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从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经历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长征。1938年1月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1941年1月牺牲于皖南事变中。他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和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建立了卓越功勋,为我军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曾经高度称赞我父亲:“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眼看国土沦陷、生灵涂炭,正在延安住院治疗的父亲心急如焚,迫切希望能亲临前线杀敌。他在给我堂兄袁振鹏信中说:“我过惯了战壕生活,正请求党中央派我去抗日前线工作。我愿为中华民族之生存捐躯疆场,死而无憾。”
此照是袁国平1936年摄于延安,他1937年在甘肃庆阳将照片寄给其母刘冬秀。
父亲由延安到新四军就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在给我祖母刘冬秀的信中说:“儿走上了抗日的最前线,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母亲的光荣。敌人正张牙舞爪,想吞噬全中国,我们要斩断敌人的爪牙,为一切死难的同胞复仇,解放上海、解放南京、解放全中国。”
父亲奉命于1938年4月26日从延安来到皖南岩寺新四军军部,他从这年6月起就多次赴江南敌后视察。在皖南的3年中,无论是在繁昌保卫战,还是在泾县、南陵、繁昌、宣城等各处历次反扫荡的战斗中,总少不了他的身影。
1940年9月,日军为维护长江交通运输,掠夺秋粮,配合其对重庆等地国民党大后方的进攻,调集万余兵力,再次大举扫荡皖南。新四军皖南部队当时兵力约7000余人。叶挺、项英决心采用游击战法进行机动防御,消耗、疲惫日军,利用有利地形实施伏击,以第三支队率第五团在铜陵、繁昌一带打击日军,其余部队在繁、南、泾地区与敌周旋,以粉碎敌人的扫荡。为加强对第三支队的领导,我父亲亲自前往第三支队。
此时国民党顽固派已在苏北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并着手策划袭击势孤力单的皖南新四军领导机关和所属部队。大敌当前,新四军皖南部队以大局为重,在蒋介石不发子弹、克扣军饷的困难情况下,仍然投入反扫荡作战。
1939年7月,袁国平在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作报告。袁国平身旁坐者为项英。
此次皖南反扫荡作战后的10月18日,父亲在致我伯父袁醉如的信中有所提及:“苏南情况如常,皖南今年四月与十月,敌人曾以流窜式的扫荡战术,向我大举进攻两次,第一次打至距军部十五里之处,被我于父子岭将其全部击溃,斩获甚众,十月敌以3个联队向泾、南、繁、宣地域扫荡,被我诱至于汀潭、左坑地域聚歼千余,激战两昼夜,击溃,向泾县穷追百余里,三捷收复泾县。众誉军部驻地为‘铁打的云岭’。经过3年多抗战的锻炼,我们军队是日益坚强了。”
然而两个多月后,我父亲在蒋介石一手策划的皖南事变中,身中4弹,重伤难行。为了不影响部队行动,不连累战友,他英勇自尽,实践了他“如果我们有100发子弹,99发子弹射向敌人,最后一发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的阵前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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