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桓,名玉承,号昆山,1892年生于广西岑溪县永业乡(今岑溪市筋竹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当时,中国社会正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清朝统治者昏庸腐朽,对外屈膝投降、卖国求荣,签订一系列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不平等条约;对内横征暴敛,弄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帝国主义列强则更是蛮横逞威,他们在中国瓜分领土、欺凌大众、掠夺财富。这使陈济桓在心灵深处逐渐产生了忧国忧民的情绪。
陈济桓自幼聪颖,勤读书,喜爱武术,17岁时,毅然离家,考入桂林学兵营当学兵,接受军事训练。在那里,他不但苦练军事本领,而且思想积极上进,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加入了同盟会,立志为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反动统治而奋斗。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的枪声震撼了整个神州大地,各地义兵纷纷响应。桂林学兵营扩充组建成混成协北上,陈济桓作为一名干部,随军北上武昌,参加推翻清政府的战斗,进而到达南京,拥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建立,后因事请假回家。回到广西后,他在军队里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务。1926年,南方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新桂系李宗仁、黄绍?的部队接受广东国民政府改编,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七军。陈济桓任第一独立团团长,率领部队在桂林训练,同年12月,开往武汉参加北伐战争。在攻打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梁园战役和龙潭战役中,陈济桓率领99名敢死队员,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打得敌人失魂落魄,为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卓著功勋。1926年,他被提升为第七军统领少将参议,后又兼任汉口禁烟局局长。
1930年,以卢汉为首的滇军第二次侵桂。陈济桓被调任为南宁防守副司令,协助韦云淞司令抗击滇军。在南宁,他严密布阵设防,沉着应战,勇敢地击退敌人的进攻。由于城内缺少粮食,官兵们以黑豆充饥,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顽强地坚持战斗近3个月,终于将滇军赶走。1932年,陈济桓被提升为第四十五师副师长兼第一三二团团长,移师驻守龙州。1933年春,他在观看军事演习时不幸坠马伤足,遗下残疾。后入南宁军校高级班深造。在桂系军阀1936年发动的“六一”反蒋运动中,李宗仁,白崇禧提升他为中将参军,命他率军防守桂林,后任第五路军中将高参。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广西部队大部分北上抗日,第五路军撤销,成立“广西绥靖主任公署”。陈济桓因足残未北上参战,感到非常遗憾。同年,他以陆军中将衔调往桃花山金矿(现东南金矿)兼任“广西绥靖公署第二矿区”主任。在那里,他白手起家,认真抓好金矿生产,积极支援前线的抗战。当时的陈济桓虽然不能亲自挥刀杀敌,但他时刻关注着前线的战况。他在家里挂起一幅中国地图,用大头针钉起小纸片,标明敌我双方的形势。他常常坚定地对大家说:“只要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能够团结一致,坚持抗战,就能击败日寇,取得胜利。”
1944年,抗日战争已进入了后期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早已开始了战略反攻,并收复了部分领土。日本在西太平洋上的军队也连连遭到致命的打击。但是,日本侵略者仍不甘心失败。为了援救其在南洋的孤军,他们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1944年四五月间,敌人侵占了国民党驻守的郑州、洛阳等城市,接着,沿铁路线南下。6月和8月,又相继攻克长沙和衡阳。9月初,日寇自衡阳出发,向广西进犯,桂林震动。
由于蒋介石和桂系首领白崇禧都以保存自身力量为出发点,所以部署在桂林的力量非常薄弱。第十六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受命为桂林城防司令后,任命陈济桓为参谋长。陈济桓认为能为国家和民族效命的时候到了,他十分兴奋,欣然答应。临行前,他的家人、朋友以及乡中父老见其足残行动不便,劝他对此行多加考虑,认真思考自己的安全问题。他却慷慨地说:“全国抗战八个年头,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大多数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尽国民之天职。我份属军人,报国之心,义无反顾。目前,日寇迫近家乡,我若因私利和足残而不挺身保家卫国,怎对得起革命前辈孙中山以及全国四万万七千万同胞?我身经99次战斗,要死早就死了,还怕什么?何况这次是为国家为民族而战,我还能推辞不干吗?我已决意辅佐韦云淞死守桂林,舍身报国,与城共存亡,请诸位勿再劝。”他毅然整装就道,北上就职。
