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C号计划：益子挺进队致左权牺牲，另一支突袭刘伯承
来源：相忘于江湖   2021-05-01 11:13:22

　　【内容提要】1942年，替代多田骏的冈村宁次发动了“铁壁合围”和“C号作战计划”，目标直指八路军总部、129师师部。很多人都知道，“益子挺进队”最终发现了八路军总部驻地。副参谋长左权突围时，壮烈牺牲于十字岭。少有人知的是，日军另一支突袭特工队“大川挺进队”，险些袭击了刘伯承。当日军特工到达时，129师师部转移还不到三小时!

　　1940年10月开始的百团大战，让一度悲观的民众信心大振。日本华北方面军最高司令官多田骏也被打得晕头转向，摸不着头脑。1941年7月7日，冈村宁次正式上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1942年华北敌后抗日战场，在冈村宁次操作下，突然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日军发动“扫荡作战”(资料图)。

　　(一)冈村宁次的冀中“五一大扫荡”突袭，让根据地军民猝不及防

　　4月29日，冈村宁次对太岳区发动冀南扫荡，日军独立混成旅第1、7、8旅团及伪军一部共1.2万人，合围冀南抗日根据地机关所在地武(城)北地区，八路军主力386旅及时突出了重围。

　　5月1日，华北日军纠集日伪军5万余人，发动冀中“五一大扫荡”，在空军、坦克、装甲车配合下，对冀中突然“铁壁合围”，多路密集“拉网式”、“梳篦式”战术。到6月上旬，占据冀中根据地所有县城和较大集镇，建立1700多个据点，挖掘4000多公里封锁沟，把冀中分割成2600多块。

　　冀中军民进行了2个月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共进行战斗272次，毙伤日伪军1万多人。

　　可是，冀中抗日根据地仍然陷落，冈村宁次的突袭扫荡，造成冀中军区部队伤亡16800多人，八分区司令常德善、政委王远音双双牺牲，23团团长谭斌，30团长萧治国、政委汪威，第九地委委员秘书长于时雨，九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袁心纯壮烈牺牲。另外，十分区司令朱占奎被俘投敌。冀中剩余2万主力被迫转移晋西北，抗日群众被杀、被捕5万多人，根据地变成了日占区和游击区。

　　冈村宁次冀南、冀中两步棋虚虚实实，极具迷惑性。经历了“百团大战”大发展的八路军，在冈村宁次突袭之下有些忙乱，可是老鼠拉木锨——冈村宁次更毒辣的一招还在后头。

　　就在抗日根据地的目光聚焦冀中时，冈村宁次的矛头悄悄转向太行山区——重兵加持的“铁壁合围”加特种部队“C号作战计划”的大扫荡行动，在根据地奸细的配合下一触即发。

　　日军目标：八路军总部和彭德怀、左权、罗瑞卿，129师师部和刘伯承、邓小平、李达!

　　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资料图)。

　　(二)声东击西，冈村之意不在冀中

　　冈村宁次计划，4月底太岳区冀南扫荡、5月冀中大扫荡，既是外围发力，也是两颗烟幕弹——先是声西击东，接着声东击西，第三步就是消灭八路军129师刘伯承部，将八路军赶出华北。

　　1942年5月15日，日军第一军发动华北八路军总能和129师的大规模扫荡“晋冀豫边区作战”。

　　狡猾的冈村宁次发现，此前多年作战，八路军总部总能避开锋芒，日军犹如一拳打在棉花上，无处发力。针对这种情况，日军第一军和第36师团制定新的方案，主力部队扫荡同时，以特种部队化装成八路军展开“挺进队”刺杀行动。这就是冈村宁次所谓的“晋冀豫边区作战”即“C号计划”。

　　作为一个中国通，冈村宁次深谙“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中国古训，所以把重点放在了打击和扰乱八路军中枢的工作上。日军为实施“C号作战计划”，在战术上加了很多变化，日军第一军从36师团两个步兵联队组建了两支刺杀“挺进队”：步兵第223联队以益子重雄中尉为队长，以八路军总部为目标;步兵第224联队以大川桃吉中尉为队长，以129师师部为目标。两个刺杀队各有士兵100名。

　　日军益子挺进队的军官(资料图)。

　　为配合“挺进队”，日军第36师团还编组了“特务工作队”，以宪兵下级军官为队长，由20名左右的中国人编成，可以说这一支部队就是日本宪兵带领的彻头彻尾的汉奸武装队伍。

