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细菌战理论:非法性残忍性在战史上前所未有
来源：军事历史研究   2017-01-20 15:12:48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就开始研究细菌武器。在这一时期的对华战争中，日本在中国疯狂地实施了细菌战，是唯一的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的罪恶国家。经过中外人士长期的艰辛研究，日本的细菌战事实已经昭然若揭。学界今后的研究任务，一方面将继续挖掘史料，进一步弄清日本细菌战在中国各地的详情；另一方面也需研究隐藏在日本细菌战活动背后的深层次根源，考察分析日本细菌战的理论，否则就无法真正弄清日本长期准备和发动细菌战的根本因由。由于各种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的细菌战理论长期不为学界所知。直到近年发现了日本重要的细菌战文献，我们才能据之开展有限的研究。本文尝试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理论作一系统地分析阐述，以就教于学界。
 

一、日本细菌战理论的产生

日本细菌战理论的产生，根本原因在于军国主义思潮泛滥，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不过，仅仅强调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探求其具体原因和过程。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石井四郎的细菌战思想催生了日本的细菌战理论。在伯力审判材料中，石井四郎就被认定为“日本著名细菌战思想家”。伯力军事法庭认为，“早在一九三一年，棍塬（日本关东军医务部长棍蟓隆二）便积极拥护细菌战争思想家之一石井四郎极力要求加紧研究细菌武器以供战争之用的主张”。棍壕供称：“我从一九三一年起就赞成石井四郎关于日本必须准备细菌战的思想，……并促成任命一位细菌战思想家石井四郎为第七三一部队长。”毫无疑问，石井四郎的细菌战思想在日本很有影响。1928年4月至1930年4月，石井四郎被派往欧美诸多国家，以访问和交流军事医学为名，搜集世界各国的细菌战情报，回国后即向日本陆军中央（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大肆鼓吹其细菌战理论：第一，海外各国都在研究细菌战，日本如果不去研究，将来必定会受挫；第二，日本资源贫乏，必须寻求细菌武器；第三，钢铁炮弹的杀伤力有限，而细菌武器的杀伤范围广大，且能重复传染杀伤，又不破坏物资，是极为有利的进攻武器。石井四郎的细菌战思想打动了日本许多军国主义者。1932年，日本军方同意了石井四郎的细菌战计划，在日本东京和中国东北哈尔滨建立细菌战研究基地，进而才有了后来的细菌战理论。

第二，1936年日本开始的细菌战正规研究已经呈现出其研究课题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从而使其细菌战的研究和所获知识迅速系统化。1936年10月，日本关东军举行了一次有60多人参加的“深夜会议”，开始正规研究细菌战，会上提出了所要研究的一系列课题及其意义，主要是：1.细菌的培养。细菌可以成为强有力的武器，今后要想法增强其毒力、缩短其潜伏期，使之迅速成为有效武器：首先要研究改良培地的添加剂，使细菌通过动物体的方法试验毒力增强的程度；其次研究易于处理和改变的菌台形态。2．试验细菌武器的场合、方法、器具、中间媒介物。3．细菌武器是资源贫乏的日本最适宜的武器。只需小小的实验室和试验管，就能造出杀伤数万人马的武器。4．医生要认识到细菌武器研究的重要意义，即保护自身和友军将士，预防敌军的细菌作战。这些课题，反映了日军的细菌战理论在1936年已经初具雏形。

