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杨靖宇在这里孤身陷入日伪“讨伐队”重围。他已经断粮五天,身患重感冒,双脚严重冻伤,右臂挂彩……仍在向敌人还击。在敌人的机枪、步枪杂乱密集的射击中,杨靖宇的手枪决绝地响着。
一发子弹最终击中了他的胸膛,杨靖宇倒在了那棵扭筋子树下,终年35岁。鲜血染红了皑皑白雪——时间定格在1940年2月23日16时30分。
日本侵略者无法理解,杨靖宇是靠什么支撑了五天五夜?他们残忍地剖开杨靖宇的胸腹,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日本人被震撼了,参与围剿的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说:“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大大的英雄!”
自杀殉国,曾在很长时间里被用来描述杨靖宇的牺牲
杨靖宇牺牲后二三十年里,他牺牲的具体情景都不为国人所知。
见证这一壮烈史实的人,只有数百日军和汉奸、伪警。日军把杨靖宇之死视为一大“功绩”,借以恐吓抗日力量,只讲结果,对外自然不会提杨靖宇牺牲之壮烈。
汉奸、叛徒是把杨靖宇置于死地的罪魁祸首。他们其实很明白,戕害这位著名抗日英雄罪孽深重,对此更是讳莫如深。
一个想象出的壮烈情景——自杀殉国,曾在很长时间里被用来描述杨靖宇的牺牲。
据杨靖宇纪念馆介绍,这个说法最早是出于保安村农民蔺长贵之口。
杨靖宇牺牲那天,蔺长贵准备去三道崴子打柴。“讨伐队”上山时与他碰了个正着,他被扣在山下不准动。杨靖宇牺牲后,正是用他的小爬犁送到县城的。蔺长贵虽然没有近距离出现在第一现场,但他当时与“讨伐队”的叛徒们同去同归接触不少,知道不少相关情况。
1946年2月,濛江县更名靖宇县,举行公祭安葬杨靖宇大会。保安村村长刘成祥保护了杨靖宇遗体,获得赞扬表彰,蔺长贵也在此时凑上前,将道听途说来的“自杀说”,当作自己在现场的见闻说了出来:“杨靖宇见剩下最后一颗子弹,自杀身亡。”
“自杀说”就这样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此后很多年,在国内的各种史志、纪念馆里,都用“最后一发子弹留给自己”来表述杨靖宇的牺牲。
“自杀殉国”固然壮怀激烈,却并不是杨靖宇牺牲的真相。
事实上,杨靖宇牺牲不仅是东北抗联史上的一件大事,也被日军说成是侵华史上的一件“伟大功绩”。因为“讨伐”杨靖宇有功,野副昌德由日本关东军699部队长,升任“首都(新京长春)防卫司令官”(中将);岸谷隆一郎由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升任伪通化省次长;其余一些部员及叛徒都得到了相应的奖赏,敌伪档案对杨靖宇牺牲的过程记得清清楚楚。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敌伪档案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被翻译整理出版。
有日军作战档案性质的《阵中日志》这样记载:“康德七年(1940年)二月二十三日,在濛江县城西南方六公里的高地,杨靖宇在此处向村民索取食物。接到保安村住民的报告,队本部队员(包括特搜指纹班)立即出动,交战二十分钟,将匪首杨靖宇击毙。”
《满洲国治安小史》的记载要详细得多,其中这样描述杨靖宇生命最后一刻:“西谷一声令下‘打死他’,随着机枪射手勾动了扳机,杨倒下了。”
而在杨靖宇牺牲后不久,日伪为表功,还召集“有功人员”举办了一次“杨靖宇讨伐座谈会”。伪《协和杂志》刊登了这次座谈会的纪要。伪通化省通化县警尉益子理雄在会上的发言,是最为详尽的杨靖宇牺牲现场描述:
由报告的农民做向导向约会地点走去。可是,当到那里一看,好像事先知道一样,约会地点连个人影也没有。只看到一排大脚印上山了。就这样,走在最前头的人没有用声音,而比划着山那边有人影,于是,把全队人员分成两半,一半从山顶上,一半从山半腰偷偷地往前凑……
“嗒”的一下一齐向山那边缺口的人影开了枪。那边的人影像个大驼鸟似的一边滚着一边逃脱了。我让四五个人做监视哨留在山顶上监视人影的去向,自己带人追了上去。这时看到对方跑的力气已经用尽了。他再次用两只手枪乱射起来。
“你是怎样抵抗也没有用了,投降吧!”