　　计划1942年5月15日至7月20日对华北太行、太岳进行扫荡，出动兵力36、41两个师团主力，101师团一部，第1、3、4、8四个独立混成旅团，总兵力3.2万多人。训练特种部队——以八路军总部彭德怀、左权等为目标的“益子重雄挺身队”，以及以刘、邓为目标的“大川桃吉挺身队”，身穿八路军服装，深入根据地腹地，长途奔袭八路军指挥中枢，刺杀八路军高级军官，搜集情报和搞破坏。

　　挺进队每人都有印发的八路军首脑的照片、简历和兵力部署图、假印信、假路条。行动严格保密——身着便衣，面涂褐色，伪装八路军工作人员，不走大路，不生火做饭，不宿村庄住店……行进途中得知邓政委在太岳，又在照片下注明“在太岳”。刘伯承总结，认为日军情报准确细致，值得八路军借鉴。

　　日军的残酷扫荡，是在大量奸细混入八路军根据地的情况下实施的，所以冈村宁次底气十足。

　　冀中五一反扫荡形势(资料图)。

　　(三)奸细出没，太行山根据地山雨欲来风满楼

　　1942年5月3日，八路军总部得到情报，日伪特机关刺探到总部和129师领导人照片、履历资料，并且已经汇集成册，下发挺进队和特工人员，八路军第一次注意到这支“穿八路军军装的日军”。

　　刘伯承非常重视，要求各敌工站加紧收集情报，同时再次电告太岳军区注意检查指导工作的邓政委安全。在根据地内部，对敌特也采取严格防范措施。5月14日，129师收到八路军总部通告：

　　“敌扫荡胶东时，曾冒充我军，每到一地即用我军代号发出通知通令，贴布告，以‘收容’我失散人员及部队。并派大批汉奸化装〔我〕政府及我地方工作人员，背着行李，‘接见’我军，刺探军情。彼等以白毛巾、镜子、黑色旗为记号。”这是日军对太行根据地扫荡行动的前一天。

　　1942年春夏之交，冈村宁次指示日军制订了针对八路军总部和129师的“C号作战计划”：

　　“第十八集团军军部暨129师仍盘踞在晋冀豫边区山西、河南、河北省境附近山岳地带(指太行)，以及沁河中游河畔地带(指太岳)，屡次避开我方讨伐芒锋，企图扩大其势力。

　　作战预定5月15日开始，分三期进行：第一期(8天)消灭沁河河畔共军，第二期(20天)消灭涉县北方地区之共军，第三期(20天)消灭涉县南方地区之共军。”

　　大量汉奸、奸细混入根据地，取得了一些效果，比如熟悉115师、120师、129师的军队编制原则，比如115师的“独”字号，120师的“教字号”，129师的“新字号”。

　　日军挺进队的罪恶行径，通过一个纸折子流传下来。129师取得反扫荡胜利、清理缴获的日军文件，发现了一个袖珍折子，上面有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刘、邓、李达等人的照片，下面注有姓名和简历，邓政委照片下还有“在太岳”几个字，唯一的错误，是把卢仁灿当成了罗瑞卿。

　　冈村宁次的准备如此充分，现在看来，都不禁为八路军总部的彭德怀、129师的刘伯承捏一把汗。

　　1942年，臭名昭著的“益子挺进队”(资料图)。

　　(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刘伯承的应对

　　打仗搞情报，刘伯承也是鼻祖级的人物，冈村宁次和刘伯承斗法，还是嫩了点。

　　在我高级指挥员中，尤其是八路军3个主力师，刘伯承的129师对情报的利用、对敌后情报网的建设最为突出，这与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的经历有关，更与他“胆大包天、心细如发”的缜密性格有关。

　　1930年春，刘伯承与左权等人结束了苏联伏龙之军事学院的学习，绕道远东从黑龙江东北边境回国。这个时候的东北还没有落入日本人手中，但已经布满了日本的眼线。刘伯承与左权用俄语沟通，年轻的左权趁日本密探靠近，一膀子撞翻日特，飞快跑进小巷子，后和刘伯承乘车到上海。

　　这一年8月，当时李立三决定占领大城市，派刘伯承离开上海到武汉策划武装暴动，但早已引起注意，特务们闻风而动，在各大车站、码头严加盘查。特科的陈赓紧急通知李克农，利用特务掩护刘伯承离沪，安然无恙离开，奔赴南京、武汉。

　　1935年的长征，周、刘组建二局，破获了敌人的密码，李克农、陈赓、曾希圣、王铮等对蒋军行动了如指掌，给周、刘、叶提供了准确情报，红军在云贵川湘敌军的重围下往返纵横自如。毛主席说过，如果没有二局，长征是否能顺利到达陕北都很难说。