第三，侵华日军的实际细菌战行动促进了日本细菌战理论的形成。日军在研究基地利用人体进行的细菌试验是其细菌战理论形成的前提，而日军在各战场实施的细菌战行动是孕育细菌战理论的基本依据。日军731部队在1939年已开发出“鼠疫跳蚤”，但杀伤效果怎样，需要进行实战试验。1940年6月的农安“谋略投放”、10月的衢州和宁波飞机“雨下法投放”都是试验。日军在这几次实战试验中，获得了各种细菌武器的施放方法和效果数据，为日本细菌战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实战依据。2011年，日本学者奈须重雄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发现了原日军731部队军医少佐金子顺一所著的《金子顺一论文集》。该论文集收入金子顺一的最早一篇论文《低空雨下法撒布的试验》（1940年6月7日），就是细菌战试验的理论总结之一。特别是增田知贞、井本雄男等人在“保号作战”实施中初步验证出了有效的细菌武器是“鼠疫跳蚤”。石井四郎为此欣喜地向上司报告了“辉煌”战果。当然，这一初步获得的“武器”还有许多不足需要研究和加以改进。1941年1、2、3月的《井本日志》里都说到了媒介物需要补给、容器操作需要简单化、武器数量需要放大数量、需要夜间偷袭等多方面问题。《金子顺一论文集》的第二篇论文《雨下法撒布的基本考察》（1941年8月1 1日）反映出日军从细菌战试验中获得了新的理论认识。德国进攻苏联后，日本关东军准备对苏作战，需要进一步试验“鼠疫跳蚤”，以作为有效的细菌武器，于是策划了常德细菌战。据松本回忆，这次细菌战有30名细菌学家参加。由《井本日志》可知，常德细菌战后，日军将“鼠疫跳蚤”这一“武器”确认为第一号兵器，要求各部队大量生产。但常德细菌战还是出现了意外情况：一侧细菌箱没有完全打开；高空投放被迫改为低空投放，从而暴露了攻击行动。此后，日军的细菌攻击隐蔽性增强，中国方面几乎没有档案记录。在这些“战果”基础上，日军的细菌武器趋于完善，其细菌战理论基本形成。据《井本日志》记载，1942年5月27日，日军参谋本部在东京召开“保号作战”会议，对细菌战作了总结和新的部署，准备配合浙赣作战，发动浙赣细菌战，以“研究地面传染方法”为主要任务。浙赣细菌战动用了多种细菌武器。但是，南京日军1644部队在731部队未到达之前就用飞机对金华实施了细菌攻击，结果造成日军自身的大量感染，引起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担忧和反对。

浙赣细菌战后，日军的细菌战活动趋向“保守”。但日本的细菌战理论已经相当成熟。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松村高夫指出，增田知贞写于1942年12月15日的《细菌战》理论文章，“就是在1940－1942年在中国撒布细菌所获成果与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在多年的细菌战准备和实施活动中，日本侵略军概括出了关于细菌战的有系统的知识和结论，我们可以称之为细菌战理论。

第四，欧美国家的细菌战研究成果也是日本细菌战理论的来源之一。石井四郎考察欧美多国时，获得了许多细菌战情报。故而增田知贞在《细菌战》一文中讲述细菌武器的类型时，提到了罗密欧（法国军队医务工作者，少校）1934的研究、福克斯（美国特种部队医务工作者，少校）1933的研究、维尔加·弗兰提（意大利特种部队医务人员，上校）1932的研究、伊斯蒂欧利（南斯拉夫特种部队医务人员，少校）的研究、拉兹格（德国人）1931的研究等多人关于细菌战的研究情况。无疑，这些国家的相关研究成果成为日本细菌战理论的重要参考。

由此看来，日本的细菌战理论之所以产生，不是日本一国的孤立事件，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的军备竞赛导致细菌武器被积极研发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苏等国才会在对待日本细菌战罪犯的调查和惩处时暗中较量，直至隐瞒了最重要的细菌战资料，帮助日本细菌战罪犯免除了应有的惩罚。

但是，历史事实终究会浮出水面。日本的细菌战事实及其理论最终还是大白于天下。由近年美国解密的二战时期日本细菌战情报资料可知，至少在1942年底，日军已经形成了细菌战理论。1942年12月15日，日军细菌战研究专家增田知贞博士在东京对一些日本科学家和军事人员作了题为《细菌战》的秘密讲演。其讲演稿在战后被美国细菌战情报人员所获得。增田知贞的这次讲演，是日军细菌战理论已经形成的重要标志。
 

二、增田知贞与其《细菌战》讲稿

增田知贞，生于1901年。他与石井四郎一样，均为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的细菌学博士，毕业后就职于当时日本军事医学最高学府“东京陆军军医学校”的“防疫部”，与日本细菌战创始者石井四郎共事。正因为如此，增田知贞与石井四郎的关系十分密切。

浏览日本昭和十一年（1936年）《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一书会发现，增田知贞与石井四郎曾两次共同署名发表医学论文。但我们也在该书中看到，截至1936年，石井四郎发表论文仅5篇，而增田知贞则发表论文多达18篇。可见增田知贞是研究能力很强的新秀（增田知贞比石井四郎小9岁），所以他后来成为石井四郎进行细菌战最为得力的助手及理论专家。

