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袁国平是湖南省邵东县人,1906年5月,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是弹棉花手艺人的儿子。凭着他的聪慧和勤奋,依靠奖学金读完小学,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一师”的革命氛围和毛泽东及田汉等进步教师的影响,使他很快就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1925年,他在黄埔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就全心全意为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斗,把他的聪明才智、赤胆忠心、热血和生命全部献给了国家、民族的解放事业,献给了党和人民!
父亲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经历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二万五千里长征和抗日战争。他与唐维、王侃如、叶庸、徐向前等同志一起创建了“红四师”;积极参与了红三军团的创建并任军团政治部主任。1930年在参与指挥打下长沙后(这是红军第一次攻下的省会城市),他抓了四件大事。一是狠抓扩军,使红三军团的人数几天就增加了一倍多;二是积极筹饷,光筹得的银元就有40万两;三是千方百计从部队、地方甚至国民党监狱“政治犯”中选拔干部,满足了红三军团迅速发展的需要;四是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并创办了我军的第一份铅印报纸——《红军日报》,史称红军第一报。在占领长沙几天内的革命实践中,他不仅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才华,也为红三军团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滕代远的称赞。其后,他受彭、滕的委托,代表红三军团前委,向时任红一军团总政委的毛泽东和总司令的朱德建议红三军团与红一军8团合并归毛泽东、朱德指挥,促成了红一方面军的诞生。他作为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代主任,负责红军历次反围剿和长征中的政治工作,为保证反围剿作战和长征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他作为政委,和校长刘伯承一起领导并参与“红大”第二校和“抗大”的创建,为我军培养了大批干部。他针对统一战线条件下的特殊情况,在继承红军优良传统的同时,开拓了新四军政治工作,促进了“铁军”的建设与对日、顽作战的胜利。
毛泽东把他誉为“我军著名的宣传鼓动家”,“政治开展、经验亦多”。周恩来说他“牺牲很英勇,是政治工作的专家,对我们军队建设贡献很大”。中革军委授予他二级红星奖章。
父亲在指战员的眼中是视死如归的壮士。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重兵围剿,父亲对部队动员时说:“皖南的新四军就像池塘里的龙,无用武之地。出去就活了,龙入大海,威震四方,将使敌人丟魂丧胆。现在国民党顽固派对我们进行袭击,给我们造成了困难,我们一定要冲出去,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铁的新四军!如果我们有100发子弹,要用99发射向敌人,1发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突围中身负重伤,为了不连累战友、不当俘虏,多次劝战士把他放下,要大家赶快突围。他说“不要管我,赶快冲出去,多出去一个就能为革命多保存一份力量……”在战士们泣不成声的时候,他趁大家不注意,摸出手枪英勇自尽。实现了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誓言。
父亲在我心目中还是情重如山充满爱的人,他是我奶奶的孝子;是我母亲患难与共的战友和情深意切的伴侶;是侄儿们以及同志们、朋友们的益师良友;他留在人间的都是爱。他还是我们姐弟心中称职的父亲。他留下的封封书信里,字里行间都充滿了对我们的关爱。我大姐雅音13岁就给人做了童养媳,我二姐珍霞2岁就死于贫困无医,我一度牵着双目失明的奶奶讨饭度日。我的母亲邱一涵——他的患难妻子,带着一只受伤的手,拖着一双裹过小脚的脚,和他一起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并肩作战十几年。父亲的牺牲使母亲受到沉重的打击,加之战斗负伤和工作劳累,积劳成疾,不幸于1956年病逝,年仅49岁。民政部为她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父母虽然先后弃我而去,然而父母亲的爱却始终伴随着我,温暖着我的心。父亲说过,“我已经置身于革命事业,是以牺牲一切为代价的”,“此刻我自己身无分文,无法帮助家里,因为我们是以殉道者的精神为革命、为国家、为民族服务的。或许有人要说,我们是太不聪明了,然而世界上应该有一些像我们这种太不聪明的人”。
关于我父亲牺牲的情况,早在皖南事变后不久,原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吴云甫就受时任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的委托告诉了我伯父袁醉如。他说:“袁国平同志在皖南事变中英勇自尽、壮烈牺牲。”后来时任新四军军部卫士连副连长的李甫发表了《回忆皖南事变中袁国平同志牺牲的经过》的文章,详细地记录了他和卫士连的战士从发现受伤的父亲,到父亲牺牲,到他向时任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和参谋长孙仲德汇报的全过程。1957年原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带我去看望原华东局副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时(我母亲去世后江苏省委常委决定我由江渭清同志代管),曾希圣在谈到父亲牺牲情况时对我说:“你父亲真了不起,情愿自己牺牲也不连累战友、不当俘虏。人家都是战士为了掩护首长而牺牲,而你父亲却为部下、为战士英勇自尽,世上少有。”江渭清说:“恐怕也就这么一个。”曾还说:“你父亲到最后时刻都没有忘记交待战友们把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和七块大洋的党费交给组织,并要求代他向组织汇报。”二位前辈都异口同声地说“你要记住他,记住这血海深仇,永远不要忘记!”原军委副主席张震在《解放军报》发表《追忆袁国平同志》的文章中也讲到:“国平同志在身中四弹、重伤难行的情况下,为了不拖累部队行动,将生的希望留给战友,国平同志在担架上举枪殉国,壮烈牺牲……”母亲及他们的其他战友谈到的父亲牺牲情况,除某些细节外,也基本上与李甫同志的回忆大体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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