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安邦，出生于1884年，也就是清朝光绪年间。山东无棣县人。其家族世代耕读，在当地很有声望。但到了他父亲冯维钿这一代，或许是力大惊人的缘故，又或许是社会发展使然，则意外地弃文从武当上了把总，也就是相当于现在加强连连长的级别，管辖两百来号人，虽然位列基层军官，但日子过得也算能够解决温饱。但遗憾的是不知什么原因，就在冯安邦童年时期，冯家由于意外破落，变得贫困潦倒，以至于还未成年的冯安邦也不得不到县城扛麻包，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穷苦日子。
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冯安邦，和无数草根英雄一样，如果没有机缘巧合，或者这一辈子也就是贫下户，靠天吃饭，苦熬终生。但英雄就是英雄，他不同于普通人在于英雄们总是坚守自己的信念，打熬筋骨，静静等待奇迹的出现。
这次神秘老人没有出现，来了一个神秘的道士。
张立青，道士。作为一个虔诚的道家传人，修庙塑像乃是最大的功德供奉，盖一座体面的道观也是张立青的最大理想目标。但在清末年代经济萧条，内忧外患的大环境下，没有统战部，也没有道教管理协会，这样的建设工程无疑是浩大和困难的，化缘则成了唯一的资金来源方式。
和现在街头拿张所谓“开光”裱纸就敢恬着脸要上几百的假道士不同，在古代乃至解放前，想化缘要钱光靠空口白说是不行的，就得拿出点真本事，甚至用身体做本钱才行。当然这个身体本钱不是它意，而是用摧残自己的身体的苦修来证明自己对宗教，对三清，对真武大帝的虔诚。
张立青决定“拉大耙”。
和庄稼地干活拉耙不同，张立青的目的是化缘。这就注定他的拉耙与众不同。把在头发系在耕地的铁耙上，一路走，一路耙。不用大声吆喝，也不用顺带推销什么大力丸，不管土地，还是砖地，用头发扯着铁耙一路滴血一路化缘，下的是真功夫，讲究的就是”诚心“两字。十几斤的铁耙，用手耙上半天，也能磨出血泡，又何况是头发呢?即使有神功护体，显然也连不到头发上，所有没过多久，张立青的头发便一片片剥落，暴露出来的头皮也渗出了丝丝血痕。
这那里是化缘、这是用生命证明自己的虔诚!
在旁人眼里，张立青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甚至是感动。但从口袋里掏钱却又是另外一件事。道士诚心固然不假，但谁家里又有闲钱做这样的慈善呢?众人只有感慨万分，却又无能为力。
旁观的冯安邦也感动了，可他没钱。他本着自己的那颗善良仁义的初心，默默跟在老道的身后，抬起铁耙，减轻老道的痛苦。
为什么?老道在感谢的同时也有些意外。
年少的冯安邦质朴的回答道：“我佩服道长的为人，我愿跟道长一块拉耙子。”
好一个少年，好一个英雄!
一句话简单的话，却深深的打动了张立青的心。老道感动的眼泪哗哗，一把抱过这个衣衫褛褴的少年，毅然说道：“跟我走。”
于是冯安邦就这样成为了一个道士的弟子。但张立青并没有教他念经唱文，也没教他抓鬼降妖，而是日夜督促其学文习武，冯安邦从此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转折。
张立青是否是个好道士，我们无处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绝对是个好老师，短短几年时间他倾囊传授，为冯安邦之后创下丰功伟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那个苦难的社会却没有给这师徒两人更多的时间。清廷越来越腐朽，而生活越越来越难过。受生活所迫，冯安邦不得不远离师傅，从而远走他乡，寻找出路。
不择手段非豪杰，不改初心是英雄。
将军抗日第一战，娘子关。
敌方日军第二十师团，人数约一万五千人。我方人数十万。十万对一万五。如果单纯数字上对比，我军占据近十倍的压倒性兵力优势，纸上谈兵的话这简直是场必胜的战役。一个人一口吐沫似乎就能淹没敌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仗不好打!而且是相当难打!即使如此，用一句话概括，敌我力量悬殊，强的是日寇，弱的是国军。
首先是装备，日军一个师团装备了九千多步枪，三百多轻机枪，一百多重机枪，火炮七十门，坦克装甲车十几辆，以及汽车骡马等各种交通工具，外加飞机侦查和火力支援。反过来我方虽人数众多，但十万众人总共装备才五万多步枪，三百多轻机枪，不到一百的重机枪，小口径火炮二十多门，别说飞机，连个铁皮装甲车都没有，人均弹药不过百发，扛着几十年前的汉阳造(清末汉阳兵工厂制作)，背着大刀片面对着装备精良武装到牙齿的日军，何其艰难。
其次，日军并非抗日神剧中那些留着仁丹胡，撇着八字腿的“猪头太君”。不会傻乎乎站在那里任由大侠们搓捏揉掐，手撕爆头。相比中国军队依靠拉壮丁扩大的业余军队，初期的日军在多年严格军事训练下，无论是射击还是刺刀格杀，单兵作战能力远远胜出普通中国士兵。根深蒂固的武士道精神以及皇民主义更让这些杀戮机器成为彻底的疯狂野兽。在歇斯底里的“板载”(万岁)口号中，如同恶鬼一般吞噬一切生灵。
综合装备，战斗力等各项指标，这仗实在不好打，但却又必须打。原因很简单，娘子关的位置太重要了!作为山西的东关隘，娘子关一旦失陷，整个山西也就丧失了最后的屏障，日军依靠着高机动力迅速推进，占领太原等各大重要城市，获得大量矿产及资源，进一步将中华民族推向消亡的边缘。
打!狠狠的打。那怕压碎牙齿，流尽鲜血，也要将日寇挡在娘子关外!