1932年，日本军部批准石井四郎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正式建立细菌战研究机构“防疫研究室”，增田知贞即为重要成员。同年，增田知贞又追随石井四郎来到“满洲”，创建背荫河细菌战实验基地。在中国期间，他曾在日军细菌战部队任职，策划了对中国和南洋地区的细菌战。

战后，增田知贞成为与美国细菌战情报调查官周旋并最终提供大量情报的重要人物。他于1942年底在东京所作的《细菌战》秘密讲演的讲演稿，于1947年11月被提供给美国调查官、美国底特里克营细菌战权威爱德华·希尔（Edward V．Hill）博士。希尔将这份讲演稿译成长达18页的英文，附在自己的调查报告《希尔报告》中，并在该讲演稿末页手书“Incredi－ble”（难以置信），深表惊讶。

增田知贞的《细菌战》演讲稿英文本，译成中文后篇幅约有5000字，分引言、细菌战的定义、细菌战的特征、细菌武器的不同类型、细菌武器的使用方法、以往的细菌武器应用事件、结论等7个部分，以下为其演讲稿原文的内容要点：

1．由于疫病的自然流行和人为爆发是很难区别的，因此细菌战具有隐蔽性。我们可以利用细菌战去隐蔽地达到战争目的。但细菌战要获得好的作战效果，需要先进的科技知识来支撑它。

2．什么叫“细菌战”？我方为了获取更有利的（战略）位置而对敌方使用致病性细菌以破坏敌方有生目标的行为称作细菌战。

细菌战不仅能用来杀死敌方军人，而且能用来破坏敌方领土内的人口、牲畜、家禽、谷物和蔬菜，还能用来针对敌方的同盟国家。

消灭敌人，赢得战争，是细菌战的基本目标。

3．可以用于细菌战的致病微生物有如下种类

细菌：鼠疫、霍乱、伤寒、痢疾、肺结核、马鼻疽、炭疽、地中海热、兔子热、破伤风、气坏疽、肉毒杆菌毒素、白喉、葡萄球菌、链球菌；

螺旋体和病原虫：急性传染性黄疸、回归热、性病、疟疾、黑热病；

立克次氏体：斑疹伤寒、爆发性斑疹伤寒、恙虫病、洛矶山斑疹热；

病毒：登革热、黄热、天花、口蹄疫、狂犬病、流行性脑炎、流行性贫血。

4．细菌战还有如下特征

（1）传染性，运用极易传染的致命细菌造成疫病流行，以实现战争目标；（2）能效性，针对不同攻击对象、气候、地理环境、气象条件等实现最佳攻击效能；（3）隐蔽性，即使使用很少量的细菌去攻击，它也可以拥有巨大杀伤力，而且它根本不容易被发觉；（4）破坏性，细菌战可破坏敌方军民的斗志，消耗敌方人力物力，降低敌方国家的战斗力。

5．细菌战的攻击目标通常可有如下选择

（1）人口集中的战区；（2）重要的军政人物；（3）军队集中的城市；（4）位于交通沿线的城镇、乡村；（5）首都和重要城市；（6）军工厂；（7）航运和交通系统；（8）学校、剧院和人群集中地；（9）水源地；（10）内河与沿海的重要目标；（11）军马等军用动物；（12）大范围供应的粮食等食品。