到桂林后,陈济桓初任城防司令参谋长,后任副司令官,指挥陆军第三十军(军长贺维珍)所属的第一三二师(师长阚维雍)和协助防守的第四十六军第七十师(师长许高阳,大半是新兵),以及部分爱国学生军等1?7万人,担负起阻击日寇、保卫桂林的重任。他不顾足残行动不便,对桂林城防的兵力部署、工事、火力配备等工作都亲自过问和指挥,与部属磋商城防作战计划,虚心听取下级的建议,深受官兵们的爱戴。
在那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陈济桓废寝忘食,与战友、部属反复研究防守计划及构筑防御工事的问题,并下定决心,誓与敌寇拼到底。他多次对部属说:“我当了一辈子军人,打了几十仗,但打来打去,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没有什么意义。现在的抗日战争,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真正是匹夫有责。今天我们守城,是个光荣的任务。我是个跛子,不能逃,胜则生,败则死,誓与鬼子拼了,绝不做投降敌人的方先觉第二,绝不做民族的败类。”他给妻子罗佩美写信,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取名“可卫”或“可伟”。他说,如果这场战斗胜利了,则保住桂林,取“可卫”;如果失败了,则他本人必定牺牲,即取“可伟”,意谓为国家、为民族而死,虽死犹荣。
10月28日,日军开始在火车北站一带进行侦察、挑衅。陈济桓不顾足残不便,日夜巡视,鼓舞士气,指挥战斗。从11月1日起,已四面包围着桂林城的六七万装备精良的日军向城内中国守军发动了猛烈进攻。攻击的重点首先是北门及漓江东岸地区。敌人采取逐山攻打、各个击破的战术,先后向穿山、屏风山、月牙山、猫儿山和普陀山等守军阵地发动猛烈进攻,然后反复猛烈围攻七量岩。该岩洞是漓江东岸国民政府军的大本营,有守军、伤兵以及各据点撤来的官员1000多人。他们宁死不屈,顽强坚持抵抗。最后,惨无人道的日军往洞内施放毒气,除少数人逃脱外,洞内800多牺牲。8日,敌人以优势兵力,在空军的协助下,强渡漓江,战斗转入城内,敌我双方短兵相接,发生了激烈的巷战。陈济桓始终沉着地指挥战斗。他不时登高山以观敌情,临战阵以振士气,纵使敌人的炮弹炸裂于其侧也毫无惧色。当时,守城官兵大部分已壮烈牺牲,形势非常严峻。韦云淞多次打电话要求他退居城外指挥,以求安全,但他都愤然回绝。他对身边部属说:“我受国家命令防守桂林,作为军人岂能临危而贪生,不与国家民族共患难?我誓与桂林共存亡,桂林在则我在,若桂林失守,我愿战死沙场,以身报国,决不逃逸!”他指挥城内守军和参战的学生军同仇敌忾,与突入城中的敌人进行激烈的巷战。9日晚,夜幕降临不久,核心阵地的最后防线被突破,敌人的机关枪疯狂地向防守司令部所在的中国银行大楼扫射,守军伤亡殆尽。第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自杀殉国。城防司令韦云淞带亲信逃走。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陈济桓毫无惧色,视死如归。他情绪激昂地说:“我舍身报国的时候到了!”于是,率领随身官兵三四百人向敦睦村猴子山冲去,想突出重围,整顿余部,继续战斗。午夜,攻克敦睦村,即向猴子山猛进。敌狂追不舍。10日清晨,战斗极为惨烈,陈济桓指挥部队在猴子山坳与敌人展开反复的冲杀,夺回了大半阵地,双方伤亡惨重,他所率的部队仅剩下十几人。正当他抖落硝烟,继续前进时,不幸又被敌人发现,并迅速包围过来。激战中,陈济桓身受重伤。卫士们坚决要求背着他突围,愿同生死。但因前面是悬崖,难以爬越,后面敌人又追之甚急。在危难之际,陈济桓命令身边的卫士们迅速设法化装突围。当卫士们含泪离开他后,他又命令仅留的一名卫士去取水,自己在一块大石之侧隐蔽处取笔在名片背后写下遗言:“职日臂受伤,不能脱离阵地,决定自杀成仁,以免受辱。”并印上鲜血指模,然后举枪自杀,壮烈殉国。
日寇首领对陈济桓将军杀身报国的精神甚为推崇,遂把他的尸体收葬于猴子坳,并召集官兵到场,以陈济桓将军杀身报国的的精神激励他们效忠天皇。
陈济桓将军戎马一生,身经百战,屡建战功。他富有作战经验,指挥沉着、勇敢,深受官兵们爱戴。他曾当过思恩县县长、禁烟局局长和金矿主任等“肥缺”之职,但却两袖清风,廉洁正派,一家十几口人主要靠他的薪金维持生活。在梧州的家被日寇飞机炸坏后,他妻子几经周折,东拼西凑,才勉强修复。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追赠陈济桓为上将,并将其遗骨从猴子坳迁至漓江东岸七星岩附近的霸王坪(今称博望坪)安葬,建墓立碑,以励后人。1982年10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拨出专款,将陈济桓等抗日阵亡将士的墓冢修复一新。1984年12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追认陈济桓将军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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