我们再次向他劝降,但代替他回答的是手枪的子弹。
再进击到30米,他已经是进退维谷了。这时我们分成两伙。从两方面开始了猛烈的射击。大约交战了10分钟,不知哪一方面射击的子弹命中了敌人。“叭嗒”一下倒下了。
日军的档案资料可以确认,杨靖宇是在与敌人的战斗中牺牲的。
孤身被围,活命的出路只有投降。杨靖宇没有屈膝投降,也没有自戕守节,他选择了战斗,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是军人最有尊严的归宿,这是中国人不屈的铮铮铁骨。
杨靖宇将军的遗物
杨靖宇所剩的子弹并非最后一发。据《阵中日志》所载,“缴获物品有:毛瑟手枪一支同子弹160发;匣枪二号一支同子弹30发;匣枪三号一支同子弹40发。现金6660元,手表一块,钢笔一支,印章一枚,其余杂品。”
他本可以消灭更多的敌人,但是那发机枪子弹射中了他。
谁射出了那发罪恶的子弹?是不是真如益子理雄所说“不知哪一方面射击的子弹命中”?答案是否定的。《满洲国治安小史》清楚地记载“机枪射手勾动了扳机”。
那个机枪射手是谁?日军在所有的资料记载中都以“射杀”、“命中”等词语一笔带过,而没有记载究竟是谁射杀的。这不是疏忽,而是因为完成这个“头功”的不是日本人,他们不想着力宣扬。
上世纪70年代,在靖宇县委宣传部工作的刘贤调到县史志办编撰县志。杨靖宇的牺牲,可以说是这个偏远小县历史上最值得记载的事件。刘贤在后来的多年间走访了多位生前与杨靖宇将军共事过的人,甚至是出卖过、杀害他的人,很多历史细节,慢慢浮出水面。
1983年夏天,刘贤几经周折,找到了当年杨靖宇的近卫排长张秀峰。
张秀峰的身份并不光彩,他是个抗联的叛徒,而且就叛变于杨靖宇牺牲前十几天。
刘贤介绍,张秀峰15岁起就被杨靖宇带到抗联队伍里,杨靖宇对他如父如兄,曾经对他说:“你是孤儿,没有爹妈,我也没有儿女,你就和我儿子一样。”
张秀峰一直紧随杨靖宇身边,转战南北,出生入死。但是当抗联第一军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杨靖宇身边只有几十名近卫排战士时,张秀峰被绝望击垮。他选择了背叛苟活。1940年2月1日,张秀峰携带4支手枪、弹药、机密文件和抗联的财产9000块大洋逃离杨靖宇的队伍,向日军投降。
历史研究者多把张秀峰的叛变看作导致杨靖宇牺牲的关键一环。他对杨靖宇极为熟悉,叛变时就是从杨靖宇身边出逃,知道杨靖宇的位置、行军路线和行动特点。不过,张秀峰向日军提供了多少杨靖宇的情况,并没有实际证据能够佐证。
张秀峰对杨靖宇的情感非常复杂,有亲情和感恩,更多的则是背负一生的愧罪。找到张秀峰、让他回忆杨靖宇都非常艰难,但他毕竟是跟随杨靖宇时间最久、最亲近的人之一,最终还是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当刘贤问他知不知道究竟是谁打死杨靖宇时,张秀峰干脆地说:“杨靖宇是被张奚若打死的,这个绝对不会错。”
他们是杀害杨靖宇的真凶
张奚若,又是一个抗联的叛徒。刘贤说,当年张秀峰告诉她,张奚若1935年6月参加抗联,是抗联第一军一师的机枪手。因为枪打得好,张奚若在抗联部队中小有名气。他跟着杨靖宇参加过大小上百次战斗,打死了很多敌人。有一次伏击鬼子的运输队,抗联大获全胜,杨靖宇还当场称赞过他。
1938年6月,抗联第一军一师师长程斌策动部下100余人叛变投敌,张奚若就是其中之一。
在伪军中,张奚若还是当机枪手,他的枪口指向了曾经并肩作战的抗联战友兄弟。在日军组织的“讨伐队”中,张奚若很是卖力,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
1940年1月,“讨伐队”在濛江错草顶子追上了杨靖宇的部队。战斗中,张奚若将机枪架在树杈上,向抗联射击,结果被一枪击中受伤,送回城治疗。据说,那一枪就是杨靖宇打的。