6．攻击的技艺

（1）病菌直接散布：a．应大数量使用；b．避免降低效果的因素；c．用女间谍完成刺杀重要人物的使命。

（2）病菌间接散布：a．用带菌的人和啮齿类动物来传播疾病；b．污染其运输系统以及在屋外加工的食品。

（3）破坏水供应：把细菌直接注入水管以污染水供应系统和污染水源地。可以使用霍乱、伤寒和痢疾。

（4）污染食品：在食品罐装和运输途中，我们会有大量的机会来污染食品。可以使用霍乱、伤寒、痢疾、肉毒杆菌毒素。

（5）河流和海滩：在河流和海滩散布细菌效果也许不太理想，但是那些用于洗浴、游泳、划船、孵化、洗涮等的河流和海滩是适宜攻击的。可以使用霍乱、伤寒。

（6）公共场所和铁路（特别是地铁）：肺结核、炭疽可以用来攻击火车、轮船以及公众聚集的建筑物，如剧场、市场、火车站等。

（7）民用和军用牲畜：因为家畜尤其是牛、马、羊、鸡在限定的区域饲养，因此对它们进行细菌攻击非常有效。可以使用鸡霍乱、鼠疫、马鼻疽、炭疽、土拉伦斯病菌。

（8）敌方海军：在敌方军舰离港之前，用伤寒茵污染敌方海军食品，当症状在两三周后出现时，敌舰已开到太平洋中部，他们将丧失战斗力。

7．攻击的计划和准备措施

（1）计划的隐蔽性。进攻动作要快速执行，它必须突然彻底地实施。

（2）计划应详细，侦察要全面，作战人员要经过良好训练，具备完成任务的素质，并保证如有被捕，该被捕人员不会泄露整个计划。

（3）快速攻击必须使用飞机散布细菌。为了做到这一点，拥有一个相当靠近进攻目标的飞机场，和生产必要细菌的设备是必须的。可以使用鼠疫和霍乱。

（4）执行进攻应采取“细菌雨”，扔细菌弹，或投放填满细菌的炸弹等来传播。

（5）细菌攻击会有一个反作用力，可能造成对我军、友军的伤害。为避免这种危险，必须实施严格的预防方案。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

第一，日军已形成一套针对“敌国”实施隐蔽的细菌战的理论，其目的是通过细菌战在军事上占据优势地位，杀死“敌方”的军队、人口和牲畜，毁坏农作物，以赢得侵略战争。

第二，日军认为细菌战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它可以造成敌国重大的经济损失，敌国将不得不支出大量的资源和人力用于防疫，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妨碍敌国的战争能力；传播细菌还将打击敌国军队的斗志，并造成敌国民众心理的普遍恐惧，促使敌国军民的战争意志瓦解。

第三，日军研究了细菌、病毒、立克次氏体、螺旋体和病原虫等四大类31种致病微生物和毒素，以用于细菌战。其常用的有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炭疽、鼻疽、痢疾等病菌。

第四，日军细菌战攻击有着广泛的目标：战区、城市、交通线、军工厂、首都、水源地，甚至学校、剧场、人群集中地，以及军队、军政要人、和平城乡居民，还有军马、家畜家禽、粮食和公众食品等等。这些目标的选择，反映了日军细菌战理论的残忍性和反人道性，也反映了日军罪恶的细菌战实施范围的广泛性。

第五，日军使用细菌武器攻击的方式和方法主要有三：一是派出细菌战间谍或细菌部队秘密在地面散布各种细菌；二是使用飞机撒播“细菌雨”，即直接从空中向地面撒播细菌；三是使用飞机投掷细菌炸弹。这三种细菌攻击方法在苏联的《伯力审判材料》中也可得到证实，被俘的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在伯力法庭上的供词中说：“参谋本部批准了使用细菌作战的三种主要方法，即按施行细菌破坏法在地面上传染，由战斗机散播细菌，以及从飞机上投掷特种细菌弹。”

第六，日军还研究了细菌战攻击的所谓“技巧”，即使用各种卑劣手段秘密污染水源、公众食品、交通工具、学校剧院、车站码头、海滩浴场，甚至派遣女间谍刺杀重要人物等，以及在攻击前制定“隐蔽的计划”，进行“全面的侦察”，在实施时则实行“快速的进攻”等。

第七，增田知贞这一套细菌战理论主要应是针对中国战场，这是日军在中国长期实施细菌战经验的总结。当然，这一理论也针对美、英、苏等“敌国”，例如它提到污染海军食品使“敌舰”到达太平洋中部时丧失战斗力，这个“敌舰”应该指的是美国海军。

虽然增田知贞在讲演中说，他的这个演讲只是对细菌战问题作一“普及性”的说明，而并非进行“全面讲述”。但是，增田知贞的这一细菌战理论已经是一个包含了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的完整的军事理论，这在世界战争史上可谓前所未有。它作为目前可以证明日军细菌战理论的最主要史料，对于人们进一步去认识和研究日军细菌战史，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亮平的《细菌战争》论文