1937年九月，冯安升任第四十二军军长，辖第二十七师(自兼)和独立第四十四旅，在抵达娘子关一线之后，冯安邦按照命令指挥二十七师占领北峪，支援友邻第十七师作战，主力则集结于娘子关附近，独立第四十四旅进占六岭关，阻击西进及南下之敌。
这是一场阻击战，更是一场既定防线的阵地战。依靠着地理优势，冯安邦多次向周边日寇发动防守反击，协助周边其他部队，死死抵住日军的进攻，日寇守要害，击退日军多次，形成了对峙状态。
战争是残酷的，其残酷不仅仅是血腥的厮杀，而在于战争法则的无情。你可以藐视敌人，却不能轻视他，一点点的疏忽都可能导致全盘的崩溃。
国军士兵的战斗积极性无可置疑，装备的落后性也是事实，但如果依靠战前充足的准备，果断的指挥，积极的战地侦查，默契的友军配合，以及完善的土木作业。完全可以降低自身的劣势，并转换为大意的“天时地利人和”，重创敌军，圆满的完成战斗任务。
但实际上从战斗一开始，国军就暴露出大量的问题。首先是地图，从缴获的日军地图中发现，其地图精度远远高于国军，不但表明了各种村庄道路，甚至连水井，农田也做了详细的标注。而我军地图不过了了几笔，对地名大致标注。甚至错误百出。
其次，在指挥上，作为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并不重视娘子关的防守，把精锐兵力放在了太原，而把娘子关防务推诿了其他战区，仓促迎战怎能取胜。再次，作为最高指挥官，阎锡山实在不是一名称职的指挥官，面对日军的机动部队，没有选择灵活出击，相反却以阵地战的模式与日军正面迎击，以自身短处去抗衡对方长处，在没有任何防空力量的支援下，怎么可能阻挡日军的攻势呢?
冯安邦非常清楚这一点。作为劣势方，再多再精明的谋略最终都要用血肉之躯去抵消敌方的武器优势。依靠的不仅仅是士兵的勇气，更重要的是指挥员的勇敢和果断。当战事危急忙之际，作为指挥官，同样要拿起武器，以身作则，面对着穷凶极恶的侵略者，振臂一挥，“兄弟们，跟着我上!”义无反顾地冲在战场最前沿，与普通士兵一样为国家和民族奉献出一腔热血甚至生命。
连长打没了，营长顶上去。营长打没了，团长上。团长打没了，军长上。
在几个月的战斗中，冯安邦带领着直属部队如同救火队一般，那里需要就作为那里的增援，并亲自上阵，在硝烟和炮火抵抗日军的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日军的每一次溃退，代价是数倍的国军士兵阵亡，以及不下五人的营级干部牺牲。
看着一个个的连队被打得残缺不全，活生生的士兵一个个在炮火中倒下，上万人的部队在短短几十天的时间伤亡殆尽，冯安邦的心在流血，虽为军长，但在战斗中他只有执行命令的权利。他除了连连发急电，要求增援，眼睁睁的把一个个士兵送上前线，去堵那个永远也无法堵上的缺口外，没有丝毫办法。
在电报中，他几近绝望的说道“我正在选拨敢死队，与盘踞之敌做最后一拼，成败利钝在所不计，一息尚存，誓于敌周旋，以报党国。”
敢死队上去了，捆着手榴弹，带着必死的决心冲到了日军面前。轰然一身巨响，为国捐躯。暂时压制了日军的攻势，但很快又有新的日军补上。于是，又一批敢死队站起身来。
敢死的勇气是无畏的，但生命也是脆弱的。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寇，陷入死局的国军唯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连番几个月战斗中，大多数士兵甚至连日军什么样都没见过，就在炮火中化为粉齑。虽依山势相守，但山上除了石头还是石头，依靠简单的工兵铲连半米壕沟都挖不下去。在日军疯狂的轰炸肆虐下，只能被动挨打，所部伤亡惨重，且弹药装备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唯有不断后撤。
从阵地战打成了狙击战，从狙击战打成了突围战，直到十二月，冯安邦带领余部结束战斗，退回到河南修整。出发时的万余人，只剩下一千余人。而消灭敌人也仅仅只有一千余人。也就是说，用十条命去换一条命。如此惨烈的战损却依然没有堵住日军的疯狂进攻。
娘子关失守了，没过一个月，太原也失守了!
