报。因为刚到宪兵团不久，政治处军纪纠察还不是很严，后来严格起来我转这样的信就要被抓去枪毙了的。

　　在宪兵团的时候，按规定一天两餐，每天20两米（以前的一斤相当于16两）。可国民革命军内部太黑暗，层层贪污，导致下属吃不饱。我对部队十分不满，加上自己还曾经给共产党转过信件，心想如果哪天被查到也是件麻烦事，就寻思着怎么逃跑。那时，部队管理比较严格，基本上没有机会出去，唯一的机会就是到外面买菜的时候是自由的，买菜是大家轮流买的。轮到我买菜的时候，我就逃跑，逃回到家里。我擅自逃跑，成为国民革命军宪兵团通缉对象。

　　当时宪兵团里的一个营长是义乌杨村人，他在宪兵团的时候招了不少义乌人，我和宪兵团的一些义乌老乡关系还不错，在团里发通缉令的时候，刚好我的两个战友龚樟提（音）、龚思辉（音）看到了通缉令，他们没有拿去张贴，而是将通缉令烧掉了。由于我逃跑的时候不是带枪逃的，宪兵团这边也就将普通逃兵看待，像我这样的逃兵那时候也很多，上面也不会查得太紧，于是我又躲过一劫。

　　1947年，我待过的宪兵23团在上海市发生了震惊的“金都戏院血案”。上海警察因不满宪兵对于其权力干涉，而聚集挑衅宪兵，一警察开车冲撞宪兵时被击毙，导致上海警察全面罢岗，蒋介石不得不将宪23团裁撤，团长就地免职。

　　1946年，我在家里待了一个多月后，觉得在家没什么事做，还是要出去寻找更好的出路。于是，我又回到上海，在上海美通电业厂当会计。过了不久，由于在义乌的地下共产党员陈伟杰被叛徒出卖，他所在的党组织受到破坏，他逃离义乌来到上海，我安排他到法租界法办无轨电车公司何樟明处隐藏。由于他的党组织关系被中断，晚上的时候我就陪陈伟杰到复旦大学的陈望道那里，让陈望道帮忙寻找组织关系，连续九个晚上都陪他去。最后，在陈望道的帮助下，陈伟杰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

　　◆成功起义成为解放军士兵

　　1948年，我感到上海的形势越来越紧张。我以前帮助联络过共产党员，担心会被误认为我是共产党员而将我抓起来。刚好我们隔壁村的何桂芝在南京，她当时高中毕业，我是经人介绍到南京去与她相亲的，我到南京找到她，并于10月10日民国国庆日在南京结婚，当时的结婚也很简单，我在南京没有亲戚朋友，她在南京只有家里人，根本没有搞什么仪式，就两个人到照相馆照了张相，算是结婚了。

　　我妻子何桂芝的叔叔何维岳是南京中央军校第六期的毕业生，一直在南京工作，我结婚这一年升官到兰州，为了能在他的照应下有个好前途，于是我也跟着他到兰州去了，到兰州之后我被安排在兰州汽车保养团担任中尉通讯员，我们这是属于后勤部队，就是为部队进行战略物资的运输，我是不会开车的，主要是做做文字工作。

　　1949年8月，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进攻兰州。经过十几天的激战，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部队，兰州得以解放。原来驻扎在兰州的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机关、后勤单位以及91、120军残部，逃窜到酒泉时，已溃不成军。战斗部队的5个师，除第91军的231师组织完整，人员充实外，其余4个师都已零零落落，仅有500至千余人。加之国民政府空运的100万银元滞留于汉中，部队数月未发饷，士气极为低落，根本无法支撑局面。

　　在兵员、物资得不到补充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及军队内部分崩离析，在共产党成功策反下，9月24日晚12时，彭铭鼎、彭月翔、沈芝生等人以陶峙岳的名义领衔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属3.8万名官兵起义，参加酒泉起义的部队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

　　直属队外，还有河西警备总部、第8补给区、第91军、第120军残部、骆驼兵团、通信第7团、工兵第7团、宪兵第22团等，9月25曰，解放军举行了和平解放酒泉的入城式。