增田知贞的细菌战理论虽已相当完善，但仍有不少技术问题语焉未详。为了探究日军的细菌战理论详情，需要寻求新的材料以作进一步论证。1952年1月27日，日本《星期日每日新闻》第1682期发表了前日本关东军防疫处少佐槲亮平所著《细菌战争》，这是值得重视的又一篇日军细菌战论文。该文的中文节译文本分为细菌武器、鼠疫杆菌武器、跳蚤之培养、瓷制炸弹、喷雾法及雨下法攻击、投下器、浮游瓶等7个部分，共3000余字，是罕见的一篇系统描述日军细菌战知识的文章，足以补充增田知贞所述细菌战理论之缺漏。依笔者管见，学界至今对此文献尚无专门的分析和研究。因此摘录其原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1．细菌战研究的开展：一九三六年十月某日，举行了“深夜会议”。到会的有六十多人。这次会议是为开始正规研究的首次会议，队长在会上讲话称：我们的研究室，已筹备完竣了。研究环境可说是再好没有的。

2．细菌武器的研究课题：细菌及其他微生物一定能成为强有力的武器。将其变成有效的武器，是今后的任务。必须增强细菌的毒力，缩短其潜伏期，改变细菌的生态。要研究添加剂，反复地实验细菌毒力的增强程度。要将糊状茵台变成易于处理的形态，不致使细菌死亡。

使用细菌武器的场合估计可分前线、后方、威胁兵站基地以及用于谋略等。必须创造适于上述各种场合的简易而又精确的攻击器具。必须研究不同细菌所需的中介物－－小动物、昆虫、植物等的饲育、培植方法。

3．研究细菌战的意义：细菌武器对于资材缺乏的日本来说，是最适宜的武器。小小的研究室和一些试验管，能制出杀伤数万人马的武器。

把细菌变为武器，和医生有矛盾，但医生要保护自身，保护操作细菌武器的将士，且要设想敌人也会使用细菌作战，给友军以有力的免疫。

这次会议后，研究的进展迅速。以添加剂培育出来的细菌，对一般小动物的致死量缩至三分之一以下，还增强了毒力，尤其是一般需二至四天的潜伏期，竞在四十八小时内发生症状。

4．鼠疫杆菌武器的特点和使用方法：鼠疫杆菌，属下仲少校（注：疑为少佐）研究。该茵侵入人体途径颇多，发病急剧，早者数小时，迟亦几天而丧命。感染者死亡率达百分之百，适合武器化条件，但处理时最需慎重。该茵在前线使用时可以附着在榴霰弹的弹子上，用于轰炸，或者以液状喷雾射出。又可注射于鼠类身上，由飞机将鼠投下，或者收集能在注射该茵的鼠体上吸血的带菌跳蚤，以特别方法撒布或用降落伞投下。

5．跳蚤的培养：跳蚤是鼠疫的有效病媒。昆虫学者炯野技师担任跳蚤饲育研究。畑野绵密地研究了跳蚤的饲料、饲育床、发育温度等，终获成功，可以在最短期间四星期以内完成最大限度的增殖。

其法为选择石油桶，打开上部，其中盛以小米壳及砂各半。桶内放置装在铁丝笼子里的大白鼠，作为饲料，再放入强壮跳蚤，使桶内温度适度，置于阴处，大白鼠随死随换，在跳蚤相当繁殖的时期捕集。

6．磁制炸弹的制造和使用：磁制炸弹炸药虽少，但弹体可碎成小块，飞散至数十至一百多公尺的距离。弹内装菌量多者四公斤，少者一公斤。使用肉汤为溶媒，细菌在被装入后仍进行分裂，菌量增加。

磁制炸弹用作破伤风杆菌、炭疽杆菌武器者，用于前线；其用作伤寒杆菌、痢疾杆菌或炭疽杆菌武器者，则备用于对后方集团部队人马的攻击；又用于鼠疫杆菌的毒蚤攻击，实验结果良好。装入跳蚤时，装进氧气，而不用菌液，以防因飞机上升空气稀薄而跳蚤活动迟钝。

7．啧雾法、下雨法及撒布法攻击：喷雾器与下雨器均为轻金属制品，装备在飞机上。飞机上有容积五百公斤的大桶喷雾器，由二十余个喷雾管构成，飞机航行时喷射细微水滴，留下带状细菌云。而下雨器为连接油库的有数千小孔的圆筒、能间断性降落水滴的装置。