投降派一片唉声叹气，那些曾经的精英们打着“曲线救国”的荒谬旗号，暗暗的开始与日寇媾和。妄想建立伪政权，为自己谋出路。但日寇的嚣张气焰并没有打倒所有人，相反更多的国人觉醒过来，明白了一个道理，为国为家，血战到底!
抚平身上的伤痛再来过，此番定要杀得日寇灰飞魄散，地点：台儿庄。
1938年三月，随着连连告胜，得意忘形的日军第十师团不顾东面第五师团攻势受阻，在没有配合的前提下，狂妄至极直扑台儿庄，企图一举攻克徐州，打通津浦线。为了保护这条铁路大动脉，蒋介石为在战略上加强第五战区，从第一战区调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和汤恩伯第二十军团驰援鲁南。在河南许昌尚在休整的冯安邦第四十二军接到上司孙连仲的命令后，立刻日夜兼程奔赴台儿庄前线。
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几十里，只是一个千户居民的小镇。运河穿城而走，附近产煤，距离煤矿枣庄几十里，中间隔有峄县，一条支线铁路将临城-枣庄-峄县-台儿庄-邳州几个城镇连结起来。作为交通要道，台儿庄也就成了徐州的东北门户。日军一旦拿下台儿庄，就能威慑徐州，并控制住整个铁路线，其战役的成败与否也就极为重要。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入侵日军主要是第10师团，第5师团为主加上周边若干旅团联队。兵力约为三万多。我军主要有第二集团军(冯安邦所在部)，第20军团等，总兵力约为二十多万，战区指挥官李宗仁。
二十多万对三万，好打吗?还是之前那句话，不好打!但也好打!不好打的是装备条件，而好打的是指整个战役的简单直白，消灭全部来犯之敌
整个台儿庄战役，就是一场包围与反包围战。这这个包围不是单层包围。而是层层包围，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如同花卷馒头，将日军围困在台儿庄地区，以大兵团作战方式，整建制的消灭敌军。
这是一场赌局，谁能赢，就看谁下的筹码最多，坚持的时间最长。如果忽略装备因素，战争的最后结果，拼的就是双方的耐心和兵力。
于是在这个方圆不到百里的小镇，随着战事的发展，双方不断的加注兵力投放，最终汇集了几十万兵力。而这是参战双方都没有预料到的结果。台儿庄战役，一场注定的“绞肉机”厮杀。
八十年代曾经有部轰动全国的战争片，名为《血战台儿庄》，顾名思义就是以此战役为题材。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部正面描写国军正面战争的抗日战争题材片，没有像以往那样回避甚至贬低国军当年正面作战做出的贡献，真实描述了这次战役的残酷性和历史严肃性。在血与泪中感悟那些年，那些人为国浴血，可歌可泣的悲壮经历。
围城，城里的人，想突围出来。而城外的人，又想突破进去。台儿庄战斗其惨烈，可想而知。
1938年三月二十四日晨，日军正式向台儿庄发起猛攻，当晚突入台儿庄东北角。中国军队据城死守，将入城的小股日军歼灭，
三月二十七日，日军得到增援后，对台儿庄再次发起进攻，占领城寨东北角。作为被围困方的冯安邦亲赴右翼督战，率二十七师协同三十一师反击刘家湖日军，将刘家湖包围，与敌展开白刃厮杀。激战一直持续到三十一日，有效地牵制了日军对台儿庄城的进攻，减缓了守城军的压力。
四月一日，台儿庄城内守军伤亡近半，西北门、东门、北门、东南门均沦入敌手，守军仅据有北站、西关和南门。为了支援城内守军，四月二日凌晨，冯安邦特令敢死队二百余人附一营士兵从东门攻入城内，袭击城内日军左侧背，一度攻占了东门和城东北角。同日，二十七师与日军坂本支队在台儿庄以东发生了空前激烈的阵地战。冯安邦乘马督战。官兵视死如归，予敌以惨重打击。
作为拥有铁甲车(日军对坦克的称呼)的军队，日军在这次战斗中大量使用了战车。虽然由于国力有限，日军坦克皮薄炮小，一直有着“豆丁”的说法，在美帝的“谢尔曼”坦克面前，不堪一击。但对于没有坦克制作能力的国军来说，却是最大的威胁。