　　在长征中掌管红军情报工作的刘伯承，打过一个比喻：“玻璃杯里押宝，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在白区、敌后根据地身经百战的刘伯承，对情报网的建设不是一般的重视。

　　1941年7月，日军华北最高司令官换帅，引起了刘伯承的高度警惕，他立即让李达调动一切地下情报网，甚至找到反战同盟的日本同志，搜集冈村宁次的一切个人资料，研究对手。

　　1942年一月，129师新4旅和新8旅遭到日军偷袭，引起刘伯承高度注意。

　　在《129师阵中日记》1月6日页上方，刘伯承用毛笔眉批：“在战术上要回答这个问题!”

　　1941年1月27日，刘伯承指示冀南军区：“望速令七旅及其他〔军〕分区部队，抓住新4旅、一〔军〕分区、新8旅不断的血的教训，要坚决执行我们21日上午电的指示，勿蹈覆辙。他们的教训是：集结在一堆，缩停在基本区，不愿分遣作广泛的游击战，强化地方游击，致受损失。应引以为戒。”

　　刘伯承指示129师参谋长李达加强情报侦察除奸防谍工作，肃清根据地的日本奸细，使敌人耳目失灵。研究日军偷袭规律，搜索战术上如何避开敌人偷袭，对游击队提出战术指示“居无定处，行无定向，敌聚我散，敌散我打”，灵活机动避开日本奸细的跟踪，跳出合围打击日军。

　　八路军129师指挥员刘、邓、李、蔡(欠徐副师长)(资料图)。

　　(五)战鼓阵阵，刺杀危机步步逼来

　　1942年5月21日，太岳区386旅旅长陈赓给刘伯承发来一封急电：

　　“〔日军〕行动秘密突然，常以一独立支队(不下千人)完全夜间行动，作远程的拂晓袭击。有的化装成我军，绕过村庄向预定的目的地直进，奔袭我后方机关。”

　　早在3月初，129师邓政委到太岳根据地检查和布置工作。他和陈赓、王新亭、聂真等一起，粉碎了4月29日日军“C号作战”第一期扫荡，敌“消灭沁河河畔之共军”目的落空。

　　长期从事特科工作的陈赓，敏锐的第六感同样超人，所以为保证129师师部和八路军总部安全，非常及时地总结了太岳军民反扫荡的经验，电告直接上级129师师长刘伯承。

　　刘伯承战前部署(资料图)。

　　刘伯承意识到，敌人连续派出伪装八路军的独立支队，很可能就是日本人的“特别部队”，而且是在夜间秘密行动，说明敌人已经掌握了八路军统帅机关、后勤机关所在地。必须先发制人，及时通报各部队、各分区严重注意，机关马上转移。师部摊子大，更不能招摇过市，以免引起敌特的追踪。

　　日军两支特工队，此时正悄悄向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快速逼近!

　　益子重雄中尉指挥的“益子挺进队”军官4名，士兵102名，雨宫宪兵曹长指挥汉奸特务18人，共124人，携带无线电收发报机、机枪等装备，在主力攻击前三天5月21日，潜入辽县八路军根据地。

　　这时，八路军已发现日军的攻击，正频繁更换驻地。益子挺身队根据无线电指示，不断调整方向，但还是八路军总部五军寺(实为“武军寺”)一无所获。更糟的是，5月23日，“益子挺进队”在辽县东南25公里处萨拉齐山，被八路军包围，激烈战斗持续到入夜，日军才利用夜色掩护突围成功。

　　可是，踩了狗屎运的“益子挺进队”，居然发现了八路军总部驻地!

　　与此同时，另外一支“大川挺进队”在5月20日从潞安出发，朝八路军129师师部进发。队员一律穿灰色军装，脚穿皮鞋。“大川挺进队”首要目标取“刘伯承之首”，带有电台和信鸽，一旦摸清我129师师部，马上联络部队围剿。他们潜入太行根据地，夜行晓宿，不走大路，绕过村庄，攀登岩石绝壁。

　　在浊漳河岸王曲，大川挺身队被我3个民兵发现，但因穿着八路军服装，被放过。渡过漳河，在小曲附近快要天明，又被民兵发现。询问部队番号，回答“新编第6旅”，“大川挺身队”被几十个民兵发现了马脚，大川赶紧命令队员开枪射击，逃脱了民兵的阻拦。

　　民兵赶紧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给了太行第五军分区司令员皮定均，被刘伯承戏称“皮猴子”的129师特务团团长皮定均，此时已经单飞，坐镇太行军区太行五分区。皮定均马上电告129师师部。

　　大川挺进队——这支穿皮鞋的“八路军”，正在疾驰而进，扑向129师师部!