这一枪,没有结果张奚若的性命,他很快还了杨靖宇一枪。这一枪,是致命的。
杨靖宇牺牲的前两天,张奚若刚刚返回濛江。他的把兄弟、副射手白万仁,弹药手王佐华,在此前追剿杨靖宇的过程中,冻伤掉队,被收容在濛江县城里养伤。
2月23日中午,张奚若正与白万仁等几个人在打牌,驻濛江的伪通化省“讨伐”本部接到发现杨靖宇的报告。日伪得到杨靖宇的踪迹,如同苍蝇见了血,搜罗所有能动用的力量全力追击。张奚若等在县城里的伤兵也被集合起来,迅速派到围剿现场。
当敌人向杨靖宇喊降不奏效时,日本人向张奚若下达了“干掉他”的命令。张奚若随即扣动扳机,杨靖宇倒在雪地上。
张秀峰并没有跟随“讨伐队”上山,没有亲眼看到杨靖宇牺牲的全过程。这些情况都是他后来在伪军中了解到的。不过,他亲耳听到张奚若讲述射杀杨靖宇的过程。
杨靖宇牺牲当晚,“讨伐队”返回濛江县城,一群汉奸在饭店里喝“庆功酒”。张奚若、白万仁、王佐华坐在首席。
张奚若在酒桌上夸耀说:“正当杨司令抬起腿要跑的一刹那,我一个点射,齐刷刷地都给他点在这儿上了……”说着,他用手指向胸口。那里正是杨靖宇致命伤的位置。
张秀峰就坐在隔桌。虽然背叛了抗联,但他与杨靖宇感情非同一般。杨靖宇牺牲,让他内心苦痛。听张奚若恬不知耻地炫耀,张秀峰端着酒杯往桌上狠狠一蹾,骂了一句:“混蛋!不得好死!”
酒桌上一下冷了场。在座的人中,不少人曾经是抗联成员,叛变的原因复杂,有主动投敌者,亦有被迫投降的,还有不少单纯为了活命,此时的心态更为复杂。“庆功宴”不欢而散。
次日,岸谷隆一郎把“讨伐队”集中到日军古见联队院内,杨靖宇的遗体就停放在这里。众目睽睽之下,岸谷隆一郎做了两件凶残至极之事。
杨靖宇将军牺牲后,日军拍摄的照片。
其一,割下杨靖宇的头颅,枭首示众。
一具铡刀摆在杨靖宇的遗体旁。“讨伐队”头目程斌先是让张秀峰执刀,张秀峰不从。旁边有人说:“这是人家老张的头功,还是老张来吧。”
“老张”是张奚若。他被点了名,把兄弟、同一个机枪组的白万仁、王佐华也脱不了干系。
于是,由白万仁执铡刀,王佐华抱着杨靖宇的头,张奚若抱着杨靖宇的腿,抬到铡刀上,白万仁一刀将杨靖宇的头铡了下来。
杨靖宇的头颅被装进一个木箱里,木箱前面是透明的玻璃,然后用一辆汽车运到当时的通化省城,沿途示众,恐吓中国民众和抗日力量。日军还把这颗头颅拍照,印刷了大量图片,撒向抗联战斗过的地方及一些居民区,大肆宣扬“杨靖宇部已被肃清”,炫耀他们的“赫赫战功”。
最后,杨靖宇的头颅被送到伪满洲国的新京关东军司令部,用药水浸在瓶子里,秘密匿藏起来。
另一件事就是解剖杨靖宇的遗体。
岸谷隆一郎想不明白,杨靖宇被追击了五天五夜,没有任何粮食给养,他究竟是怎么支撑下来,而且还能一直战斗?岸谷隆一郎要剖开杨靖宇的胸腹看一看。
在很多书写杨靖宇的文字中,描写这个场景都会用到类似的语句:现场解剖的中国医生难过得流下了眼泪,杨靖宇的肚里一粒粮食也没有,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
当时的濛江县民众医院医生洪宝源,多被认为是解剖杨靖宇遗体的主刀医生。几十年后,刘贤找到洪宝源核实这一情况,洪宝源告诉她,这样的描述并不完全准确。
杨靖宇的遗体被解剖时,洪宝源并不在场,是随后有几个日本兵用托盘端来一些东西让他化验,“我一看,是人的胃,看样子是因为长期饥饿,导致严重萎缩,都变形了。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杨靖宇的胃,后来结合前后情况才想到。”
进一步化验更让洪宝源吃惊,也确实让他落了泪。胃里面一粒粮食也没有,只有草根和棉絮,有的棉花明显是刚刚吃进去的,一团一团还没变样。“胃里并没有树皮,这是后人想象的。那时正是寒冬腊月,树皮怎么扒得动?如果真有树皮,说不定杨靖宇不会死,因为树皮能消化。可他连树皮都没的吃,胃里净是棉花套子啊!”