极少装备反坦克炮的国军，在正面迎击日军坦克时，往往无所适从。普通的步枪，机枪子弹根本无法击穿其装甲。往往几辆坦克的出现，就能导致整个防线的崩溃。在装备条件简陋的前提下，对付坦克只有一种方法，集束手榴弹。
将几个手榴弹用布条牢牢捆绑，引线全部系在一起，其爆炸威力足以炸断履带或者发动机。但由于重量限制，其投掷距离不足五米。即使侥幸消灭敌人，引爆者也是被爆炸波及。可谓必死无疑。所以在当时，执行这项任务的人，只有一种人，敢死队员。
电影中有过这样的画面。一群国军官兵在敢死队誓师大会中，每人接过二十块大洋的“敢死费”，却愤然将大洋扔在地上，大声叫喊到“要钱干什么?我们打仗是为了不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作日本人的奴隶，是要争取民族的生存!”然后背上沉重的集束手榴弹，这些自知结果的英雄们视死如归地转身起步。而镜头最后停留在那满地的沾满着泥泞脚印的大洋，显得分外刺眼。
这是艺术加工吗?不，这就是历史的真实记录。事实上发生的远远比电影要残酷。在台儿庄战役中，大量的国军官兵在弹尽粮绝，身受重伤之际，面对着日军的刺刀不愿被俘受辱，他们用来自五湖四海的乡音大声咒骂着日军，大叫：“小日本必亡!”然后毅然拉响手榴弹，消失在血雾中……
对于这样的战斗意识，日军也是惊叹不已。《步兵第十联队战斗详报》称：“研究敌第二十七师第八十旅自昨日以来之战斗精神，其决心勇战气概，全部守军顽强抵抗直到最后，以至于此狭窄的散兵境内，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为敌人，睹其惨烈之状亦将为之感叹。曾使翻译劝其投降，应者绝无。”日军更没想到是，就在几年后的硫磺岛，他们同样也体验到这样的惨烈。不同的是，前者受后代敬仰，后者则是自吞恶果，永世诅咒。
就是依靠着敢死队这样的无畏精神，在历时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台儿庄虽屡屡被日军攻克，但又很快被国军收复，并吸引大量日军停滞与此，随着国军增援力量的不断加强，最终实现了对台儿庄地区日军的全面包围。战争局面开始逆转。三八年四月七日，台儿庄城内之敌被彻底肃清，日军累计伤亡两万人。台儿庄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
为了表彰在台儿庄战役做出卓越贡献的将士，国民政府颁发青天白日勋章，其中就有冯安邦将军。不要小看这个勋章，级别虽然低于国光勋章(至四九年十月只颁发了两枚)，但却是实实在在，对那些在战斗中取得了巨大成绩的将士的最高奖励。
取得青天白日勋章，此时已经贵为中将军长的冯安邦可谓走到了人生巅峰。但国难当头，冯安邦没有时间去得意洋洋，还有很多的鬼子等着他去消灭。在徐州撤退中，冯安邦率第二十七师转归第二十七军团军团长张自忠指挥。经江苏淮阴退往大别山区，冯安邦奉第三兵团总司令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之命在鄂豫皖边区小界岭一带集结，作为第三兵团的预备队扼守要隘，抗击来犯日军。
由于部队连续作战，减员很大，冯安邦拟请将五十二军并入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建制，自己则坐镇襄阳收容溃散部队。
1938年十一月三日，日军航空兵对襄阳实施猛烈空袭，昭明台、东门街一带被炸成一片瓦砾。冯安邦不幸被日军炸弹炸伤腹部，当场壮烈殉国，享年五十四岁。其遗体被埋葬在岘山之上。
参考资料
黄埔军校高教班冯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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