为防止减弱其中细菌的活动能力，用肉汤为溶媒。

喷雾法攻击，使用鼠疫杆菌、炭疽杆菌武器，主要用在前线。

下雨法攻击，以霍乱弧菌、痢疾杆菌、伤寒杆菌等武器，攻击水源地或后方集团部队、堆积场等处。

撒布法是以炭疽杆菌、伤寒杆菌等武器的粉末，撒布在前线或后方。

8．投下器的制造和应用：投下器为一种纸制圆筒，可由中央分开，筒腔分二、三隔，筒的上部附有特制降落伞，下部附以重锤或药夹，再由发火药至降落伞间连一细导火线。纸筒内装入感染鼠疫的鼠类十几只，再将已在该动物身上吸血的带茵跳蚤用薄纸包好，装进筒内。

在敌后方阵地、兵站基地或重要都市的上空投下时，纸筒落地，即分裂为二，小动物及跳蚤立刻逃避，纸筒下部的火药着火，沿导火线燃烧，圆筒与降落伞均被燃烧，不留一点痕迹。

9．浮游瓶的制造和使用方法：浮游瓶为一容积五公升左右的长颈瓶，盛以茵液，瓶口附以火药及钟表装置，仅使瓶口露出水面浮游。此器具用于攻击河川、沿海及船舶基地。如在河川，敌我阵地均沿河岸而我方在上游时，确认敌方欲饮此河水，或用之沐浴，即先测量水流速度，对好时针而浮游之，使能在敌方阵地附近火药爆炸，瓶自破而染污其河水。如为海水，则须测量潮流的速度、方向，然后施行。使用的细菌武器，在河川用痢疾、伤寒、霍乱等茵，在海水用霍乱弧菌最为适当。

亮平的这篇文章以1936年日军731部队正式建立时开会研究细菌战武器为开头，表明该文的细菌战理论知识是经过研究讨论而获得的。相较增田知贞提纲性讲稿《细菌战》，   亮平《细菌战争》补充了不少有关日本细菌战研究的新内容，为我们认识日本细菌战理论提供了不少新的信息：

第一，《细菌战争》的第一部分披露了1936年10月某日的“深夜会议”情况，说明日军细菌战研究机构已经建立，环境、条件都很好。证明其细菌战部队建立伊始，日军就开始了正规细菌战研究，而且确定有把握能使细菌成为武器，今后的任务就是如何把细菌变成有效的武器。

第二，《细菌战争》给出了细菌之所以能够成为有效武器的几个要件：一是增强细菌的毒力，并且缩短其潜伏期；二是制成易于处理其形态的菌台。为此确定研究几个主要课题：细菌武器的使用场合与方法研究、攻击器具研究、中间媒介物即动植物的培育方法研究。这一论述对于我们认识日本细菌战研究的初始水平具有独特的重要价值，即日本在建立研究机构之初，已经完全明确了所要研究的关键问题，从而加速了研究进程。

第三，《细菌战争》强调了资源贫乏的日本使用细菌武器具有特别意义，并且要求医生从事细菌战研究时抛除矛盾心理，理解和认识研究细菌战的重要意义，同时介绍了细菌武器化研究的成绩和成功情况。

第四，《细菌战争》重点介绍了鼠疫杆菌武器的研究团队、鼠疫杆菌的特征、鼠疫杆菌武器的使用方法，反映日本的细菌战理论把鼠疫杆菌武器摆在最为核心的位置，事实也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第五，《细菌战争》花了一半多的篇幅描述了跳蚤的培养（研究团队、研究方法及其技术），磁制炸弹的基本构造、爆炸力、杀伤原理和细菌种类，喷雾法和下雨法攻击的细菌武器种类、攻击目标和杀伤效力，投下器和浮游瓶的构造、使用、杀伤原理。不仅阐明了与鼠疫杆菌武器化密切相关的中介跳蚤的重要性，而且采用具体的数据解析了细菌攻击的技术和器具，从而表明了其细菌战理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第六，与《细菌战》一文不同的是，《细菌战争》没有提及实际战例，作者或许对日本的细菌战实际情况并不了解，或许在发表文章时有所顾虑。