令人唏嘘的是,作为射杀杨靖宇的直接凶手,张奚若、白万仁和王佐华都没有因为此事而受到审判和惩罚。
刘贤说,从张秀峰那里得知张奚若射杀杨靖宇的线索后,靖宇县史志办多方查找,居然真的找到了张奚若和白万仁,他们都活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
张奚若对靖宇县史志办的调查极为抵抗,阴沉着脸,不承认自己参加过抗联,也不承认是自己打死的杨靖宇。看到史志办出示的他在“讨伐队”时的合影,张奚若指出了合影中的很多人,却唯独不认识照片上那个很像自己的人。他说,“打老杨那天我不在场,去沈阳养病了。”
白万仁倒是相对配合,回忆了很多相关细节。据他讲,新中国成立后,他和王佐华都因为背叛抗联和汉奸行为而在肃反等运动中被捕,入狱多年。在狱中,王佐华曾经揭发过张奚若是杀害杨靖宇的凶手,张奚若也因此被抓捕。但当时都认为杨靖宇是自杀殉国,张奚若也抵死不认,再加上年代久远,查无实证,最终不了了之。
靖宇县史志办再次找到张奚若、白万仁后,不少抗联老战士提出要把他们送上法庭。但是咨询法律部门后,一来时间太过久远,“已经过了有效追诉期”,二来没有确凿证据,最终未能起诉。
一生潦倒的白万仁,在垂暮之年接受靖宇县史志办访问时,留下了一番忏悔般的总结:“我们这帮人呀,做人不成人,做鬼难成鬼。这都是报应。正应了老程在临解放时跟我们说的:‘咱们今后就是混吧,夹起尾巴悄悄眯着,死哪儿埋哪儿。’”
“老程”是他们“讨伐队”时的队长程斌,他曾经还是张奚若等人在抗联时的师长——又是一个抗联的叛徒。正是这个叛徒,让杨靖宇陷入绝境。
最令抗联人切齿仇恨的叛徒
在抗联老战士特别是杨靖宇曾经的部下眼中,程斌是最令人切齿仇恨的叛徒。
叛徒是东北抗联史和杨靖宇研究不能回避的一个课题。这支英勇的抗日武装,在长达14年的抗战史上,时时处处艰难困苦,生死一线,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涌现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但同时,抗联出现的叛徒之多、造成的后果之严重,也是革命队伍中罕见的。抗联中最著名的两位领导人——“南杨”杨靖宇和“北赵”赵尚志的牺牲都与叛徒直接相关,且都是殒命于汉奸宵小之手。
原通化市史志办副主任胡维仁告诉记者,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抗联部队成分复杂,既有党组织领导建立起来的游击队,也吸收了溃散的东北军、占山为王的山林队土匪武装、战场倒戈的伪警察……鱼龙混杂。由于战斗频繁,部队没有条件进行整编和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很难确保部队的纯洁性。二是抗联生存条件恶劣。当时的抗联将士,大多数人是为正义、为祖国而战的,但其中也有些当兵为吃饭、以图生存的人。一旦部队物资断绝,食不果腹,这些为谋生存的人就会发生动摇。三是一些人思想信念不坚定,遭逢危难最需坚持之时,就会有人丢弃革命志节。1938年和1939年,抗联斗争环境最为恶劣,这一时期投敌叛变的情况也最多,大多与上述原因有关。
程斌是东北抗联历史上最“著名”的叛徒之一,不仅因为他叛变前的师长身份,更因为他造成的恶果——对杨靖宇本人和抗联第一路军都造成了致命的伤害。
程斌是吉林伊通人,中学毕业后在长春一家表店学徒。“九一八”后,20岁的他参加了磐石抗日义勇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杨靖宇的直接培养下,程斌进步很快,到1936年已经成为抗联一军主力的一师师长。他曾带领部队转战辽吉两省,打过许多硬仗、漂亮仗,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是抗联部队中少数有文化有能力的干部之一。1936年西征失利后,杨靖宇让程斌率部继续在本溪一带坚持游击战争。