　　(六)“益子挺进队”发现总部驻地，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突围时牺牲

　　尽管八路军早就获悉日军大扫荡的大概计划，也知道了“穿八路服装”甚至有穿皮鞋的八路军，但是八路军后勤机关庞大，尤其是八路军总部大量非战斗的机关人员更多，影响了转移速度。

　　深入根据地的“益子挺进队”侦察到了八路军总部驻地郭家峪，立即报告给在潞芳指挥作战的第一军参谋长花谷正。日军立即调整部署，对八路军总部采取全线围击，24日夜形成了包围圈。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回忆，由于八路军总部机关庞大，后勤部队携带物资过多，行动迟缓，又未按原计划分路进行，结果一夜只走了20多里路，以致造成集总司、政、后、北方局机关和特务团的10000多人、上千匹牲口，都挤在十字岭一线的不利情况。

　　25日拂晓，敌主力10000多人以南艾铺为目标四面压缩“铁壁合围”。八路军总部彭、左、罗等商定：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局，向北突围太行2分区，野政到6分区。突围中，副参谋长左权壮烈牺牲。

　　左权的牺牲，是八路军的巨大损失，朱德、刘伯承等战友甚至林彪都写了悼念的长诗。

　　总部突围战斗，八路军被俘人员多被日军杀害，包括华北局秘书长张永清。

　　“益子挺身队”也不是铁打的金刚，中队长益子重雄、第一小队长佐佐木、第二小队小队长猪股、第三小队小队长大和屋，其中佐佐木和大和屋也在这次刺杀行动中付出了代价，被八路军击毙。

　　八路军参谋长左权与妻子刘志兰、女儿左太北(资料图)。

　　(七)生死时速三小时，大川桃吉险险错过刘伯承

　　益子挺进队指引合围八路军总部的同时，另一路大川桃吉正骑自行车奔袭129师师部会里。

　　一开始，大川把八路军总部所在的麻田误认为是129师总部，等到确认情报最后赶到会里，已经是1942年5月24日深夜11点多，刘伯承和蔡树藩刚刚在晚上9点离开，前后不到三个小时!

　　刘伯承为了吸引日本转移对八路军总部的围攻，打开电报主动吸引日军主力向自己靠拢，日军冈村宁次总部根据129师电台信号，通知大川挺身队继续向王堡追击刘伯承和129师师部。

　　原来，刘伯承接到陈赓急电后，21日夜机关马上转移，师部22日晨由会里村转移到了固新村。

　　5月23日，师部刚刚在固新落脚，李达收到了太行5分区电报：“小曲发现穿皮鞋、灰衣服的敌探100余，有向王堡、会里前进模样。”这是小曲峧民兵识破日军后，第五军分区司令皮定钧22日发来的电报，可是鬼使神差，几次转手耽误一天，23日才到了刘伯承手上。不过，刘伯承到底是刘伯承，129师师部当即第二次转移，大川桃吉扑空，得知刘伯承已经进了山，只好转向偏关与日军主力会合。

　　1942年9月，天津《东亚新报》刊登了大川挺进队太行5月扫荡经过的文章：“翌日，太阳下山时，进入宋家庄，八路军正在做饭吃。我们在深入这样的大敌之中，也只以新编6旅的队伍而逃脱。队员们都是以刘伯承之首级为目的。可是异常兴奋的队员的希望，都被奇袭王堡之时，人家刚刚出发扑了个空而打消了。在那天又去索堡，进入东面的大山中追赶刘伯承……”

　　129师师长刘伯承(资料图)。

　　刘伯承师长一向看淡生死，当一些人劝他注意安全的时候，他还不改幽默的本色：“自打辛亥革命从军那一天起，我就做好了准备——路死路埋，沟死沟埋，狗吃了落个肉棺材。”

　　尽管如此，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刘伯承还不想让日本人得逞，多次转移恰到好处。

　　1942年冈村宁次的合围和“挺进队”，实实在在给根据地敲响了警钟：精兵简政，势在必行!

　　当然，臭名昭著的“益子挺进队”，也没有好下场。1943年2月4日(大年三十)，八路军特务团的刘满河精锐小分队31人，在祁县地下党配合下，把益子挺进队消灭在祁县县城一个饭店里。

　　参考资料：《刘伯承传》《刘伯承遇险实录》《刘伯承与一九四二年反扫荡》《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国破山河在——从日本史料揭幕中国抗战》《八路に扮した益子挺身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