最后，《细菌战争》全文没有就细菌武器的危害表达意见，只是陈述了细菌武器研究的大量数据和使用方法、杀伤效果，表现出纯粹的细菌战研究立场。

质而言之，增田知贞的《细菌战》讲稿与槲亮平的《细菌战争》文章，是反映二战时期日本细菌战理论的两部代表性著述。这两部著述在写作上各有特点。概括起来说，前者比较全面地阐述了细菌战概念、种类、特征、攻击目标、策略、技艺、措施等，具有讲座和普及知识的性质，其中有一半篇幅是讲述细菌武器的使用方法，是从培训的角度所作的知识介绍。后者则带有更强的专业性特征，着重从细菌武器特别是鼠疫杆菌武器人手展开论述，详尽地说明了细菌战的特殊性和细菌战的必要性、鼠疫杆菌武器的特别有效性、跳蚤的培养技术、磁制炸弹的工作原理，详细介绍了喷雾法和下雨法攻击所采用的细菌武器与技术要领及效果，还介绍了投下器、浮游瓶等特别的细菌攻击器具，说明了日本研究细菌战的基本思路，解释了医生参加细菌战研究的所谓“意义”，是从研究的角度作出的技术阐述。这两部著述互为补充，共同印证了当时日本细菌战理论的惊人水平。可以认为，增田知贞是细菌战军事专家，论述中侧重于战争中的进攻和防御，目的是培养细菌战队伍，其讲稿反映的是1942年的理论水平。而种亮平（尽管可能是化名）显然是细菌战武器专家，论述中侧重于细菌武器的研制和应用及其预计效果，其文章是战后的追述，反映的是整个侵华战争时期日军细菌战理论水平。
 

余论

日本的细菌战理论形成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实战检验而不断完善。2011年发现的《金子顺一论文集》，其中最重要的一篇论文是写于1943年12月14日的《PX效果测算法》，“PX”就是鼠疫跳蚤。该文研究了从1940年到1943年底日本实施的6次细菌战的作战效果，表明日本细菌战理论并没有止步于增田知贞的水平。之后，日军的细菌战研究在继续推进。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在1949年12月6日受审时供称：“同年（1944年）七月末，我阅读过当时第七三一部队长石井所作的书面报告，其中具体说明了‘石井式’细菌炸弹性能及其使用方法。这个报告也经我认可，其中所提办法也由我认准是有效的方法了。一九四五年春，当最有效细菌武器使用法的研究工作完成之后，接着又收到了陆军省要增加细菌武器生产的训令。”说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军界以石井四郎为首，仍在改进和发展其细菌战理论。

综观日本的细菌战理论，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第一，非法性。由于国际社会早已通过《海牙公约》（1907年）和《日内瓦议定书》（1925年）限制和禁止使用细菌武器，因此日本的细菌战理论是建立在非法基础上的。事实上，日本军界从一开始研究细菌战，就已经意识到了细菌战的非法性，从而充分利用细菌等微生物的肉眼不可见性，在绝密状态下进行细菌武器的研制，实施细菌武器的攻击。增田知贞在论述细菌战的特征时明确强调了细菌战的隐蔽性，只要使用很少量的细菌去攻击，就拥有巨大杀伤力，而且根本不易被发觉。同样，郴亮平在介绍投下器的制造和应用方法时解释说，在敌后方阵地、兵站基地或重要都市实施空投时，纸筒于落地时即分裂为二，装入的小动物及跳蚤立刻逃避，纸筒下部的火药着火，沿导火线燃烧，圆筒与降落伞均被烧毁，不留一点痕迹。

第二，侵略性。在石井四郎等人的言论中，日本研究细菌战是为了防备他国的细菌战，以免日本遭受挫败，于是建立所谓的“防疫研究室”，在侵华日军中广泛设立防疫给水部队。郴亮平的文章也设想敌人会使用细菌展开作战，所以要求医生研究防疫。而事实上，日本的细菌战研究绝非仅仅是“防疫”，石井四郎在游说军方研究细菌战时就鼓吹细菌战的杀伤力和对日本的有利性。增田知贞的讲稿中把细菌战的攻击目标无限扩大，就是为了达到消灭敌人、赢得战争的侵略目的。因为细菌战不可能在本国实施，只能在遭受侵略的国家实施，所以军国主义日本在侵略大而弱且人口众多的中国时，把细菌战提高到了重要的战略地位。

第三，残忍性。为了获得有效的细菌武器，日本的细菌战理论支持日军细菌部队长期用活人做实验材料，并且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其残忍性已经令人发指。何况将细菌武器广泛用于侵华战争，造成中国军队和无数无辜民众以及禽畜的染疫伤亡，留下数代人绝难忘却的心灵创痛。可以说，日本的细菌战理论是建立在难以估量的血淋淋的细菌试验和细菌武器攻击战果的所谓“数据”基础之上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细菌部队及其细菌战理论的残忍性达到了极致。