1938年初,日寇在军事上对一师加大围剿“讨伐”力度,切断了一师同外部的一切联系,使部队给养发生困难。就在这时,一师政治部主任胡国臣在敌人的策动下叛变了。
胡国臣叛变后,为了得到日本主子的信任,向日本人献上一计毒辣的损招——抓来程母做招降程斌的人质。
程斌当即屈服。生母为人所挟,程斌的叛变似乎与《三国演义》中的徐庶进曹营一样,有值得同情之处。但程斌不是徐庶,他的叛变过程和之后的所作所为,都与救母的理由相去甚远。
1938年6月29日,在枪杀了反对他投降的三团政委李茨苏之后,程斌裹胁一师师部及保卫连61人向日军投降,随后又派人上山通知一师其余人员随他投敌,结果三团、六团的少部分人陆续下山投敌。
这次随程斌投敌的一师人员总计达115人,向日寇缴械步兵炮一门,轻机枪五挺,自动步枪两支,步枪82支,手枪72支,子弹6000余发。
程斌率部投敌,让抗联第一路军主力元气大伤。随后他们又成了围追杨靖宇最卖力的汉奸走狗。
日军任命程斌为队长,组成“讨伐队”,称“程大队”,其骨干都是投降的原一军一师抗联战士。
程斌深知怎样才能置杨靖宇于死地,投降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带人摧毁了抗联的补给生命线——密营,彻底断了杨靖宇的粮道和休整地。密营是抗联在深山老林的秘密宿营地,储存有粮食、布匹、枪械、药品等赖以生存的物资。狠毒的程斌将杨靖宇苦苦经营的70多个密营破坏殆尽,转眼之间,杨靖宇和他的队伍陷入了绝境。
程斌长期跟随杨靖宇,对杨靖宇的思路策略了如指掌,常常凭猜测就能知道杨靖宇的大致去向。整个1939年,杨靖宇的队伍后边就像是长了个尾巴,常常是转移到一个地方,不出三天,程斌就带人盯上来了。杨靖宇不得不带着队伍疲于奔命,东躲西藏。
过去日军不敢在山林里过夜,所以抗联白天再艰苦,晚上仍可以喘息、休整、转移。但程斌却带着“讨伐队”穷追猛打,晚上还连续追踪,这使得抗联处境异常艰难。
即便是叛徒汉奸,像程斌这样为日本主子卖命不遗余力、对昔日战友手足赶尽杀绝的,也不多见。
最终,杨靖宇死在了“程大队”机枪手张奚若的枪口下。
程斌没有像张奚若、白万仁等那样侥幸躲过惩罚,也没有如他自己所说“夹起尾巴悄悄眯着”。这个抗联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既惹人注意又人神共愤,1951年肃反运动中,程斌被人认出并举报,最终被枪毙。
程斌的日本主子岸谷隆一郎,因为剿杀杨靖宇有功一路升迁,先后当过伪通化省、热河省、山西省次长。1945年日本投降,岸谷隆一郎在山西毒死全家后剖腹自杀,为日本法西斯殉葬。
当年把日伪“讨伐队”带上三道崴子杨靖宇栖身地的伪牌长赵廷喜,则在1946年2月23日,被枪决于杨靖宇的坟前。
这一天是杨靖宇牺牲六周年祭日,也是刚刚成立的靖宇县民主政府为杨靖宇迁坟下葬的日子。惜乎英雄身首异处,此时墓中只有他的躯干,英雄之首仍被藏匿于长春城中,下落不明。
将军遗首回归
1940年2月24日,日伪割下杨靖宇的头颅,他的遗体起初被弃置于濛江县城郊外荒野。感于杨靖宇的威名,保安村村长刘成祥带人悄悄给杨靖宇收尸掩埋。
仅仅几天后,日军忽然大改对待杨靖宇遗体的草率态度。他们找回杨靖宇的遗体,用木头刻了一颗头颅,一起装到上等棺木中。3月5日,在保安村北门外的山岗上,岸谷隆一郎亲自出场为杨靖宇举行“慰灵祭”。安葬仪式按日本习俗,可以说非常隆重,还有日本僧人礼拜念经。
