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孝顺他的母亲,却不能在老母身边尽孝,母亲为他哭瞎了双眼。
他深爱他的妻子,却让她三十四岁就守寡,终身沉浸在对他的思念中。
他关心他的孩子,却让他们对着镜子从自己的脸上寻找父亲的模样。
他就是被毛泽东主席誉为“我军著名宣传鼓动家”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袁国平,1906年5月出生在湖南省邵东县一个弹棉絮的工人家庭里。他凭着自己的聪慧和勤奋,依靠奖学金读完小学,并已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第一师范的革命氛围熏陶和毛泽东,田汉等进步教师的影响下,他很快确立了正确的人生观。1925年在黄埔军校学习时,袁国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全身心地投入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中。1938年他出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是新四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开拓者和领导人。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的时日是袁国平一生中工作最具创造性,成果最辉煌,生活最丰富多彩的一页,他深深地眷恋着脚下的那块土地。
1941年1月4日黄昏,夜幕低垂,新四军九千余名抗日健儿,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率领下,高唱着由袁国平作词,著名作曲家任光谱曲的歌曲《别了,三年的皖南》,怀着依依惜别之情,冒雨踏上了悲壮的行程。
前进号响,大家准备好,
子弹上膛,刺刀出鞘。
三年的皖南,别了!
目标——扬子江头,淮河新道,
哪个来拦路,哪个被打倒!
穿过重重叠叠的封锁,
冲进日本鬼子的窝巢。
我们一定胜利,我们一定达到目标。
然而这首歌却成了袁国平生命的绝唱。
当部队行至泾县茂林地区时,遇到国民党军有预谋的重兵围歼。突围中,袁国平带领一小支部队从重围中杀开一条血路冲了出来。此时,袁国平已身中四弹,伤势非常严重,昏倒在路旁的树丛中。军部卫士连副连长李甫及战士们见他浑身血肉模糊,不能行走,战士们轮流背着他连夜继续突围。袁国平醒来后吃力地对李甫说:“战士们都是革命的种子,要赶快突围,把他们带出去……”“你们走你们的,不要管我了!”战士们不肯把首长丢下,就用树枝简单地扎了副担架,抬着他走。天大亮时,他们已赶到了章家渡口,大家跳进冰冷的水里,用手托着袁国平的身体,慢慢地渡河。不料被堵截他们的敌人发现,敌人密集的子弹向他们射来,抬担架的战士一个又一个倒下,袁国平也多次掉进冰冷的水里。上岸后,战士们发现袁国平因流血过多,脸色苍白,眼神凝重,他挣扎着把一个笔记本和七块大洋交给李甫,用极其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你们赶快突围,多出去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不要管我了……否则一个也出不去……替我向组织汇报”,并指着七块大洋说:“这是党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袁国平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他人,战士们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此时,谁也没有注意到袁国平已摸出别在腰间的勃朗宁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践行了他在皖南部队突围前动员时所讲:“如果有一百发子弹,要用九十九颗射向敌人,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的誓言,实现了他“舍身赴敌,战死沙场”的夙愿。他牺牲的不光是自己年仅35岁的生命,还有对家人无法完成的义务,无法实践的承诺。
袁国平牺牲后,李甫把他的遗体交给当地游击队的负责人刘奎,刘奎将袁国平的遗体安葬在一个老木匠的祖坟地里,并告诉老人说:“这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千万别让人知道,我们一定会回来的。”老木匠用刺刀在一块青砖上刻了“袁国平”三个字,把它放在遗体的上衣口袋里,又在袁国平的头下放了一根腰带作为记号。每年清明老木匠都去祭扫,老人临终前才交代老伴:“这祖坟地里还葬着袁国平,等新四军回来一定要把他交给新四军。”就这样,老太太每年清明照样去上坟,直到1949年解放军攻打芜湖,她才让儿子去打听解放军是不是当年的新四军。后来她的儿子在芜湖找到部队并与刘奎取得联系,1955年6月,袁国平的遗骸迁葬于南京雨花台望江矶(即今功德园)。可谓“后人铭记即不朽,活在人心变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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