　　过不了几天，彭德怀、王震等共产党的领导就来到酒泉，彭德怀我是没见到过，但我见到过王震，他的穿着和普通士兵没两样，如果不是别人说根本不知道他就是共产党的大官，这和国民党高级官员的作风差别太大了。酒泉和平解放后，解放军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接收改编。当时摆在我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路是留在部队，准备进军新疆，另一条路是领取路费回家，我想新疆的气候条件和生活习惯与义乌完全不同，我觉得我自己不太能适应那样的条件，所以我打算回家。

　　◆致力教育培育祖国花朵

　　1950年初，我回到义乌。当时义乌正在土改，乡里叫我帮忙分田造册，这项工作结束后，我就回到村里务农了。1952年，由于新中国刚成立时，普通大众的文盲率很高。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扫盲运动的高潮一直持续到50年代末，各地都兴办各类学校。我是金华农校的毕业生，在农村里属于文化程度较高的人，被人推荐至鲤鱼山小学教书，在那里教了3年书；后来又调到东河区校，在那里教了一年，后又调到前洪小学教了1年。在前洪小学的时候，全国上下都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运动，因为我参加过国民革命军，他们说我是带着假面具参加革命，说我作风有问题，是右派分子，于是我书也教不成，再次回到家里务农。

　　那时候，生活条件太苦了。我们家最多的时候全家有11口人，老母亲、我们夫妻加上8个孩子，菜都买不起，常常是就着盐巴吃饭，曾经3天吃掉两斤盐。那个苦、那个穷，现在的人根本无法体会。我觉得这辈子很对不起我的老太婆，她跟着我吃了很多的苦，原本她在南京高中毕业，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

　　1978年的时候，中央开始拨乱反正，右派分子的帽子全部都被摘掉了。1979年，我又被重新聘请出来当代课老师，先在畈东当了4年的代课老师，后又在何斯路、分水塘、平桥、鲤鱼山、里经等七所小学当过代课老师，一直到2001年。我在当代课老师期间，先后被夏演乡教办评为“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被何里乡政府评为“先进工作者”，后又在夏演初中当了两年的门卫。2004年-2010年，我回家之后，又到分水塘陈望道故居担任了七年的义务讲解员。直到这几年年纪大了，才不去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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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陈望道（1891.01-1977.10），中国著名教育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民盟中央副主席。原名参一，浙江省义乌人。1891年1月18日他出生于农民家庭，早年就读于金华中学，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等并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 回国后任复旦大学校长，上海大学等高校教授，他翻译了中国第一篇《共产党宣言》。

　　王铁汉（1905.02－1995.12），又名王朝治，中国辽宁盘山人，国民党将领。喜欢研究军事、政治，编写过《战争论》，《东北军史略》等书并出版发行，有儒将之称。1937年11月参加淞沪会战，1938年9月，任第49军105师师长。1939年9月参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1941年3月参加了南昌会战中的江西上高战斗，10月，升任第49军中将军长，兼任金华兰溪警备司令，驻防浙江。1942年5月至8月参加了浙赣战役，后驻守江西上饶。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赴杭州受降，1947年8月卸任陆军整编第49师师长（后改为陆军49军，任军长）。后1948年任沈阳防守司令官、辽宁省主席。

　　彭铭鼎（1907--1999）少将。字介夫，湖南益阳人，生于1907年5月20日。黄埔军校第6期步科、陆军大学特别班第7期毕业。1933年任第8师22旅44团少校团副，抗战爆发后任第76军8师22旅主任参谋，参加淞沪会战，旋任第76军8师军械主任，1938年任第1军中校参谋，1942年6月任第37集团军总部参谋处补给科长，1946年3月任少将高参，不久任副参谋长，6月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9月任西北行营参谋处长，1947年任西北行辕第3处处长，1948年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1949年9月24日在甘肃酒泉参加起义。后任解放军第2兵团副参谋长，中央军委装甲兵司令部研究室主任、军事训练处副处长，坦克兵学校训练部副部长，湖南省林业厅副厅长，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彭月翔，少将。号旦宇，江苏如东人，生于1906年。黄埔军校第6期步科、中央军校高教班第1期、陆军大学特别班第5期毕业。抗战爆发后任教导总队第2旅3团中校团副，参加南京保卫战，1938年2月任第46师136旅271团团长，1942年任第89军少将参谋处长，后任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军务处长，1946年10月任甘肃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兼保安处长，1948年任甘肃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9年5月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9月24日在甘肃酒泉参加起义。后任解放军第4军副参谋长，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军事教员，江苏省如东县政协副主席，江苏省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