素来敬仰杨靖宇的当地群众,以自己的方式解读日军的反常举动,形成了一个流传至今的传说:杨靖宇的头颅被铡下后,伪东南满地区“讨伐”司令野副昌德总是做噩梦,醒来后头疼痛难忍。有高僧告诉他,杀害杨靖宇犯了天煞,必须要厚葬杨靖宇才能化解。
这种说法显然带有传奇色彩。实际上是日军知道杨靖宇在抗联和当地百姓中威望极高,所以用“慰灵祭”的方式来显示尊敬英雄,收买人心。而残忍地割下杨靖宇的头颅,则是恐吓民众。极为矛盾的做法并施,足见日军法西斯统治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日本投降后,东北党组织想找回杨靖宇的头颅,但因为国民党接收了长春的日伪政权,一时没有机会。
1948年8月,中共长春地工小组组长李野光接到了中共东北局下达的一项紧急任务:寻找民族英雄杨靖宇的遗首。
李野光从国民党驻长春的新一军一个军官口中得知,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医务课的医疗器械、药品、标本等都被长春医学院接收了。而杨靖宇头颅的最后线索,就是存放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医务课。
经过侦查,李野光发现,在长春医学院出入最频繁、受限制最少的是这个旅的卫生队,他们常来这里取药材、器械。而在李野光领导的地下小组中,正好有一位医生刘亚光。于是,刘亚光与卫生队队长攀上关系,成了卫生队的中尉军医官。
刘亚光很快就在解剖学教室的一间隐秘侧室中找到了杨靖宇的头颅,同时找到的还有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的头颅。两人的头颅分别被装在两个特大玻璃罐里,用福尔马林溶液浸泡着。
不过,刘亚光一个人无法把头颅带出,只能将情况汇报给地下小组。同时他还发现,国民党特务似乎也察觉到了共产党人在寻找杨靖宇头颅,特务头目项乃光多次过问、察看杨靖宇头颅保存状况,还暗地里派长春市警察局的特务在医疗器械室放了暗哨,昼夜监守。
李野光制定了新的行动计划,整个地下小组高效运转起来。
负责看守医疗器械室的是市警察局的警察曹如超,刘亚光有意与他结识,时常施以小恩小惠。
由于长春被围城,城里许多居民家都断了粮,曹如超家也揭不开锅了。行动当日,刘亚光特意在傍晚来到长春医学院,给曹如超带了地下党组织搞到的七斤高粱米。曹如超千恩万谢,背起米就送回家去了。
另一路地下党小组的成员,早已打通了旅司令部的关系。这个关系的名义不光彩——盗卖医学院的设备,在当时的国民党军中却是最司空见惯的半公开交易。
曹如超被支走,“盗卖设备”的汽车就停在了医学院门口。被买通的国民党军官以“卫生队拉器材”为他们打掩护,恍然不知那些“器材”中有存放着杨靖宇和陈翰章头颅的特大玻璃罐。
随后,两位烈士的头颅被运到亚光医院地下室存放,直至当年10月长春解放。
两个月后,解放军一名军官和五名战士乘专列将烈士头颅秘密护送到哈尔滨。中共黑龙江省委已经准备在松花江边建设东北烈士纪念馆。两位抗联英雄的头颅,是这里最初的“馆藏”。
1958年2月23日,杨靖宇牺牲殉国18周年之际,英雄头颅与躯干合体,隆重安葬于杨靖宇烈士陵园。会上,悲壮的哀乐声起,人们吟唱着怀念他的歌曲:“洒热血,遍地红,杨靖宇是英雄,万古千秋留英名,永远活在人心中……”
摘编自《白山忠骨——杨靖宇将军牺牲的前前后后》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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